2013
本文发表于《新美术》2013年2月刊“思想”专题“影像vs景观”，原文题为“The Secret and the Transparent after Media Modernity”，此汉语版本为新译。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曾经写道：“保密，就是现代权力的核心。”国家的秘密造成一种特有的魔力，对那些建构它的人和那些迷惑于害怕这秘密被消解的人产生一种迷信的力量。今天，在媒体现代性之后，秘密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动荡。秘密现在有如装在一个满是危险的筛子里，在多重的网络中，必要的信息共享在这筛子里造成不断的渗漏。自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时代以来，这种共享被视为必要条件，信息的数码化分布增加了系统性的速率和效率。简言之，在我们这个时代，扩散至关重要，只有流通快速并被交换的信息才具有价值。某种意义上来说，信息一旦被收集，就会一直流动。泄漏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数码化信息模式根本的潜在性——这也是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当下的一个状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数码时代之后，国家的旧秘密越来越受制于其最终灭亡的时态延迟。现在秘密和现代泄密正一同与死亡危险共舞，就是说，秘密变成碎屑从国家这座大厦里泄露出去。谁的秘密还会是永恒的？然而，当消解的时刻到来时，权力会暂时瘫痪，剩余的权力会蔓延到事件之外。卡内蒂称这一秘密曝光的时刻为“一闪”，就像闪电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维基解密案，那是对一个大国的公开羞辱，是一场揭露真相的戏剧，我们都可以参与其中，即便是暂时的参与。就像读过卡内蒂似的，维基解密团队在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基于卡内蒂的洞察而写的著作《破相》（Defacement）中寻找的是，保密是“一项源于公开的秘密的发明”[1]。公开的秘密是“众所周知，但无法明说的”[2]。公开的秘密就是“已知的未知”（known-unknown），尽管有很好的隐藏策略，但所有这些公开的秘密一朝都会暴露。
如果说维基解密的时刻预示着继新媒体之后国家机密系统的稳定被打破的新时刻，那么印度的国家结构和政治权力在技术辅助之下曝光的方面也并未落后太多。但这个现象超越了国家政府，落到了人们身上。
正如孟买《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的一位作者写道：“与1970年代的社会不同，我们的社会机体是由漏洞定义的；一切都泄露了，从监控录像、窃听器，到遥远海滩上的裸体、书籍、音乐、药品和生命。秘密和泄密不再由国家管理；存在一种秘密的平均主义状态。”
秘密在印度如此脆弱，一个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起在全球化和快速发展的媒体现代性到来之后的新媒体景象。从1980年代的视频时代开始，到三十年后印度出现新的媒体地理，以及一片巨大的新的媒体体验区，媒体形式和平台的扩张一直相当活跃，家用录像系统（VHS）、盒式录音带、光盘（VCDs）、数码影碟（DVDs），以及无尽丰富的个性化媒体小工具，涵盖了从价格较高的跨国品牌到穷人使用的低成本的中国灰色软件。媒体基础设施的扩展，以及普遍的技术文化，无疑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在印度，现在大多数人都有手机，尽管这里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完善，但却是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社交媒体社区之一。更多的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通过周围形成的环境接触和传播技术媒体（电影、视频、音乐、印刷品、图像），与电影院这样的老场所穿插。在印度，即便不是所有地方，现在的媒体体验史无前例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某种程度上说，印度自1980年代以来发生的转变，其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1947年后官方对媒体持两面的态度：一方面，国家政权视广播和电视为教育机构，培养民众成为新的民族－文化公民；另一方面，电影和印刷品受制于不同的监管模式：出于教育和情感的可能性而动员起来，由一系列中间机制加以管理，包括审查代码、法院监管、进出口制度，这些机制仔细过滤外汇和新闻纸张／电影胶片的库存配额。媒体生产的地点有可识别的代表性制式：电影制片厂、国家广播电台、报社。人们只是接收经由这些站点过滤后的媒体。
今天，旧的模式似乎相当有限。有了手机之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媒体生产的源头——新媒体反过来又与线上社交网络、主流电视（通过“公民”新闻）以及文章、音乐和视频的点对点交流相联系。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信号发射器和媒体生产工具：社会活动家捕捉警察的暴行并抗议，普通人进入大众摄影的世界，又与朋友分享自己的照片。旧的媒体基础设施的大肆扩张使旧的政权控制模式陷入了混乱。数码现代性的档案热（我们在其中抓拍、存储和再流通图像）既影响着国家，也影响着民众。在媒体漏洞百出的情况下，国家信息规律而普遍地泄露：泄露的音频监控、秘密文件——所有这些都泄露出来都成为喂给媒体的“事件”。与世界上其他政府不同，印度政府已经诉诸数码存储系统来保存信息，包括音频监控和文本文件。政府信息一旦被数码化存储，就会定期出现在公共领域，或者被利用于政治和商业战争当中。首当其冲的是北印度政治家阿玛尔·辛格（Amar Singh）的一段对话录音，他打点高等法院法官，应付印度精英的各种性喜好和经济利益的声音尽数被人们听到。尽管最高法院停止了录音带的传播，但这些内容已经成了陶西格所说的“公开的秘密”，成为各种政治讨论的谈资。在最近一起耸人听闻的案件中，德里的游说者尼拉·拉迪亚（Nira Radia）的监控录音带被送给当地的新闻杂志。该录音带揭露了一条惊人的线索，内容牵涉到印度的重要公司、电信部长和当地记者，其目的是确定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信合同。现在这条被上传至网络的时长100小时的音频，为公众提供了一条戏剧性地进入政治和社会权力的通道。
在全球化的早些年，印度电视频道就开创了电视诱捕圈套（sting）的先河，就是由记者伪装成行贿者向公职人员行贿，用隐形摄像机拍摄下公职人员收受贿赂的过程，以此设套诱捕他们。早期的丑闻涉及军官，然后是议员。在随后的法庭案件中，记者们利用旧的警察诱捕合法判例法，为因公共利益而合法侵犯隐私进行辩护。信息透明观也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利益，而圈套是这一目的的一个重要工具。如今，设套诱捕已经成为所有人的惯用伎俩，政党会给竞争对手设套，全国各地的电视频道不仅诱捕公职人员，而且，还将信息透明运动转移到了普通民众身上，因此出现了性丑闻、骗局、耸人听闻的谋杀审判的圈套。在2007年夏天，德里的一家地方电视台设套，使一名学生指控老城的一名高中教师经营卖淫生意，之后，这一事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随即爆发了骚乱。原来，圈套本身是捏造的，该学生是电视台的一名员工，而视频是经过剪辑的。
