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修订前的一个版本题为“2001年9月11日之前和之后的美国和东亚”（The U.S. and East Asia,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2001），发表于日本亚洲政经学会（Japan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亚洲研究》（Aziya Kenkyu）第50卷第2期，第24－33页。本文汉译已收录出版于陈光兴、张颂仁、高世明主编《后／殖民知识状况》，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

一个世纪前，主要围绕着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就当代帝国主义问题曾有过一次热烈的讨论。虽然他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但是在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经典的著作中，他发现之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帝国主义源自资本集中之后出现的寡头或垄断权力，它直接否定了竞争资本主义所倡导的自由理想；第二，这种强大的垄断实体所造成的过度的政治影响导致了帝国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张主义，违背了自由民主的理念。

列宁曾经吸收霍布森和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关于现代金融资本（牵涉到银行与工业垄断者的联合体）的分析，发展出了自己犀利的论述，第三国际后来正是因此而反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国族忠诚的立场。延续马克思的说法，他指出，资本主义内在的集中化和中央化的倾向意味着霍布森所说的帝国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演进的结果，而非是霍布森所认为的是资本主义的畸变。

后来，列宁继续指出，虽然帝国主义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首要的斗争任务是社会主义，但是为了民族解放而反帝，却是那些殖民与半殖民地的首要任务。民族解放的斗争可能会带来各个阶层参与的反殖民同盟。[1] 众所周知，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之后就提到帝国主义其实是前资本主义的返祖现象（atavism），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而消失。

在当代，讨论帝国主义和帝国的语境已经十分不同。从某些角度来看，“二战”后的帝国主义与战前殖民帝国已经相当不一样。虽然一些连续性体现在了“新殖民主义”的说法中，但非连续性的方面也被“后殖民主义”一词的早期用法所承认。

毕竟，战后的美国霸权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冷战格局和马歇尔计划，而非“炮舰外交”或者是其同时代的，或是后来的对等物。美国在军事等方面的海外扩张历史长达两个多世纪，而从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开始的直接的美国殖民主义本身，并不能否认美国霸权诸多随时间而变化的新的方面。近期学术界从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重新思考帝国主义——比如“网络霸权”（network hegemony）和跨国公司共谋——的尝试不应该掩盖美国霸权的不断变化的现实，尤其是从冷战结束后开始的变化。

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同时拥抱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霍布森采用自由主义来反对寡头经济的后果和垄断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后两者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对自由主义理念的否定。所以，从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同时推行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是两相一致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当代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坚持经济的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却不反对现代寡头企业的出现、整合和政治影响力——这常常是通过对私有产权的强调进行的。因此，从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视角而言，当代经济新自由者可以被认为是不连续的、自相矛盾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

一些经济新自由主义者并非政治自由主义者，尽管近期很多政治的论述总体上倾向于把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很多人依然坚持政府应该逐渐退出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功能、权力和影响力。然而，很多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机构并不坚持自由的政治制度和过程，声称政治干预并非其职责所在。难怪经济自由主义在种种不自由的条件下被强加于人，结果往往增进了外国企业的经济利益。然而，对于当代经济帝国主义来说，非自由的政治状况并非是必然的，而且很可能恰恰不是它的首选的政治方案。毕竟，基于共识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with consent），或者说葛兰西所说的霸权（Gramscian hegemony），通常被认为远比当代殖民主义成本低、问题少。

近期重燃的对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兴趣乃是受到了近期的事态发展的影响。它始于冷战中西方阵营的完胜和现存国家社会主义的显而易见的消亡。这种政治胜利通常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相关联，其中包括对经济自由化的乐观态度，包括那种被称为“全球化”的跨国和跨境的组成部分。这些都会在后文进行讨论。但是，其中最紧迫的冲动则是来自于“9·11事件”之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众所周知，这不仅成为军事入侵阿富汗和伊朗的正当借口，也使国际对峙更趋严峻，这部分地表现在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之中。

