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很荣幸能谈论2011年，这是以抗议与起义为标志的一年。我的生活是由社会运动如何与媒体问题相关的议题所定义的。因此，用“脸书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这个词来定义这非凡的一年，可以被理解是对此真正的考验。老实说，2011年的结局并不好。就抗议的长期影响而言，存在一个真问题，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后抗议时期。即使是六年后的现在，也很难对2011年发生的事情下历史定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广场运动（Movement of the Squares）、英国骚乱、占领，以及遍及全球的诸多抗议。

2011年与时代的步调并不相符，这是“不当代”（uncontemporary）的一年。这一年里，许多乌托邦因素在发挥作用。2011年并不只是简单呐喊的一年，而是为抗议定锚和实验新的社会形态和决策的一年。如果你仔细想想，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三年是一段漫长的时期，这种延迟甚至让我感到惊讶。为什么社会运动／起义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浮出水面？对一个由即时社交媒体的传播所定义的时代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延迟。

回顾2011年，这是一个由真正的革命开始，以颇为有趣的结尾结束的一年。1月底，先是突尼斯的起义，然后是埃及的起义，“脸书革命”神话就此诞生。当时，运动自行宣称脸书和推特将取代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在革命中的地位。之所以称之为神话，是因为从运动分子的角度来看，像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网络社交媒体在这些大型起义的联络中，尤其是在埃及的起义中，明显只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动员不是通过这些渠道发生的。从一开始，这些社交媒体就是被用来与西方（媒体、流亡人士、政客）交流的。由硅谷和奥巴马政府主导和操纵的特定的西方媒体形象（如果说不是美国媒体形象的话），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的“互联网自由”（Internet Freedom）外交政策，就让我们戴上有色眼镜把这些起义看作“脸书革命”。  

然后，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3月15日的马德里，这里出现了2011年起义的另一个关键点：收回公共空间，接管街道和广场（开罗解放广场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关键点体现在遍及西班牙全国的“M15运动”中，和其他国家类似，这主要是一场反紧缩运动。

接下来是2011年6月雅典的骚乱，但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发生在全英格兰的更加神秘的八月骚乱，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称之为“消费主义的破坏狂欢”。请记住这次突然的大规模暴动，它以骚乱的形式出现，几天内就消散了，造成巨大的损失，导致大量人员被捕。2011年英国的起义对社会运动的理念提出了质疑，也就是发生、聚集、发展，然后彰显自身，旨在延续与壮大。

2011年许多抗议活动的开始都是无缘无故的：它们迅速出现，又消散得无影无踪。而演员们本身是对这一迅速出现又消失的闹剧最为困惑的人。这种短期主义引发了一种镜像现象，尤其是在西班牙与希腊，即新兴社会运动促成了新政党的产生，比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在其他地方也有新政党的诞生，这正是由于社会运动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政治动能所造成的结果。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2017年出版的《集会》（Assembly）一书开篇就提到这一问题。政党和社会运动的短命的心血来潮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一直与我们共存。想想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in）或者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吧。

接下来是2011年9月发生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社会运动的另一特征显现了，即它的乌托邦色彩。虽然波及到了很多人，但其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尤其吸引年轻人。“占领华尔街”运动声称自己代表了99％的人，但同时拒绝提出任何具体诉求。显而易见，它没有任何领导者，集会过程全然由共识驱动。该运动不以传统的运动形式呈现，其决策程序和它对待“旧媒介”的方式都体现了这一点。这对许多评论者来说都相当令人不安，“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是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定义的，而是被其沉默所定义的。

引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其论著《集会操演理论笔记》（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中的一句话，她写道：“即使他们保持沉默或者没有提出一套可供谈判的要求，却依然是在呼唤正义：这些集结起来的个体表示，无论此刻是否采用了某种口号，他们都不可能任人宰割，他们传达——我们仍在这里坚持，要求摆脱不稳定的更广泛的正义，要求一种可行生活的可能性。”在书中，她并没有对这场运动无领导、无力提出具体诉求的特征进行批评，而是审慎检视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仪式。