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曾在2000年提出，数码文化，首要的是，其面貌是影片的，材料是数码的，并由软件驱动。尽管这种表述自有其洞见，但如果我们看看数码屏幕在南亚的普泛，它的局限性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由于无线电话，其数量现在已达数亿（存储和通信）。手机屏幕从滚动的文本显示、照片、游戏设计和视频中获取信息；无线电话本身与无线电晶体管模拟存储器相连。无线（智慧）手机功能更多；它已经成为一个发射机和媒体生产设备，随着低成本“智能”设备的出现，这一特征肯定会加强。数百万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业余摄影师和摄像师。电话网络及其之上的媒体流量大大超过了南亚的网络世界，随着成本进一步下降和手机处理器计算能力的提高，这一现象肯定还将持续发酵。今天，大量的图像、文本、声音、视频档案正通过手机出现，其中许多是由可能从未使用过电脑、录像机或照相机的下层民众制作的。
不断扩展的移动电话媒体网络已经周期性地导致一系列的环境混乱，这不仅凸显了沉浸在新媒体文化中的人们的力量和脆弱，也凸显了政府对媒体的管控问题。
自视频问世以来，1950年代印度的后独立政权的控制模式已经陷入长期瘫痪。随着视频对电影发行和影片展示模式的颠覆，审查制度的确定性已被根本侵蚀。政府之外的审查要求激增，包括遍及地区性的右翼团体、教科书和艺术展览，以及仍然存在政府控制的印刷出版物。
通过电话传播的数码视频和图像的病毒式扩散，周期性地暴露了现有控制机制的局限性。手机视频在过去的几年里暴露出个人性丑闻、政治恐怖和死亡、酷刑、警察暴行等问题。移动视频就是一个包含了被摧毁的生活、揭发文化、政治宣传的档案，指的就是我所说的混乱的数码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此类数码产品被指“篡改”，但它们作为“文件”存在，很少受到公众的质疑。这些多半是暂时的紧张局势，法院和政府不可能轻易应付。当判例法跟上来的时候，一个事件已经结束，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在后数码世界中，这个新的、自封的秘密反对者就是信息透明的口号。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想要信息透明，媒体、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政府现代化改造者、从左翼到右翼的信息活动分子、顾问、企业改革家、愤怒的电视主播、美联储，全都如此。信息透明是我们这个时代合法进步的口号，很像1950年代的规划，或者十年前的现代性——并且经常把社会活动家和政府改革者联系在一起。
信息透明是在全印度大规模推广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些举措包括与政府福利计划相联系的贫民窟居民生物识别卡；通过将城市土地与数码化产权计划相联系来清点城市土地；用于街道和社区调查的闭路电视平台；与全球定位系统驱动的道路机械相关联的大型交通数据库，以及由科技部（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资助的大型地理信息系统制图计划。除了最近将在全印度部署的国家身份识别计划，这些技术干预在任何后殖民社会都无可匹敌，它雄心勃勃，使世界各地许多此类计划相形见绌。新的技术方案已经触及信息民粹主义，贯穿活动分子、法官、精英管理者和自由现代化改革者。如果说后数码环境打破了政府对保密的旧垄断，那么信息透明和信息基础设施就显现出政府和民众之间一种永久可见的新的社会关系的争论。
信息透明最初起源于法国启蒙运动关于视觉、光和光学的理念。人们相信，光具有穿透黑暗空间的巨大力量。这种透明度的力量，正如福柯在他的《权力的眼睛》（Eye of Power）中指出的，在于看见的能力，而不是被看见。照明的诸般新策略是政治可见性的技术：统计、卫生、犯罪学和人文科学。在20世纪上半叶，信息透明作为一个概念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智慧，而不是19世纪那种旧的可见的政治的官方记录（optico-political register）。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信息透明的争论已经融入了更大范围的第三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
信息透明的伟大复兴发生在1990年代，是继1960年代和1970年代批判之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金融投机和大量旧人文科学丧失权威的十年。这是对不透明性的新源头以及法律理性主义的发现。新的对使隐者显的关注，变成了一系列不同的干预措施：赫尔南·德·索托（Hernan de Soto）主张用有形的财产权来动员他所谓的南方死（无形）资本；企业改革要求新的“透明的”财务披露模式；非政府组织活动分子要求移民、小额信贷在法律上的可见权和列举权，并采用新的归档形式。庞大的咨询队伍和新形式的专业知识涌现出来，致力于提取可以衡量效率的某种可见形式。这开启了一个定期进行机构审计、提交审查报告和由顾问制定新标准的时代，引向人类学家玛丽莲·斯塔瑟恩（Marilyn Stathern）所说的“透明的暴政”，即对实验性的和长期的可能性加以抑制，以标识可量化的标准。
印度身份识别项目（The UID project）：印度信息基础设施
1990年代印度信息透明倡议的早期支持者之一是企业家南丹·尼勒克尼（Nandan Nilekeni），他是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软件巨头信息系统科技公司（Infosys）的创始人之一。[3] 尼勒克尼是孟买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友，他和同事纳拉亚纳·穆尔蒂（N. R. Narayana Murthy）建立了信息系统科技公司，成为印度最成功的信息技术企业家之一。该公司得益于1990年代的信息技术繁荣，它与美国公司建立供应网络，并在2001年后继续扩张。从2003年起，尼勒克尼将自己定位于印度关于信息透明和经济转型的知识话语中心。尼勒克尼的父母都是费边社会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的资本主义市场信仰之旅代表了印度从1950年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全球化的过渡。尼勒克尼是一个自由市场原则和全球化的信奉者，他有句名言：“世界是平的。”这句话暗示着全球化后世界权力等式发生了变化——尼勒克尼的朋友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莱德曼（Thomas Freidman）就用这句话作了自己的书名。
2008年，尼勒克尼出版了《想象印度：一个复兴国家的理念》（Imagining India: The Idea of a Renewed Nation）。这本书在印度国内外的媒体上引发了狂热的评论；尼勒克尼参与了德里、班加罗尔以及欧美各地组织的图书巡回活动，活动范围涉及《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主办的讲座，到参演电视节目《每日秀》（Daily Show）的一个时段。对许多国际评论人士来说，尼勒克尼代表了新的后全球信息技术的精明的印度人，他口齿清晰，思维敏捷，致力于个人自由。