需要明确的是，单边主义并不是一些评论家有时所说的孤立主义。布什政府也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有时摇摆于可欲、可能和可行时的单边主义和不可避免或势在必行时的多边主义。一些人觉得这是一种“硬柿子、软柿子”的策略，正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所采用的那样，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为了联合支持第二届布什政府的不同派别所必须的。

而所谓“新保守主义”的阴暗的（即便不是凶恶的）崛起，常在这一语境中被提及。可以理解，“新保守主义者们”自称是政治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拥抱自由民主的政治方案——至少对于中东是这样——并且试图撇清与法西斯主义者的贵族保守资助，以及其他亲美的独裁者和反动派（在里根和老布什政权那里常常见到）的关系。但众所周知，他们从不迟疑于与那些支持利库德党的内塔尼亚胡派的人士结盟。

很清楚，所有这些造就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许多旧的同盟正处于压力之下，联盟或被建起来或被抛弃，以适应新的发展。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新的局势给无论是以直接单边主义占领的形式（即便是以那种从未被充分说明的“自愿联盟”的形式），或是牵涉一些多边管理的形式（比如北约和联合国）进行的帝国主义支配提供了新的合理性。

毫无疑问，国际不平等和支配的借口久而有之，但在过去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在西方英语国家新右翼霸权的复苏（比如重新燃起的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失败国家”、“吸血鬼国家”、“流氓国家”等说法的热衷），又有了一轮可觉察到的复兴。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原先欢欣鼓舞的福山的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论调很快就让位于伯纳德·刘易斯－塞缪尔·亨廷顿（Bernard Lewis-Samuel Huntington）关于犹太－基督教北大西洋西方（Judaeo-Christian North Atlantic West，这是一个近期的发明，我们假设它存在）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文明的冲突”的警告。[2] 所谓的其他地方当然主要是指当时经济发展迅速、表面上信奉儒教的东亚国家（先是由日本领衔，而后是中国），还有被自己的老亚伯拉罕弟兄轻易断绝关系的伊斯兰教。

我不想停留在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之内，而是觉得有必要回到经济领域，考虑一下近期的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加强或者削弱了国际支配和国际剥削的关系。虽然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并不存在想当然的、简单的关系，尤其是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要大于经济考虑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尽管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依然存活无恙。

可以肯定的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要早于当今关于帝国的讨论，并且在此被理解为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和重组的结果。这种关于资本积累的认识，考虑到了其不断变化的特性，它和科技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关系。这样一种关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很明显地受到了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的开创性作品的影响，它也影响了其他人，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这种观点将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或寡头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也认识到帝国主义发展的过程、机制和制度在所谓“漫长的20世纪”发生了多少变化。就是说，帝国主义不仅和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相关，也与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更早期的全球化过程相关。通过把它确认为寡头资本主义，这一看法将现代帝国主义与早先的与其他经济制度相关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区分。殖民主义的结束，战后的黄金时期，国际经济专业化的巨大变化，各种致力于多边机构建设的严肃的努力，消除国际不平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与全球化相关的各类发展，都深刻改变了作为当代帝国主义特征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我在文章的下一部分会谈到，很多我们现在所说的在国际层面开展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是在加强并且深化当代帝国主义。早期的社会危机和劳工运动推动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促进了非洲和亚洲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拓展了福利国家的可能性和发展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干预，它们规制了资本积累，但从未破坏它。

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并非是史无前例的。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初期，一些与被霍布森和列宁称为帝国主义的现象有关的跨境流动（比如劳工），其影响力即便不是在绝对的意义上，也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要超越当代的流动。的确，这两个时期存在着许多其他重要的差异，但是没有一样能够从根本上否定现阶段仍然具有经济帝国主义特征这一论断。

帝国主义和全球化

我们很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现代经济全球化是如何深化帝国主义的。必须指出，全球化对不同群体的意义完全不同。近期的经济全球化中至少有五个方面有助于加强外在的经济支配，其中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自由化、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事实上，这种经济自由化所涉及的是再管制（re-regulation），而非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而在知识产权和新的制度性经济治理两个领域，管制被清清楚楚地，而且是毫不含糊地得到了加强。