朱迪斯·巴特勒是在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政治思想家对话，她将“我们是99％”的口号定义为一种（具有施行性的）言语行为，同时理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联合”作为集体表象的一种施行形式。巴特勒的这本书与斯拉沃热·齐泽克2011年出版的《危梦之年》（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一书形成了对比。齐泽克在书中描述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哲学面向。谈到危险，我们就无法回避提及2011年的黑暗面——我指的是发生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两场失败的革命。两者都作为“阿拉伯之春”的肇始，两国皆有诸多的希望与承诺，却终于暴力泛滥，并且最终导致内战爆发。成百上千的人在这两次叛乱中失去生命，这两次事件简直可谓是“2011特灭多”[1]。到2011年底，其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了。尽管解放广场起义让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成功当选埃及总统，但也导致了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在2013年6月暴力推翻民选的穆尔西政府，上台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即便在马德里，M15运动又进展如何呢？在2017年末，我们仍在想方设法应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宣言……人们又站在哪一边呢？这真的是人们一直在争取的吗？

“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是如此。当然，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到“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到“美国反性骚扰运动”（#metoo）等等，反抗运动有其发展过程，但也可以问一问，“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另类右翼的崛起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关系为何。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整个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诸多不幸事件也是如此。抗议运动不可以被视为孤立的现象。或者，难道可以吗？面对现实吧，2017年末的“阿拉伯之春”的精神何在？最后，我想引用齐泽克的一句话，他在2012年初回顾这一动荡的抗议之年时，于《危梦之年》中写道：“造成局势如此不祥的，正是无处不在的困阻（blockage）感，没有明确的出路，精英统治阶层显然正在丧失统治能力。”这是最近被理论化的（包括齐泽克的理论）概括性术语——“大倒退”和他所谓的“困阻”——所表达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论化和反思的是，这个陌生而充满希望、带来新经验的乌托邦式的抗议之年是如何与我们目前持续的停滞和困阻联系起来的。

 

佚名 译 

唐晓林 校译



[1] Termidor，特灭多，一种杀灭白蚁的药剂。——译者注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很荣幸能谈论2011年，这是以抗议与起义为标志的一年。我的生活是由社会运动如何与媒体问题相关的议题所定义的。因此，用“脸书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这个词来定义这非凡的一年，可以被理解是对此真正的考验。老实说，2011年的结局并不好。就抗议的长期影响而言，存在一个真问题，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后抗议时期。即使是六年后的现在，也很难对2011年发生的事情下历史定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广场运动（Movement of the Squares）、英国骚乱、占领，以及遍及全球的诸多抗议。

2011年与时代的步调并不相符，这是“不当代”（uncontemporary）的一年。这一年里，许多乌托邦因素在发挥作用。2011年并不只是简单呐喊的一年，而是为抗议定锚和实验新的社会形态和决策的一年。如果你仔细想想，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三年是一段漫长的时期，这种延迟甚至让我感到惊讶。为什么社会运动／起义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浮出水面？对一个由即时社交媒体的传播所定义的时代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延迟。

回顾2011年，这是一个由真正的革命开始，以颇为有趣的结尾结束的一年。1月底，先是突尼斯的起义，然后是埃及的起义，“脸书革命”神话就此诞生。当时，运动自行宣称脸书和推特将取代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在革命中的地位。之所以称之为神话，是因为从运动分子的角度来看，像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网络社交媒体在这些大型起义的联络中，尤其是在埃及的起义中，明显只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动员不是通过这些渠道发生的。从一开始，这些社交媒体就是被用来与西方（媒体、流亡人士、政客）交流的。由硅谷和奥巴马政府主导和操纵的特定的西方媒体形象（如果说不是美国媒体形象的话），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的“互联网自由”（Internet Freedom）外交政策，就让我们戴上有色眼镜把这些起义看作“脸书革命”。  

然后，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3月15日的马德里，这里出现了2011年起义的另一个关键点：收回公共空间，接管街道和广场（开罗解放广场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关键点体现在遍及西班牙全国的“M15运动”中，和其他国家类似，这主要是一场反紧缩运动。