尼勒克尼有一个庞大的团队为他做广泛的研究，《想象印度》表达了他的公民自由思想的典型配方，他认为在不受干预的市场下，个人自由将随着国家构建的社会基础设施的繁荣而壮大。新秩序当中的公民身份将以信息透明制度为基础，经由不受阻碍地获得普遍身份来保障权利。尼勒克尼认为，印度的政府部门在技术上是孤立的，被文书工作堵塞，缺乏通用技术网格，服务交付瘫痪，效率低下。[4]
印度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通用的技术平台，而是每个公民具有普通身份证：
创建一个全印度公民的注册表，为他们各自分发一张唯一的身份证，并通过一套国家数据库将他们联系起来［……］这可以在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和更准确地确定服务目标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每个公民独有一个身份，也承认一项基本权利，即在该国“公认的存在权”，没有这一权利，印度的许多穷人就可能是无名的，被忽视的，政府也可能掩盖大规模的贫穷。[5]
尼勒克尼总结说，身份证系统将对印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没有人能要求拿走理应属于一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经济地位。”[6] 尼勒克尼引用了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早期部署IBM 705计算机系统的经验，简化和标准化记录，从而提高效率，这很快成为欧洲的榜样。执掌信息系统科技公司的尼勒克尼当然熟悉欧美的福利信息系统（这些系统的处理和管理经常被分包给印度公司）。《想象印度》提出，在个人自由、合理的信息系统和向穷人提供服务之间的联系中，在2005年后的几年里，一种发展政府管理新技术的精英共识新兴起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基于政治融入福利的旧“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全球化之后，数百万人进入有形经济（formal economy），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将“无形”（informal[Microsof1] ）的空间放大为“尚未”（not yet）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盲流人群的逃跑技术不仅被视为浪费的来源，还被视为潜在的犯罪和恐怖主义。“可数性”（Countability），与通过数码外表的可见性新形式一并，已经在当代印度关于现代化的新话语中占据首要位置。
2009年6月，印度总理邀请南丹·尼勒克尼加入新成立的印度身份证管理局（Unique Identification Authority of India，UIDAI）担任内阁级领导职务。当局将着手为所有居民建立一个普通身份识别（UID）。尼勒克尼辞去了他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职位，在脸书的告别帖里复述了他书中的许多论点：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接受这个任命。我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将穷人纳入其中的改革举措，在我的书中，我写到过，唯一身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步骤之一。给每个印度人一个唯一的身份号码，可以大大有助于实现直接利益，修复薄弱的公共输送系统，让穷人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教育和福利安全网络。当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总理给我机会领导印度身份证管理局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帮助我实现自己长期支持的理念。[7]
印度身份证管理局是自2005年以来在扩大社会福利计划的背景下成立的，其中包括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NREGA），该计划保障全印度大多数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至少有100天就业。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被广泛认为是国会重新掌权的一个要素。随着国会联盟重新掌权，全国农村教育和保健联盟计划包括城市地区，以及现有的社会项目，如全国扫盲计划（National Literacy Mission）和农村卫生计划（Rural Health Mission）。在这种环境下，信息化和信息技术支持的信息基础设施对担心稳定福利交付的精英们来说很是关键。[8]
近年来，印度各城市将福利计划与新的生物识别计划联系在一起。“9·11”事件后，生物识别技术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印度的科技公司积极地将其推向政府官员和安保机构。到2006年，生物识别技术开始在海德拉巴、浦那和德里的福利计划中流行起来。在德里城市贫民中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生物识别运动，名为“使命融合”（Mission Convergence），旨在记录未统计的城市人口，绕过福利支出的政治网络。这些确定城市贫困人口的新的努力将在全印度范围内与更大的唯一身份识别项目相结合。
想象可数性：唯一身份识别（UID）愿景文件
身份识别倡议是在20世纪印度既有的身份证明的历史实践背景下产生的。殖民政权在1930年代末建立了粮食配给的信息基础设施，根据战争经济和管理印度粮食短缺的需要进行复杂的分类。[9] 配给卡被推行给城市人口的不同类别，包括有能力的工人、政府公务员，以及通过授权商店管理的食品分发。
在后殖民时代的1950年代，马哈洛诺比斯博士（Dr. P. C Mahalonobis）领导的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将数据收集和采样标准化，并引入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10] 殖民地配给卡已经标准化，取消了多种分类，并启动了一个以家庭单位为基础的系统，覆盖选举的城市人口。就在1993年底，选举委员会启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身份识别计划，通过选民名册和摄像机给所有投票者拍照。尽管选举身份证项目的结果喜忧参半，但选举身份证已成为机场和法院中可识别的身份文件，作为身份的证明。随着全球化和数百万人进入正规金融经济，所得税部门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了永久账号（PAN）。
身份识别的确立旨在建立和规范印度国内所有现有的信息数据库。