外国直接投资（FDI）

外国直接投资的高额回报率被普遍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些巨额的回报通常被新自由主义者解释为包括了给予在国外投资的高风险的回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类投资能够确保高回报是因为它们常与垄断权力和政治影响力联系在一起。用主流经济术语来说，就是外国直接投资能更好地捕获租金（Khan and Jomo, 2000），或者换种说法就是：它能获得更大的盈余或者超额利润。这取决于你喜欢使用什么术语。

随着战前的殖民帝国在战后的消亡，以及相应市场渠道的不断开放，对公司的微观经济分析被拓展到对国际、多国和跨国企业的考量。于是，对FDI的分析也开始在公司扩张的利益和动力，以及对不断变化的资本积累迫切性的回应的角度得到拓展和重估。这些分析包括了从“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和（生产的）“成本考虑”的角度对竞争和竞争力的分析。

在经济学文献中，关于FDI的优点和缺点的争论长期无法达成共识。但是大家基本认同，相比于公司合并、收购和利润再投资等FDI形式，“绿地投资”（green-field FDI）更容易带来经济发展。然而，人们常常夸大FDI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近期。比如，这种FDI在东亚奇迹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它仅仅贡献了不到2%的本地资本形成总额（gross domestic capital formation），相比之下，它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占5-6%，而在马来西亚则高达两位数的百分比。

在1997年、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人们承认，由于变得更加依赖于FDI并受其主导，这一地区的工业实力被大大削弱了。外国工业主导的经济模式也意味着当地的公共政策不得不受制于金融食利者的利益诉求，这导致了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堪一击。[3]

1999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显示，20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的FDI投资是在企业并购上（M&As），而非那些可以促进新兴生产力和经济能力的“绿地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并购偏重于收购领域，且尤其集中在不景气的时期，特别是近些年来越来越频繁的货币与金融危机时期。这种“甩卖式的FDI”降低了在合并和收购过程中出现优质管理的可能性。

国际金融自由化

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倡议者所吹嘘的三个益处根本无一兑现。首先，除了从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到1997年、1998年大规模的和突然的资本外逃期间的东亚，并没有出现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的资金净流入。在其他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资本外逃愈演愈烈。第二，人们所期待的更低成本的资金也没有实现。虽然一些利润降低了，但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包括新型金融工具的开发及其所导致的更多层次的金融中介——增加了食利者利益的纷繁种类。第三，虽然金融深化无疑消解了一些旧的金融波动和脆弱性因素，但这也同时带来了新的因素（比如对冲基金），而导致更加频繁、破坏性更大的货币和金融危机。

同时，金融利益的政策影响力也大于以前，尤其是随着央行越来越独立，宏观经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通货紧缩，而战后的历史证明，适量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也伤害了金融政策工具加速发展的能力，甚至世界银行也承认后者帮助推动了增长，及东亚的结构性调整。[4] 比如，尽管为了鼓励对优先部门和活动的投资而给予特殊优惠和导向的“定向信贷”（directed credit）在几乎所有的“后期工业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案例中都十分重要，但是许多这样的金融机构、金融设施和金融工具却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被破坏和取消，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抵制“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克制”（restraint）。

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它的金融服务协议，从1980年代开始就助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市场推广。但结果是，从1990年代初出现的一连串国际货币和金融危机却用事实证明国际金融导致了更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到了2003年，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人》周刊也不得不勉强承认：国际金融的自由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微乎其微，而危险却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资本账户方面。卡明斯基和施穆克勒发现，尽管不少经济学文献宣称放松管制将会促进增长，因为金融的自由化会降低资本成本，而有关经济危机的文献却指出，金融市场的严重的波动处在货币危机的最核心位置，而这种波动正是由放松金融管制所造成的。[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员普拉萨德等人指出，“在1990年代的新兴市场经济中，平均而言，与收入增长相关的消费增长的波动获得了增长，而这个时期，金融全球化正快速发展。”[6] 这个表述明显与金融自由化的呼吁者的观点相矛盾——他们声称“随着金融一体化的加强，相对于产量的消费波动将会下降，因为全球金融多元化的本质是一个国家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卸下其部分收入风险”。最荒唐的是，普拉萨德等人观察到，“对迄今海量的研究的客观解读显示，并不存在显著的、有力的和统一的对于金融全球化本身会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理论立场的支持。”[7]

