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2016年是“达达”（DADA）诞生的一百周年。瑞士苏黎世作为诞生之地，全年有超过200场庆典活动，并与第十一届欧洲宣言展（Manifesta 11）形成深度互动。
刘畑、李晟曌受邀参加“DADA100”系列纪念活动的闭幕论坛，并邀请两位古典学学者郁震宏和贾勤前往苏黎世，在1919年最后一次、规模最大（有1500人在场）的“达达之夜”（Dada Soirée）演出现场Kaufleuten，进行了一次“达-da宣言”行动——从中国传统音韵学、文字学的角度，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解析了一个汉字：“达”。
本次“达-da宣言”行动的目的，是尝试在意义过度饱和的庆典现场，通过跨文化间的意义流动，临时地制造出接近“dada”这一“无意义的声音”所诞生的时刻。所有的庆典和历史化都面临的危险是：它可能恰恰在背离原初的破坏性、事件性的力量。而“达达”不应是一种供膜拜的“经典”；“致敬”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方式是：去做和他们一样的事情。只有追回到那个声音还未发出的那一刻，我们才完成了对这个声音真正的致敬，并不再是长过一个世纪的余音中流连的人质。
2016年是“达达”（DADA）诞生的一百周年。瑞士苏黎世作为诞生之地，全年有超过200场庆典活动，并与第十一届欧洲宣言展（Manifesta 11）形成深度互动。
刘畑、李晟曌受邀参加“DADA100”系列纪念活动的闭幕论坛，并邀请两位古典学学者郁震宏和贾勤前往苏黎世，在1919年最后一次、规模最大（有1500人在场）的“达达之夜”（Dada Soirée）演出现场Kaufleuten，进行了一次“达-da宣言”行动——从中国传统音韵学、文字学的角度，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解析了一个汉字：“达”。
本次“达-da宣言”行动的目的，是尝试在意义过度饱和的庆典现场，通过跨文化间的意义流动，临时地制造出接近“dada”这一“无意义的声音”所诞生的时刻。所有的庆典和历史化都面临的危险是：它可能恰恰在背离原初的破坏性、事件性的力量。而“达达”不应是一种供膜拜的“经典”；“致敬”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方式是：去做和他们一样的事情。只有追回到那个声音还未发出的那一刻，我们才完成了对这个声音真正的致敬，并不再是长过一个世纪的余音中流连的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