2009年11月，在西姆拉（Shimla）举行的一次闭门学术会议上，身份识别权威机构发布了第一份愿景文件。尽管被标记为“机密”，但身份识别文件代表了继数码媒体之后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宏伟愿景。[11] 这份文件小心地将自己这个计划纳入效率、民主公民权与信息透明和可数权的联系这一条更大的轨道中，并在这一过程中部署新计算机技术。在各个层面上，尼勒克尼本人的干预在文件中都清晰可见。身份识别文件是一份工作文件，一旦进程开始，识别的实际操作将在未来几年显现。不过，身份识别文件为雄心勃勃的信息基础架构提供了一扇了解精英路线图的重要窗口。
身份识别号码将只是提供身份，而不管权利或公民权。印度身份证管理局的授权将限于发布与个人的人口统计和生物特征信息相关的唯一身份证明号码。身份识别将是身份的证明，而不是公民权利的证明，这显然有悖于尼勒克尼在书中所写的模式。此外，身份识别将与注册服务商（当地和其他政府机构）合作，将居民登记到其数据库中，并对其人口统计和生物特征信息进行适当的验证。身份识别认为标准化是将穷人纳入统计的一种引诱，而不是障碍。“统计局将确保［……］标准不会成为纳入穷人的障碍，并将制定适当的程序，以确保在不损害数据完整性的情况下将其包括在内。”[12]
印度身份证管理局将提供标准，使注册服务商在收集某些人口统计和生物特征信息时保持一致性。这些标准将由管理局组成的委员会最终确定。管理局将只收集居民的基本人口统计和生物特征信息，这一过程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需求驱动的”。
印度身份证管理局文件在其总结里表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印度将是第一个如此大规模地为其居民实施基于生物特征的唯一身份识别系统的国家。唯一身份标识将作为身份的通用证明，是允许居民在印度国内任何地方自我证明的证件。这将使印度政府对人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使其能够有效地找准目标，提供服务，实现更大的社会投资回报，并跟踪资金和资源在全国的流动。[13]
在一个大规模的金融普惠计划中，穷人将被要求开立银行账户，带有唯一身份识别代码的福利转账只能通过银行账户进行。该计划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切断印度穷人中庞大的现金经济，将他们与银行的金融网络联系起来。银行将访问唯一身份识别信息数据库并生成信用记录。
这里我们见证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一个自身信息容易被泄露的政权，启动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生物识别计划。
我们有可能把信息基础设施的新发展解读为全球化之后阶级分化和精英主张这更大一篇故事的功能性补充，一个本质上的政治编剧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同样，也有可能将这些视为推出可见性的新技术，这是21世纪的生命政治的扩张。
或者，也许我们可以添加第三个补充命题。尽管这些信息项目有着各种疯狂的谋划和技术拜物，但它们仍将自己定位为超越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城市人口被视为福利机制和控制技术的被动吸收者。他们现在面向的是积极生产媒体的人口，或者越来越多地涉及移动电话和媒体使用的信息基础设施。人们现在作为媒体的生产者、消费者和传播者参与进来。这改变了秘密与透明之舞。
不仅仅是国家，对于信息透明意识形态论者来说，新的被媒介化的人群才是秘密的来源。可视性的新技术试图揭开这个谜题，不仅仅是通过稳定它，还通过将不透明的能量引导至货币、消费、文件的有形结构当中。它最大的赌注是不断增长的人口活力，这些人口接近新兴的表达性媒体文化，这给了它颠覆权力的激进力量，以及可怕的弱点。除了我们最近看到大量通过手机摄影曝光的警方的严刑拷打和强占土地的行为，还有一个更大的关于后媒体人群崩溃的内心世界的档案也记录在手机上——这些信息到达社交网络，并在用户之间以闪电般的速度迅速传播。在这里，如卡内蒂所说，秘密被以一种可怕的规律爆料出来。
正是在这个世界的缕缕空隙之中，我们有可能看到信息透明的未来被斗争出来。
唐晓林 译
[1] Michael Taussig, Defacement: Public Secrecy and the Labor of the Nega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
[2] Ibid., p. 5.
[3] 尼勒克尼支持班加罗尔当地的议案，如加纳格拉哈（Janagraha），该议案试图在地方政府倡导基于信息透明的处理方案。关于加纳格拉哈的政治，请参见Benjamin and Bhuveneswari (2009)。
[4] Nandan Nilekeni, Imagining India: The Idea of a Renewed Nation,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P. 350.
[5] Ibid.
[6] Ibid. p. 354.
[7] 参见Nandan Nilekeni, http://www.facebook.com/notes.php?id=32842369434.
[8] 在尼勒克尼被宣布为印度身份证管理局长官的时候，一个政府消息人士明确地将身份识别与福利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确保实现开发目标而不会出现泄漏和盗窃。”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Nilekani-to-have-Cabinet-minister-rank-as-Identification-project-head-/articleshow/4701148.cms
[9] Sir Henry Knight, Food Administration in India, 1939-194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奈特在印度殖民统治后期为孟买建立了主要的配给制度。到1946年10月，殖民配给制度覆盖的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口超过1.5亿。同上，第189页。也参见：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No. 1023/IX, Food, Rationing, 1946-1948.
[10] 全国抽样调查是数据收集的主要机构。印度统计研究所很大程度上是马哈洛诺比斯一首缔造，从1950年代开始使用计算机。第一台计算机是英国制表机公司（BTM）出产的HEC-2M型号；后来，又采购了俄罗斯乌拉尔计算机（Ural）；1962年，HEC-2M和乌拉尔被用来设计下一代计算机，包括1962年印度的第一台本地产计算机“提夫拉克”（TIFRAC，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Automatic Computer）。传说切·格瓦拉就曾有兴趣为古巴计划行动部署印度提夫拉克。苏联乌拉尔现在摆在孟买尼赫鲁科学中心的博物馆里。
[11] Unique Identification Authority of India, Creating a unique identity number for every resident in India, Version 1.1, November, 2009.
[12] Ibid., p. 7.
[13] Ibid., p. 8.
