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我将粗略扼要地谈谈1966年至1969年之间的情况。

我的基本论点很简单，希望它们能发人深省。从深层时间来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产、传播新主体性的发生器。这种新的主体性应该为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做准备，这种社会性（sociality）本质上不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而主要由先进的技术来建构。因此，毛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主体性和新的存在模式之间发挥了铰链（德语Scharnier）的功能。种种新的存在模式以先进技术及其代理机制、人工制品和网络为基础。有了作为工具的“文化大革命”，个人就有可能跳过小资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产模式，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性（communitas，德语Gemeinschaft）：一个无条件的（unconditioned）我们。

我希望粗略而快速地分四步展开我的论点。

·      首先，解释我所说的新的主体性这个概念。

·      第二，以我们最近排练的俄罗斯先锋派作曲家阿夫拉莫夫（Arseny Avraamov）的著名的《塞壬交响曲》（Symphony of Sirens）为例，从经验的角度指出在新主体性生产的过程中的发生器问题。

·      第三，将“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宝书”诠释为直接意义上的手册——一种主体发生器指南。

·      第四，快速列举一些在西方与“文化大革命”同时期发展出的艺术和政治立场，并在它们之间临时建立起联系。

 

一、新主体性的概念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人类和机器越来越成为它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现实的不同部分。机械成为了我们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亦然，我们也成为了机械的一部分。1948年，德国哲学家和作家马克思·本斯（Max Bense）会以这样一句话作为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的开头：“我们的存在基本上已经变得技术化了。”几十年后，北美学者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则对早期所谓控制论时期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人类大体已经变成“信息处理实体，基本上类同于智能机器”（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我们叫作“技术的精神”（spirit of technology）的东西贯穿了整个20世纪，在后半叶，生物和技术已经合并成了一个整体（ensemble），但二者在这一整体内部总是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为了避免一种未来可能出现的痛苦而无益的异化，大量精力被投入去创造新的主体，以弥合差异并协调各种紧张关系。复杂的技术并不大需要个体，作为一个系统，它需要的是具有无数特异性的多样处理方式。

 

二、塞壬交响曲／城市作为音乐盒

1923年11月7日中午，莫斯科市中心上演了有史以来最具震撼力的城市交响乐。整整一年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上演了同样的曲目。这首曲子的创作者是俄罗斯先锋作曲家阿夫拉莫夫。这场演出被称为“塞壬交响曲”。

在苏联首都的这场演出于下午12点30分开始，一声炮响向全市居民发出开演信号，接着是响亮的号角，声音之尖锐酷似扫雷信号。伴随着枪炮齐鸣，一支由1000多个“青年禁卫军”组成的浩荡的业余合唱团唱起了《国际歌》。经验丰富的机枪手不仅模仿出了鼓声，还编织出了复杂的节奏样式。与此同时，二十架被用于交响乐各个部分的飞机在红场上空轰鸣。

《塞壬交响曲》的创作受到苏兹达尔诗人阿列克谢·加斯特夫（Aleksei Gastev，1882—1939）的诗歌的激发。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加斯特夫都在监狱、劳改营、逃难或流亡中度过。他属于圣彼得堡激进的未来派。1913年至1920年间，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发展了一种充满了“机械”精神的极端的语言经济。1921年，他在里加出版了最后一本诗集。这本题为《命令集》（Pack of Orders）的诗集由十首诗组成。这些诗文由包含机器指令的单字行组成，无产阶级文化的“十条律令”的形式美学在其中达到顶点。这些诗起到了说明书的作用。加斯特夫跨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首先在莫斯科，随后在年轻的苏联的其他城市，着手建立了工作管理系统分析研究所。加斯特夫试图在机器的二进制代码基础上发展一种工作经济，这种工作经济完全不同于迟缓的农业生产方式，而能完全适应机器的节奏，甚至与之融合。他的目标与无产阶级的人类机器理想一致，是建立一个在世专家系统（living expert systems）的同质化集合。

 

三、红宝书

我将毛的“文化大革命”——以及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在1967年所作的赫赫有名的报告——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一次有力结合。在“文化大革命”中等待被重新生成的主体并不是一具无产阶级人体机器。“文化大革命”所歌颂的——与斯大林及其苏联相对立——是一种建立在平等之上的技术-社会性概念。社会地位跃升（sozialer Aufstieg）的可能性，既不是来自作为资本主义利润主要来源（例如美国）的消费，也不是来自可以带来权力的资产富足，而是来自质量、多样性以及对禀赋和能力的分配，尤其是技术能力。

实现此目标最主要的方式并不首先由辩证法和阶级斗争构成，而是由儒家思想中的教育、教导（Belehrung）理念，向善的目标，以及一种适当尺度的设定（ein setzen von Maßstäblichkeit in der Harmonie）——一种和谐的中庸之道——所构成。这些原则和范式很难在西欧世界被理解。毛的“文化大革命”以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开始：将有史以来最显而易见、最严峻的赤贫与最大程度的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将技术进程视为潜在的空间。因此，农耕社会中与自然休戚与共的未受损的主体，必须被转化为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自由——又不用像苏联人那样，在资本主义体系倒塌之前要为自己的小布尔乔亚身份（且与硅谷建立之前美国西海岸嬉皮士运动经历的小布尔乔亚方式不同）付出代价。