国际贸易

关于国际贸易是否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范畴一直存在争论（比如Gallagher and Robinson; Emmanuel）。[8] 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常被不诚实地用来证明国际贸易的正当性，而即便后来的赫克舍－奥林（Heckscher-Ohlin）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详述／歪曲，也无法被诚实地用来解释国际贸易所造成的不公。虽然我并不想在这里批判地梳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借口，但人们对于什么是“不公平贸易”已经有了普遍的认识。一些已被观察到的长期趋势无疑参与了这种不公平贸易的形成，它们常常与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的国际经济交换的规律与方式，以及现下持续进行着的贸易伙伴之间不平等的经济权力相关，与帝国主义也并非没有关联：

· 20世纪中叶保罗·普雷比什[9]（Raul Prebisch，1950）和汉斯·辛格[10]（Hans Singer，1950）发现：与制造品相比，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逐渐恶化；

· W.亚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1977）发现：和温带初级产品相比，热带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逐渐恶化；[11]

· 由新兴工业国家的工厂制造的“通用制造品”近期的价格与具有牢固的知识产权（即技术垄断）的产品相比处于下跌态势，而这在现今又被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所强化。

或许由于国际专业化，贸易的确能带来潜在的利好，而现存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保护对于发展来说，都是负担而不是有利条件。然而，贸易自由化的倡导者忽视了“转型成本”（即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就业和收入损失，包括对现有产业、就业岗位等的摧毁），以及并不存在新的就业岗位将替代失去的就业岗位的保证——正如那些在非现实主义的和常常过分乐观的假设下建立的经济模型所显示的那样。“即便富裕国家完全开放了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业、纺织业和其他制成品的渠道，这也不会给出口国家增加多少收入”。[12] 维斯布罗特和贝克引用了世界银行的数据，[13] 预测当2015年所有这些改变都得到实施后，这些贸易只会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增加0.6%的GDP。

关于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北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和日本）农业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的神话，因为召开于“9·11”事件之后，2001年晚些时候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而获得新生。虽然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会从更易获得的、更多的渠道进入北方受到保护的农业市场，但是事实上主要的受益者却来自那些富裕的农业出口国，北美和澳洲的殖民定居地，而并非发展中国家。[14]

或许最重要的是，从发展兴旺的、有可能破坏帝国主义霸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贸易自由化也会有破坏发展受到临时保护的“婴儿产业”的可能性。虽然进口替代工业化（import 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当然成败不一，但东亚奇迹毫无疑问主要是得益于旨在促进出口的有效保护（effective protection conditional on export promotion），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声称的那样，是贸易自由化或开放经济体。有观点认为发展有力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削弱帝国主义的霸权，贸易保护不仅已成为发展策略的一个重要工具，正如保护婴儿产业的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它也是一个福利政策的工具，尽管未必都周密规划和特别有效，但还是对于现代社会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

技术优势对于企业的经济主导地位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国际层面上。其中，知识产权和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基本上是一种20世纪的现象，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才获得了其当前的重要性。结果是，近些年来，得到强化的知识产权抬高了获得技术的成本，降低了技术转移的可能性，强化了跨国公司的垄断权力，给发展和工业化带来不利后果。如果知识产权被更早确立的话，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技术扩散和学习的步伐将会减慢很多。

1980年代中期，即自第二届里根政府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成功地在国际层面主张保护知识产权。后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Schultz）成功地取得了很多友邦政府对知识产权的支持，而这主要有利于美国跨国公司。由于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建立和执行很多双边协定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于是TRIPs强化了垄断性知识产权主张，而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不曾规定的，后者从未十分成功地主张这些权利。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现在知识产权可以像任何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承认的贸易争端一样解决，比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远为有效。