本文发表于《新美术》2013年2月刊“思想”专题“影像vs景观”，原文题为“The Secret and the Transparent after Media Modernity”，此汉语版本为新译。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曾经写道：“保密，就是现代权力的核心。”国家的秘密造成一种特有的魔力，对那些建构它的人和那些迷惑于害怕这秘密被消解的人产生一种迷信的力量。今天，在媒体现代性之后，秘密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动荡。秘密现在有如装在一个满是危险的筛子里，在多重的网络中，必要的信息共享在这筛子里造成不断的渗漏。自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时代以来，这种共享被视为必要条件，信息的数码化分布增加了系统性的速率和效率。简言之，在我们这个时代，扩散至关重要，只有流通快速并被交换的信息才具有价值。某种意义上来说，信息一旦被收集，就会一直流动。泄漏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数码化信息模式根本的潜在性——这也是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当下的一个状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数码时代之后，国家的旧秘密越来越受制于其最终灭亡的时态延迟。现在秘密和现代泄密正一同与死亡危险共舞，就是说，秘密变成碎屑从国家这座大厦里泄露出去。谁的秘密还会是永恒的？然而，当消解的时刻到来时，权力会暂时瘫痪，剩余的权力会蔓延到事件之外。卡内蒂称这一秘密曝光的时刻为“一闪”，就像闪电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维基解密案，那是对一个大国的公开羞辱，是一场揭露真相的戏剧，我们都可以参与其中，即便是暂时的参与。就像读过卡内蒂似的，维基解密团队在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基于卡内蒂的洞察而写的著作《破相》（Defacement）中寻找的是，保密是“一项源于公开的秘密的发明”[1]。公开的秘密是“众所周知，但无法明说的”[2]。公开的秘密就是“已知的未知”（known-unknown），尽管有很好的隐藏策略，但所有这些公开的秘密一朝都会暴露。
如果说维基解密的时刻预示着继新媒体之后国家机密系统的稳定被打破的新时刻，那么印度的国家结构和政治权力在技术辅助之下曝光的方面也并未落后太多。但这个现象超越了国家政府，落到了人们身上。
正如孟买《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的一位作者写道：“与1970年代的社会不同，我们的社会机体是由漏洞定义的；一切都泄露了，从监控录像、窃听器，到遥远海滩上的裸体、书籍、音乐、药品和生命。秘密和泄密不再由国家管理；存在一种秘密的平均主义状态。”
秘密在印度如此脆弱，一个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起在全球化和快速发展的媒体现代性到来之后的新媒体景象。从1980年代的视频时代开始，到三十年后印度出现新的媒体地理，以及一片巨大的新的媒体体验区，媒体形式和平台的扩张一直相当活跃，家用录像系统（VHS）、盒式录音带、光盘（VCDs）、数码影碟（DVDs），以及无尽丰富的个性化媒体小工具，涵盖了从价格较高的跨国品牌到穷人使用的低成本的中国灰色软件。媒体基础设施的扩展，以及普遍的技术文化，无疑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在印度，现在大多数人都有手机，尽管这里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完善，但却是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社交媒体社区之一。更多的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通过周围形成的环境接触和传播技术媒体（电影、视频、音乐、印刷品、图像），与电影院这样的老场所穿插。在印度，即便不是所有地方，现在的媒体体验史无前例地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某种程度上说，印度自1980年代以来发生的转变，其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1947年后官方对媒体持两面的态度：一方面，国家政权视广播和电视为教育机构，培养民众成为新的民族－文化公民；另一方面，电影和印刷品受制于不同的监管模式：出于教育和情感的可能性而动员起来，由一系列中间机制加以管理，包括审查代码、法院监管、进出口制度，这些机制仔细过滤外汇和新闻纸张／电影胶片的库存配额。媒体生产的地点有可识别的代表性制式：电影制片厂、国家广播电台、报社。人们只是接收经由这些站点过滤后的媒体。
今天，旧的模式似乎相当有限。有了手机之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媒体生产的源头——新媒体反过来又与线上社交网络、主流电视（通过“公民”新闻）以及文章、音乐和视频的点对点交流相联系。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信号发射器和媒体生产工具：社会活动家捕捉警察的暴行并抗议，普通人进入大众摄影的世界，又与朋友分享自己的照片。旧的媒体基础设施的大肆扩张使旧的政权控制模式陷入了混乱。数码现代性的档案热（我们在其中抓拍、存储和再流通图像）既影响着国家，也影响着民众。在媒体漏洞百出的情况下，国家信息规律而普遍地泄露：泄露的音频监控、秘密文件——所有这些都泄露出来都成为喂给媒体的“事件”。与世界上其他政府不同，印度政府已经诉诸数码存储系统来保存信息，包括音频监控和文本文件。政府信息一旦被数码化存储，就会定期出现在公共领域，或者被利用于政治和商业战争当中。首当其冲的是北印度政治家阿玛尔·辛格（Amar Singh）的一段对话录音，他打点高等法院法官，应付印度精英的各种性喜好和经济利益的声音尽数被人们听到。尽管最高法院停止了录音带的传播，但这些内容已经成了陶西格所说的“公开的秘密”，成为各种政治讨论的谈资。在最近一起耸人听闻的案件中，德里的游说者尼拉·拉迪亚（Nira Radia）的监控录音带被送给当地的新闻杂志。该录音带揭露了一条惊人的线索，内容牵涉到印度的重要公司、电信部长和当地记者，其目的是确定一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信合同。现在这条被上传至网络的时长100小时的音频，为公众提供了一条戏剧性地进入政治和社会权力的通道。
在全球化的早些年，印度电视频道就开创了电视诱捕圈套（sting）的先河，就是由记者伪装成行贿者向公职人员行贿，用隐形摄像机拍摄下公职人员收受贿赂的过程，以此设套诱捕他们。早期的丑闻涉及军官，然后是议员。在随后的法庭案件中，记者们利用旧的警察诱捕合法判例法，为因公共利益而合法侵犯隐私进行辩护。信息透明观也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利益，而圈套是这一目的的一个重要工具。如今，设套诱捕已经成为所有人的惯用伎俩，政党会给竞争对手设套，全国各地的电视频道不仅诱捕公职人员，而且，还将信息透明运动转移到了普通民众身上，因此出现了性丑闻、骗局、耸人听闻的谋杀审判的圈套。在2007年夏天，德里的一家地方电视台设套，使一名学生指控老城的一名高中教师经营卖淫生意，之后，这一事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随即爆发了骚乱。原来，圈套本身是捏造的，该学生是电视台的一名员工，而视频是经过剪辑的。