接下来是2011年6月雅典的骚乱，但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发生在全英格兰的更加神秘的八月骚乱，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称之为“消费主义的破坏狂欢”。请记住这次突然的大规模暴动，它以骚乱的形式出现，几天内就消散了，造成巨大的损失，导致大量人员被捕。2011年英国的起义对社会运动的理念提出了质疑，也就是发生、聚集、发展，然后彰显自身，旨在延续与壮大。

2011年许多抗议活动的开始都是无缘无故的：它们迅速出现，又消散得无影无踪。而演员们本身是对这一迅速出现又消失的闹剧最为困惑的人。这种短期主义引发了一种镜像现象，尤其是在西班牙与希腊，即新兴社会运动促成了新政党的产生，比如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在其他地方也有新政党的诞生，这正是由于社会运动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政治动能所造成的结果。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2017年出版的《集会》（Assembly）一书开篇就提到这一问题。政党和社会运动的短命的心血来潮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一直与我们共存。想想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in）或者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吧。

接下来是2011年9月发生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社会运动的另一特征显现了，即它的乌托邦色彩。虽然波及到了很多人，但其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尤其吸引年轻人。“占领华尔街”运动声称自己代表了99％的人，但同时拒绝提出任何具体诉求。显而易见，它没有任何领导者，集会过程全然由共识驱动。该运动不以传统的运动形式呈现，其决策程序和它对待“旧媒介”的方式都体现了这一点。这对许多评论者来说都相当令人不安，“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是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定义的，而是被其沉默所定义的。

引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其论著《集会操演理论笔记》（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中的一句话，她写道：“即使他们保持沉默或者没有提出一套可供谈判的要求，却依然是在呼唤正义：这些集结起来的个体表示，无论此刻是否采用了某种口号，他们都不可能任人宰割，他们传达——我们仍在这里坚持，要求摆脱不稳定的更广泛的正义，要求一种可行生活的可能性。”在书中，她并没有对这场运动无领导、无力提出具体诉求的特征进行批评，而是审慎检视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仪式。

朱迪斯·巴特勒是在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政治思想家对话，她将“我们是99％”的口号定义为一种（具有施行性的）言语行为，同时理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联合”作为集体表象的一种施行形式。巴特勒的这本书与斯拉沃热·齐泽克2011年出版的《危梦之年》（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一书形成了对比。齐泽克在书中描述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哲学面向。谈到危险，我们就无法回避提及2011年的黑暗面——我指的是发生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两场失败的革命。两者都作为“阿拉伯之春”的肇始，两国皆有诸多的希望与承诺，却终于暴力泛滥，并且最终导致内战爆发。成百上千的人在这两次叛乱中失去生命，这两次事件简直可谓是“2011特灭多”[1]。到2011年底，其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了。尽管解放广场起义让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成功当选埃及总统，但也导致了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在2013年6月暴力推翻民选的穆尔西政府，上台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即便在马德里，M15运动又进展如何呢？在2017年末，我们仍在想方设法应对加泰罗尼亚独立宣言……人们又站在哪一边呢？这真的是人们一直在争取的吗？

“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是如此。当然，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到“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到“美国反性骚扰运动”（#metoo）等等，反抗运动有其发展过程，但也可以问一问，“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另类右翼的崛起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关系为何。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整个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诸多不幸事件也是如此。抗议运动不可以被视为孤立的现象。或者，难道可以吗？面对现实吧，2017年末的“阿拉伯之春”的精神何在？最后，我想引用齐泽克的一句话，他在2012年初回顾这一动荡的抗议之年时，于《危梦之年》中写道：“造成局势如此不祥的，正是无处不在的困阻（blockage）感，没有明确的出路，精英统治阶层显然正在丧失统治能力。”这是最近被理论化的（包括齐泽克的理论）概括性术语——“大倒退”和他所谓的“困阻”——所表达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论化和反思的是，这个陌生而充满希望、带来新经验的乌托邦式的抗议之年是如何与我们目前持续的停滞和困阻联系起来的。

 

佚名 译 

唐晓林 校译



[1] Termidor，特灭多，一种杀灭白蚁的药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