这一形势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得自于知识产权的收入现在构成美国最大的单一外汇收入来源。然而，为了确保发展中国家会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美国承诺大幅度地降低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的价格，这意味着可以重新全面评估和修订知识产权和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执行体制。多哈回合之后的形势则显示：这种预期是不现实的，美国的示好仅仅是为了引诱发展中国家参与多哈回合——它被欺骗性地称作“发展回合”。

新的国际经济治理

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日益被视为发展的障碍，因为它们主要自1980年代以来教条地推进经济自由化，而不顾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经验和理论依据的可疑性。[15] 它们也被认为利用经济不景气来推行促进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政策，以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以美联储领导的80年代早期的货币紧缩和债务危机作为肇端，南方国家被以新自由主义手段置于从属地位，这常常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稳定化（stabilization）和世界银行领导的结构性调整项目，及世界贸易组织在过去十年中的规则和章程来进行的。

最近，世界贸易组织扩大的项目不仅加速了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的议程实施，也将其扩展到农业和服务业。然而，实际的进展并不均衡，主要向拥有权力的企业利益倾斜。在服务业中，比如对于建筑业和航运业的自由化微乎甚微，而这些产业中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份额。而由美国和英国利益主导的金融服务业却在多条前线上被自由化，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上文所指出，世界贸易组织强化了被称作“知识产权”的跨国企业垄断，并将经济自由化议程拓展到超出贸易自由化的其他许多领域。当前世界贸易组织内的一大斗争是关于扩大“贸易相关”的议题的范围，发达国家政府几乎是毅然决然地站到一起，试图将所谓的贸易议题拓展到投资、政府采购等等。

必须得承认，相比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有着更为民主的治理结构。在前两者中，除了创立者（尤其是美国）拥有过度的决定权之外，一美元意味着一票。近几年，有证据表明，这种多边路径正越来越被布什当局边缘化，而转而亲睐更加单边主义的和具有潜在不平等性的双边安排，其伙伴觊觎的是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然而，世界贸易组织现在普遍被看作是在推广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它也比它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更有权力，而更具偏向性。它在以发展为代价推行贸易的同时，推进经济自由化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套记录。

全球化和美国霸权

伴随着全球化和自由化，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远低于二战后第一个二十五年。有充分证据表明，经济波动在加剧，国际经济不平等在扩大，援助资金流在减少，以及其他自相矛盾的偏向于跨国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的上升的经济发展方案在被制定和实施出来。在一个美国的超级权力不受挑战——而且是不可挑战——的时代，许多现存的多边机构，包括联合国系统，甚至是北约，都在被重新定义。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从2001年9月11日美国受到恐怖袭击之后，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对经济全球化有着严重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更加坚决的美国单边主义（明显受到所谓“新保守主义者”的影响）持续地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机构造成巨大的改变。这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机构。而“新保守主义者”的锡安主义（Zionist，另译为犹太复国主义）和有所选择的自由民主议程昭然若揭，而他们对布什保守阵营的实际影响及其经济后果尚不清楚。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自由化的承诺的虚假性。来自富裕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total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所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从1992年的0.49%持续下降到去年的0.29%，而非上升到早在三十年前就已制定的0.7%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的付出在2001年已经跌至0.09%，只是到了2002年3月在蒙特雷，乔治·W·布什总统才承诺在未来五年中将其贡献提升一半，亦即达到0.13%。[16]

尤其是在入侵伊拉克之后的近期的事态发展，表明这种开支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政治化和附带更多的条件。众所周知，以色列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援助的最大受益国，自从戴维营以来，埃及一直位居第二。塔利班政府垮台之后，最近的美国政府预算一开始都没能给阿富汗留出任何援助，直至一笔三亿美元的援助在美国国会被仓促通过，而这笔钱是给予一个自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战火中，并在“9·11”之后被大规模轰炸的国家。