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曾在2000年提出，数码文化，首要的是，其面貌是影片的，材料是数码的，并由软件驱动。尽管这种表述自有其洞见，但如果我们看看数码屏幕在南亚的普泛，它的局限性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由于无线电话，其数量现在已达数亿（存储和通信）。手机屏幕从滚动的文本显示、照片、游戏设计和视频中获取信息；无线电话本身与无线电晶体管模拟存储器相连。无线（智慧）手机功能更多；它已经成为一个发射机和媒体生产设备，随着低成本“智能”设备的出现，这一特征肯定会加强。数百万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业余摄影师和摄像师。电话网络及其之上的媒体流量大大超过了南亚的网络世界，随着成本进一步下降和手机处理器计算能力的提高，这一现象肯定还将持续发酵。今天，大量的图像、文本、声音、视频档案正通过手机出现，其中许多是由可能从未使用过电脑、录像机或照相机的下层民众制作的。
不断扩展的移动电话媒体网络已经周期性地导致一系列的环境混乱，这不仅凸显了沉浸在新媒体文化中的人们的力量和脆弱，也凸显了政府对媒体的管控问题。
自视频问世以来，1950年代印度的后独立政权的控制模式已经陷入长期瘫痪。随着视频对电影发行和影片展示模式的颠覆，审查制度的确定性已被根本侵蚀。政府之外的审查要求激增，包括遍及地区性的右翼团体、教科书和艺术展览，以及仍然存在政府控制的印刷出版物。
通过电话传播的数码视频和图像的病毒式扩散，周期性地暴露了现有控制机制的局限性。手机视频在过去的几年里暴露出个人性丑闻、政治恐怖和死亡、酷刑、警察暴行等问题。移动视频就是一个包含了被摧毁的生活、揭发文化、政治宣传的档案，指的就是我所说的混乱的数码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此类数码产品被指“篡改”，但它们作为“文件”存在，很少受到公众的质疑。这些多半是暂时的紧张局势，法院和政府不可能轻易应付。当判例法跟上来的时候，一个事件已经结束，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在后数码世界中，这个新的、自封的秘密反对者就是信息透明的口号。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想要信息透明，媒体、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政府现代化改造者、从左翼到右翼的信息活动分子、顾问、企业改革家、愤怒的电视主播、美联储，全都如此。信息透明是我们这个时代合法进步的口号，很像1950年代的规划，或者十年前的现代性——并且经常把社会活动家和政府改革者联系在一起。
信息透明是在全印度大规模推广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些举措包括与政府福利计划相联系的贫民窟居民生物识别卡；通过将城市土地与数码化产权计划相联系来清点城市土地；用于街道和社区调查的闭路电视平台；与全球定位系统驱动的道路机械相关联的大型交通数据库，以及由科技部（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资助的大型地理信息系统制图计划。除了最近将在全印度部署的国家身份识别计划，这些技术干预在任何后殖民社会都无可匹敌，它雄心勃勃，使世界各地许多此类计划相形见绌。新的技术方案已经触及信息民粹主义，贯穿活动分子、法官、精英管理者和自由现代化改革者。如果说后数码环境打破了政府对保密的旧垄断，那么信息透明和信息基础设施就显现出政府和民众之间一种永久可见的新的社会关系的争论。
信息透明最初起源于法国启蒙运动关于视觉、光和光学的理念。人们相信，光具有穿透黑暗空间的巨大力量。这种透明度的力量，正如福柯在他的《权力的眼睛》（Eye of Power）中指出的，在于看见的能力，而不是被看见。照明的诸般新策略是政治可见性的技术：统计、卫生、犯罪学和人文科学。在20世纪上半叶，信息透明作为一个概念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智慧，而不是19世纪那种旧的可见的政治的官方记录（optico-political register）。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信息透明的争论已经融入了更大范围的第三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
信息透明的伟大复兴发生在1990年代，是继1960年代和1970年代批判之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金融投机和大量旧人文科学丧失权威的十年。这是对不透明性的新源头以及法律理性主义的发现。新的对使隐者显的关注，变成了一系列不同的干预措施：赫尔南·德·索托（Hernan de Soto）主张用有形的财产权来动员他所谓的南方死（无形）资本；企业改革要求新的“透明的”财务披露模式；非政府组织活动分子要求移民、小额信贷在法律上的可见权和列举权，并采用新的归档形式。庞大的咨询队伍和新形式的专业知识涌现出来，致力于提取可以衡量效率的某种可见形式。这开启了一个定期进行机构审计、提交审查报告和由顾问制定新标准的时代，引向人类学家玛丽莲·斯塔瑟恩（Marilyn Stathern）所说的“透明的暴政”，即对实验性的和长期的可能性加以抑制，以标识可量化的标准。
印度身份识别项目（The UID project）：印度信息基础设施
1990年代印度信息透明倡议的早期支持者之一是企业家南丹·尼勒克尼（Nandan Nilekeni），他是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软件巨头信息系统科技公司（Infosys）的创始人之一。[3] 尼勒克尼是孟买印度理工学院的校友，他和同事纳拉亚纳·穆尔蒂（N. R. Narayana Murthy）建立了信息系统科技公司，成为印度最成功的信息技术企业家之一。该公司得益于1990年代的信息技术繁荣，它与美国公司建立供应网络，并在2001年后继续扩张。从2003年起，尼勒克尼将自己定位于印度关于信息透明和经济转型的知识话语中心。尼勒克尼的父母都是费边社会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的资本主义市场信仰之旅代表了印度从1950年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全球化的过渡。尼勒克尼是一个自由市场原则和全球化的信奉者，他有句名言：“世界是平的。”这句话暗示着全球化后世界权力等式发生了变化——尼勒克尼的朋友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莱德曼（Thomas Freidman）就用这句话作了自己的书名。
2008年，尼勒克尼出版了《想象印度：一个复兴国家的理念》（Imagining India: The Idea of a Renewed Nation）。这本书在印度国内外的媒体上引发了狂热的评论；尼勒克尼参与了德里、班加罗尔以及欧美各地组织的图书巡回活动，活动范围涉及《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主办的讲座，到参演电视节目《每日秀》（Daily Show）的一个时段。对许多国际评论人士来说，尼勒克尼代表了新的后全球信息技术的精明的印度人，他口齿清晰，思维敏捷，致力于个人自由。
尼勒克尼有一个庞大的团队为他做广泛的研究，《想象印度》表达了他的公民自由思想的典型配方，他认为在不受干预的市场下，个人自由将随着国家构建的社会基础设施的繁荣而壮大。新秩序当中的公民身份将以信息透明制度为基础，经由不受阻碍地获得普遍身份来保障权利。尼勒克尼认为，印度的政府部门在技术上是孤立的，被文书工作堵塞，缺乏通用技术网格，服务交付瘫痪，效率低下。[4]
印度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通用的技术平台，而是每个公民具有普通身份证：
创建一个全印度公民的注册表，为他们各自分发一张唯一的身份证，并通过一套国家数据库将他们联系起来［……］这可以在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和更准确地确定服务目标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每个公民独有一个身份，也承认一项基本权利，即在该国“公认的存在权”，没有这一权利，印度的许多穷人就可能是无名的，被忽视的，政府也可能掩盖大规模的贫穷。[5]
尼勒克尼总结说，身份证系统将对印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没有人能要求拿走理应属于一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经济地位。”[6] 尼勒克尼引用了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早期部署IBM 705计算机系统的经验，简化和标准化记录，从而提高效率，这很快成为欧洲的榜样。执掌信息系统科技公司的尼勒克尼当然熟悉欧美的福利信息系统（这些系统的处理和管理经常被分包给印度公司）。《想象印度》提出，在个人自由、合理的信息系统和向穷人提供服务之间的联系中，在2005年后的几年里，一种发展政府管理新技术的精英共识新兴起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基于政治融入福利的旧“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全球化之后，数百万人进入有形经济（formal economy），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将“无形”（informal[Microsof1] ）的空间放大为“尚未”（not yet）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盲流人群的逃跑技术不仅被视为浪费的来源，还被视为潜在的犯罪和恐怖主义。“可数性”（Countability），与通过数码外表的可见性新形式一并，已经在当代印度关于现代化的新话语中占据首要位置。
2009年6月，印度总理邀请南丹·尼勒克尼加入新成立的印度身份证管理局（Unique Identification Authority of India，UIDAI）担任内阁级领导职务。当局将着手为所有居民建立一个普通身份识别（UID）。尼勒克尼辞去了他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职位，在脸书的告别帖里复述了他书中的许多论点：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接受这个任命。我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将穷人纳入其中的改革举措，在我的书中，我写到过，唯一身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步骤之一。给每个印度人一个唯一的身份号码，可以大大有助于实现直接利益，修复薄弱的公共输送系统，让穷人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教育和福利安全网络。当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总理给我机会领导印度身份证管理局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帮助我实现自己长期支持的理念。[7]
印度身份证管理局是自2005年以来在扩大社会福利计划的背景下成立的，其中包括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NREGA），该计划保障全印度大多数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至少有100天就业。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被广泛认为是国会重新掌权的一个要素。随着国会联盟重新掌权，全国农村教育和保健联盟计划包括城市地区，以及现有的社会项目，如全国扫盲计划（National Literacy Mission）和农村卫生计划（Rural Health Mission）。在这种环境下，信息化和信息技术支持的信息基础设施对担心稳定福利交付的精英们来说很是关键。[8]
近年来，印度各城市将福利计划与新的生物识别计划联系在一起。“9·11”事件后，生物识别技术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印度的科技公司积极地将其推向政府官员和安保机构。到2006年，生物识别技术开始在海德拉巴、浦那和德里的福利计划中流行起来。在德里城市贫民中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生物识别运动，名为“使命融合”（Mission Convergence），旨在记录未统计的城市人口，绕过福利支出的政治网络。这些确定城市贫困人口的新的努力将在全印度范围内与更大的唯一身份识别项目相结合。
想象可数性：唯一身份识别（UID）愿景文件
身份识别倡议是在20世纪印度既有的身份证明的历史实践背景下产生的。殖民政权在1930年代末建立了粮食配给的信息基础设施，根据战争经济和管理印度粮食短缺的需要进行复杂的分类。[9] 配给卡被推行给城市人口的不同类别，包括有能力的工人、政府公务员，以及通过授权商店管理的食品分发。
在后殖民时代的1950年代，马哈洛诺比斯博士（Dr. P. C Mahalonobis）领导的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将数据收集和采样标准化，并引入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10] 殖民地配给卡已经标准化，取消了多种分类，并启动了一个以家庭单位为基础的系统，覆盖选举的城市人口。就在1993年底，选举委员会启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身份识别计划，通过选民名册和摄像机给所有投票者拍照。尽管选举身份证项目的结果喜忧参半，但选举身份证已成为机场和法院中可识别的身份文件，作为身份的证明。随着全球化和数百万人进入正规金融经济，所得税部门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了永久账号（PAN）。
身份识别的确立旨在建立和规范印度国内所有现有的信息数据库。