美国的支配和脆弱性

大卫·达皮斯（David Dapice）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其经济实力——更不用说是其施展权力的能力——是以与那些据说被它支配的国家的合作为基础的时候，还能长期保持的。”他总结道，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持，美国霸权的未来要么不会长久，要么至少比美国的盟友和批评者所意识到的更加微妙。[17] 尽管他的观察十分重要，然而他似乎忽略了整个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史，其中霸主的经济力量并不总是强盛的。

他可能清晰地记得英国的资本输出，尤其是对其殖民地的资本输出，但这忽视了从帝国其他地方输送来的大量财富。[18] 二战后不久，英属马来西亚的出口收益超过了帝国的其他地方，而英国自身却依赖于净资本流入。虽然战后的情形毫无疑问是特殊的，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量的财富从其帝国各地的活期账户和资本账户流出，包括英属印度、西印度群岛、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换言之，殖民主义是有利可图的，虽然存在地区差异。

无疑，美国的经济较之它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来说仍然保持着强健和活力。日本在其灾难性的金融大改革之后，十多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欧洲日益被其《稳定与增长公约》所束缚，人们越来越相信，该协定已经剥夺了欧洲反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工具。然而，将美国视为“超级强国”（hyper-power）的看法没能充分考虑到该国的经济脆弱性。比如，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余额的“双赤字”和选举考虑，已经让美国在贸易自由化上的立场大打折扣，比如其2002年的钢铁关税和农业补贴使共和党得以主导国会和参议院。即便美元在2002－2003年大幅贬值，即便它们被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所否决，这些关税和补贴依然持续着。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它不愿服从（国际）法治的印象。美国同时也依赖于平均每天逾13亿美元的资本流入，以支持其进口，并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美国的外汇收入主要来自知识产权版税，其次是金融服务。

随着金本位制的终止，美元越来越被广泛地作为普世的价值载体和交换媒介，而事实上的“美元本位”（dollar standard）的出现和巩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出现自1960年代，尤其是越南的“春节攻势”之后的欧洲怀疑主义，给美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致使尼克松单方面拒绝承认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于1944年在对“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展望之中确立）中的义务，美元于1971年贬值。后来，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导致的美元贬值——追随沃尔克（Volcker）的美联储高利率的通货紧缩干预，这场干预导致了1980年代的一系列主权债务危机——并没能成功地缩小美国对日本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反而，随后流入美国的包括来自东亚的资本，自此支撑着美国对东亚的经常账户赤字。

在最近数十年中，美元的币值越来越多地是被从世界其他地方输入的资本所支撑，而不是依靠美国本身的出口实力（今天，“知识产权”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增长点）。讽刺的是，许多这类资本流入来自于东亚，也就是说东亚出口商一直在赚取美元，并被他们的政府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几乎一半的美国国债被外国央行作为外汇储备所持有，它们主要集中在东亚。在1990年代，许多央行被鼓励出售黄金储备，结果却是用更多的美国国债取而代之。大部分外国央行不太可能出售这些国债，因为它们害怕这会削弱本国货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与黄金和美元捆绑的固定汇率在1970年代初期被一个弹性汇率体系所替代。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的消亡并不意味着美元国际化、将美元价值与黄金挂钩所意味着的事实上的“美元本位”，以及美国外债的堆砌的终结。离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政治霸权和自信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在此背景下的全球化和其它替代性制度（主要是苏联体系）的消亡也同时固化了新的安排。

美元霸权意味着海外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对美元资产的需求。随着各国央行发行更多货币，他们同时也希望持有更多美元资产储备以支撑本国货币。而全球化进程中，大幅增加的跨国交易也需要更多的美元来进行买卖。因此，世界经济日渐被美国的货币政策所挟持，因为美联储能够决定全世界的流动性。美联储总体上的紧缩立场，与欧洲《增长和稳定公约》和日本央行史无前例的紧缩货币政策相结合，一起图谋对抗全球更快的经济增长，及其相伴随的通胀。

但是，这个体系的发展也意味着，全球流动性取决于双方同时接受外国人持续增加对美国资产的持有。毕竟，美钞或美国国债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对最终偿付的承诺。而同时，这种债务的积累可能最终会损害到对其价值的信任。但是，讽刺当然在于，世界无法承受美国逆转这个潮流，这必然造成一场全球性的流动性紧缩。自然的，美国债权人从这种事实上的美元本位中获益。已然，全部美元中有一半是在海外流通。我们最终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世界其他地方都向美国出口，情愿接受较少的回报，好换回拥有足够多的美元以承担国际流动性的“特权”。

理解帝国主义

这篇短文论述了帝国主义延续至今的现实相关性。将近一个世纪前，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以如下理由反对帝国主义：它反映出商业利益的集中化（与自由的、放任的资本主义相抵触），以及它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特别是以殖民扩张的形式。列宁继而将此与希法亭对当时新兴的以银行－产业联合体（bank-industry nexus）的形式出现的金融资本支配的认识相联系，认为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应该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表现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其各自的国家，而一战在他看来，是一种欧洲内（intra-European）的帝国间（inter-imperialist）战争。那一时期的很多其他著作，包括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关于“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的讨论，对于当代也都大有意义。但是，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观未能对马克思的洞见予以充分的注意，这一洞见后来被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详细阐发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世界经济的组织方式的很多其他的变化也必须被纳入对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去。关于金融资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的上升，目前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这部分体现在对一种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改革常规的推广中。在另一方面，其他人夸大了近期的后福特主义、国际转包和组织革新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些正在不可阻挡地创造出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帝国，在其中，国家权力无关紧要。[19] 因此，哈特呼吁统治阶级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并不取决于美帝国主义，它仅仅是返祖现象，而不是他们的最大利益——与他之前的熊彼特[20] 并无区别。

最近美国国内的帝国主义讨论最初产生于关于美国在越战溃败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其海外干预的佯装的必要性的公共讨论中。正如19世纪欧洲和20世纪初在美西战争之后对菲律宾实施再殖民的美国的那些话语，高尚的动机——最近是“人权”、“民主”、“善治”——再一次被端出来，在2001年9月11日后开始的“反恐战争”之前就是这样。

人们也越来越经常地将布什表面上的单边主义与其前任所谓的多边主义相比较。但人们逐渐认识到，虽然美国军方鼓励前者，华盛顿当局还是认识到后者更大的合法性和更低的成本——只要它不会妨害自己的利益。多边主义机构和制度对霸权国进行牵制的可能性是华盛顿所害怕的，但多边主义对实现美国目标的低成本和高合法性的优点背书，却没有被任何一届坐在不断增长的双赤字上发起着自己的多边项目——比如“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和“美洲自贸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的政府所遗忘。虽然在2002年，美国可能是被它自己的英国盟友拽到了联合国安理会以获得其入侵伊拉克的合法性，但是在2004年初，它却是出于自愿走向北约的，拼命寻找从伊拉克退出的策略，因为那时占领伊拉克的成本持续攀高，而2004年1月的总统选举却又步步逼近。

哈特正确地指出：“反美国主义”（anti-Americanism）只能走入政治上的死胡同。[21] 虽然面对美国的傲慢、军国主义和单边主义，反美国主义和多边主义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们都不能形成一个反帝国主义策略。当代南方启示录中的骑士——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多边机构，一如联合国安理会和数不尽的其他机构，它们都曾被成功地用来推行、保护和合法化当代经济帝国主义。但是今日在国际关系中反美国主义的主要任务必定是尝试制衡霸权国，特别是考虑到现有多边主义和其他机构在这方面均告失败。但是，从欧洲和日本在2003年9月坎昆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中各自的立场来看，南方国家也不能期待它们采取更加富有同情心的立场。