2009年11月，在西姆拉（Shimla）举行的一次闭门学术会议上，身份识别权威机构发布了第一份愿景文件。尽管被标记为“机密”，但身份识别文件代表了继数码媒体之后的信息基础设施的宏伟愿景。[11] 这份文件小心地将自己这个计划纳入效率、民主公民权与信息透明和可数权的联系这一条更大的轨道中，并在这一过程中部署新计算机技术。在各个层面上，尼勒克尼本人的干预在文件中都清晰可见。身份识别文件是一份工作文件，一旦进程开始，识别的实际操作将在未来几年显现。不过，身份识别文件为雄心勃勃的信息基础架构提供了一扇了解精英路线图的重要窗口。
身份识别号码将只是提供身份，而不管权利或公民权。印度身份证管理局的授权将限于发布与个人的人口统计和生物特征信息相关的唯一身份证明号码。身份识别将是身份的证明，而不是公民权利的证明，这显然有悖于尼勒克尼在书中所写的模式。此外，身份识别将与注册服务商（当地和其他政府机构）合作，将居民登记到其数据库中，并对其人口统计和生物特征信息进行适当的验证。身份识别认为标准化是将穷人纳入统计的一种引诱，而不是障碍。“统计局将确保［……］标准不会成为纳入穷人的障碍，并将制定适当的程序，以确保在不损害数据完整性的情况下将其包括在内。”[12]
印度身份证管理局将提供标准，使注册服务商在收集某些人口统计和生物特征信息时保持一致性。这些标准将由管理局组成的委员会最终确定。管理局将只收集居民的基本人口统计和生物特征信息，这一过程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需求驱动的”。
印度身份证管理局文件在其总结里表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印度将是第一个如此大规模地为其居民实施基于生物特征的唯一身份识别系统的国家。唯一身份标识将作为身份的通用证明，是允许居民在印度国内任何地方自我证明的证件。这将使印度政府对人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使其能够有效地找准目标，提供服务，实现更大的社会投资回报，并跟踪资金和资源在全国的流动。[13]
在一个大规模的金融普惠计划中，穷人将被要求开立银行账户，带有唯一身份识别代码的福利转账只能通过银行账户进行。该计划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切断印度穷人中庞大的现金经济，将他们与银行的金融网络联系起来。银行将访问唯一身份识别信息数据库并生成信用记录。
这里我们见证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一个自身信息容易被泄露的政权，启动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生物识别计划。
我们有可能把信息基础设施的新发展解读为全球化之后阶级分化和精英主张这更大一篇故事的功能性补充，一个本质上的政治编剧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同样，也有可能将这些视为推出可见性的新技术，这是21世纪的生命政治的扩张。
或者，也许我们可以添加第三个补充命题。尽管这些信息项目有着各种疯狂的谋划和技术拜物，但它们仍将自己定位为超越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城市人口被视为福利机制和控制技术的被动吸收者。他们现在面向的是积极生产媒体的人口，或者越来越多地涉及移动电话和媒体使用的信息基础设施。人们现在作为媒体的生产者、消费者和传播者参与进来。这改变了秘密与透明之舞。
不仅仅是国家，对于信息透明意识形态论者来说，新的被媒介化的人群才是秘密的来源。可视性的新技术试图揭开这个谜题，不仅仅是通过稳定它，还通过将不透明的能量引导至货币、消费、文件的有形结构当中。它最大的赌注是不断增长的人口活力，这些人口接近新兴的表达性媒体文化，这给了它颠覆权力的激进力量，以及可怕的弱点。除了我们最近看到大量通过手机摄影曝光的警方的严刑拷打和强占土地的行为，还有一个更大的关于后媒体人群崩溃的内心世界的档案也记录在手机上——这些信息到达社交网络，并在用户之间以闪电般的速度迅速传播。在这里，如卡内蒂所说，秘密被以一种可怕的规律爆料出来。
正是在这个世界的缕缕空隙之中，我们有可能看到信息透明的未来被斗争出来。
唐晓林 译
[1] Michael Taussig, Defacement: Public Secrecy and the Labor of the Nega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
[2] Ibid., p. 5.
[3] 尼勒克尼支持班加罗尔当地的议案，如加纳格拉哈（Janagraha），该议案试图在地方政府倡导基于信息透明的处理方案。关于加纳格拉哈的政治，请参见Benjamin and Bhuveneswari (2009)。
[4] Nandan Nilekeni, Imagining India: The Idea of a Renewed Nation,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P. 350.
[5] Ibid.
[6] Ibid. p. 354.
[7] 参见Nandan Nilekeni, http://www.facebook.com/notes.php?id=32842369434.
[8] 在尼勒克尼被宣布为印度身份证管理局长官的时候，一个政府消息人士明确地将身份识别与福利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确保实现开发目标而不会出现泄漏和盗窃。”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Nilekani-to-have-Cabinet-minister-rank-as-Identification-project-head-/articleshow/4701148.cms
[9] Sir Henry Knight, Food Administration in India, 1939-194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奈特在印度殖民统治后期为孟买建立了主要的配给制度。到1946年10月，殖民配给制度覆盖的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口超过1.5亿。同上，第189页。也参见：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No. 1023/IX, Food, Rationing, 1946-1948.
[10] 全国抽样调查是数据收集的主要机构。印度统计研究所很大程度上是马哈洛诺比斯一首缔造，从1950年代开始使用计算机。第一台计算机是英国制表机公司（BTM）出产的HEC-2M型号；后来，又采购了俄罗斯乌拉尔计算机（Ural）；1962年，HEC-2M和乌拉尔被用来设计下一代计算机，包括1962年印度的第一台本地产计算机“提夫拉克”（TIFRAC，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Automatic Computer）。传说切·格瓦拉就曾有兴趣为古巴计划行动部署印度提夫拉克。苏联乌拉尔现在摆在孟买尼赫鲁科学中心的博物馆里。
[11] Unique Identification Authority of India, Creating a unique identity number for every resident in India, Version 1.1, November, 2009.
[12] Ibid., p. 7.
[13] Ibid., 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