但是，哈特向全球精英提出的反抗美帝国主义，而选择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帝国（“多边主义的平方”[22]）的呼吁显然没有理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权力在当代的本质。这不是想调用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功能主义观，而仅仅是强调，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更加密集的跨国经济流动的背景下，这个国家除了保护和增进具体的利益之外，在实现资本主义改革方面扮演的中心角色。当前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主义的知识产权体制，要比舒尔茨花费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所建立的诸多双边安排要廉价和有效得多。当然，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钢铁关税的驳回让布什政府难堪。而2003年9月的所谓“坎昆的失败”鼓励了美国与自愿的伙伴之间的单边主义“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启动了它建立一个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尝试。

但这不意味着可以得出美国就教条式地成为了“单边主义”或者“军国主义”国家的结论。事实恰恰是：美国总体上倾向于多边主义，只要它足够方便，但是如果找不到别的出路，布什政府更乐于退回到单边主义。只要“法治”足够方便就把它捡起来，而不必严肃地、一贯地专注于它。或者可以说是只要方便就多边主义，而如有需要就单边主义！但这些关于帝国主义细节的辩论不应该干扰我们对这个体制之核心的关注，即那个不断改变和显现自身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从未被透过功能主义视角，或是通过对每一个国家的行动和干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计算来得到很好的理解。帝国主义必须被历史地理解，充分看到它充满了矛盾的特点，而不是用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或者是以一种清晰的、理性的、一致的和所有人（哪怕仅仅是精英）都共有的支配性的观点来看待。特别是当前对政治和军事维度的关注遮蔽了经济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持续。“全球化”（指各种各样的跨境流动）这个含糊不清的术语的流行导致了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伪辩论，这无异于盲人摸象。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对哈特来说，“帝国主义对于商业来说是有害的，因为它给全球流动设置了障碍”。[23] 这样的观点源于一种19世纪仅仅与殖民主义相关的帝国主义观点，它暗示帝国主义已经和殖民主义一起消亡了。尽人皆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正是哈特以为帝国主义会反对的，这意味着这三位“骑士”是支持帝国，而反帝国主义的！只有官样文章的绕口令——搬出反帝国主义的帝国概念——才能产生这种分析和结论。

李佳琳 译  蒋亦凡 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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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3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3), Summer 1993, pp. 22-46.
[3] Jomo K. S. (ed.), Tigers in Trouble. London: Zed Books, 1998.
[4]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993.
[5] Graciela Kaminsky and Sergio Schmukler, “Short-Run Pain, Long-Run Gain: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IMF Working Paper No. 03/34.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1 February, 2003.
[6] Eswar Prasad and Kenneth Rogoff, “The Emerging Truth of Going Global”,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 2003.
[7] Eswar Prasad, Kenneth Rogoff, Shang-jin Wei and M Ayhan Kose,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 C. 17 March, 2003. Also can see www.imf.org/research.
[8]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1953, 6 (1).
[9]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1950), reprinted in 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 1962 (7).
[10] Hans W. Singer,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1950),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0. Reprinted in David Greenaway and C. W. Morgan (eds.), The Economics of Commodity Market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9.
[11] W. Arthur Lewis,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2] Mark Weisbrot and Dean Baker, “The Relativ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CEPR briefing paper, 2002.
[13]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2.
[14] Kym Anderson, “Agricultural trade and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Market access”, in Paper at

Fourth Asia Development Forum on Trade and Poverty Reduction, 4-5 November, 2002.
[15] J.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orton, 2002.
[16] 考虑到以色列和埃及至今位于美国援助接收者名单的顶端，人们不应该吃惊于美国让日本去支付上一次海湾战争的成本，或是在十年前重建柬埔寨的开支，或者让其他人去为去年在喀布尔的阿富汗政权更替买单。
[17] David Dapice, “Does the ‘Hyper-Power’ Have Feet of Clay?” in YaleGlobal (Yale Global online), 3 March 2003.
[18] Jomo K. S. (ed.), Malaysian Eclipse. London: Zed Books, 2001.
[19]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 Josef 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K. M. Kelly, 1926.
[21] Michael Hardt, “A trap set for protesters”, in The Guardian, 21 February, 2003.
[22] Michael Hardt, “Folly of our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Global elites must realise that US imperialism isn’t in their interest”, in The Guardian, 18 December, 2002.
[23]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