写着毛泽东经典语录的小红宝书并不纯粹是被用来学习和获取知识的客体，人们不是简单地把它安放在家中的书架上，偶尔才会去翻看它。它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手册（Handbuch）——一本你会随身携带的手册。你可以通过阅读手册了解到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和它步调统一，知道如何调校它和维修它——或是如何修正你自己。这是一本很特别的册子，其中列举出的正确行为举止如程序般简明易懂，又同儒家礼教高度一致。事实上，毛的红宝书与儒家的礼教所教导的实践及倡导的理念，共同促进了更完善的主体的产生。

 

四、电子技术时代

自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以来，人类的生存状态在至少受技术调控和完全由人为制造的表象之间摇摆。这是那些以媒介为对象及以媒介为手段的艺术创作所突出的显要特征。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在1965年的电影《阿尔法城》（Alphaville）中就对无处不在的巨型机器式计算机进行了批判。戈达尔在《阿尔法城》中对IBM电脑越来越多出现在私人和公共领域中的问题作出回应，当时仅有少数警觉的历史学家知晓IBM参与制造纳粹屠杀机器的事实。他还通过影片回应了巴黎的城市发展，巴黎有一部分的发展似乎是通过建筑来实现控制论所隐含的循环一致性概念。从1964年到1967年，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用三年的时间才将他的电影《玩乐时间》（Playtime）作为设置在现实中的场景，敏锐地完成了这种批判。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在1968年上映。西德的《阿尔法城》姊妹片于1973年发行。这部名为《世界旦夕之间》（Welt am Draht）的电视电影根据丹尼尔·弗朗西斯·加洛耶（Daniel Francis Galouye）的科幻小说《幻世3》（Simulacron-3）[1] 改编，分为上下两集，导演是瑞纳·沃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在这部电影里，每个人都被围困在矩阵（matrix）之中，所有人都认为彼此无所不能，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最终，首席计算机工程师也被证明是一台机器，它的智能发达到足以拥有同情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繁荣了十五年的战后德国资本主义陷入了严重的衰退。经济和政治事件都严重影响到了西德。仅在钢铁行业，就有10％的劳动力被裁员。显然，直到那时仍是繁荣的稳定支柱的采矿业和重工业，其经济价值不会永久。“增长”这一圣律暴露出其极度脆弱和不可靠的本性。因此，在70年代初期，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呼吁改变工业的结构和重点，并将其置于新的或至少是更广阔的基础之上。电子技术通过信息技术、数据处理、通信技术的人工制品和系统进入国际市场。各种电子技术的发展为新的后工业经济带来了承诺，也预示着一场令人惊叹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没有人会流血或弄脏双手。基于技术的服务意味着高速、整洁、高效、可预计的可靠性，以及更紧密的社会互动。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研究所所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在1969年创造了一个策略性的新词语：电子技术时代（Technetronic Era）。布热津斯基写道：“后工业社会正在成为一个‘电子技术’社会：一个在文化、心理、社会和经济上都被技术和电子产品塑造的社会——尤其是在计算机和通信领域。”通过融合技术和电子业，布热津斯基不仅发现了美国内部的巨大转变，也发现了全世界地缘政治的范式转变。在从工业生产时代通往电子通信技术时代的道路上，一个“全世界”甚至“全地球”的社群正在出现。所有远程的信息都被联结到了一起，在此基础上，历史的进程不再由那些互相攻击、试图取代彼此的意识形态决定；相反；会是由发达国家的共同体（communitas）在协议下决定的。（我仍在引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文本）技术时代下的新社群将由知识精英统治，他们同时也将塑造未来的大学。这些精英将保证完美的沟通结构，以及对先前未被充分控制的事物的最佳治理。

布热津斯基指的首先是美国、西欧，其次是日本。随着“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把中国带到了这个电子技术时代的版图上。半个世纪后，随着社会性概念的盛行，它的唯一优势将不再是一个无条件的“我们”，而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我们”。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继续下去。

 

注释


[1] 原标题为《假冒世界》（Counterfeit World，1964），对古希腊原子论者的诗意哲学武器，即“simulacrum”（幻象）这一可爱的术语进行歪曲／篡改，显然不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特权。

 

佚名 译 

宫林林 校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我将粗略扼要地谈谈1966年至1969年之间的情况。

我的基本论点很简单，希望它们能发人深省。从深层时间来看，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产、传播新主体性的发生器。这种新的主体性应该为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做准备，这种社会性（sociality）本质上不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而主要由先进的技术来建构。因此，毛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主体性和新的存在模式之间发挥了铰链（德语Scharnier）的功能。种种新的存在模式以先进技术及其代理机制、人工制品和网络为基础。有了作为工具的“文化大革命”，个人就有可能跳过小资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生产模式，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性（communitas，德语Gemeinschaft）：一个无条件的（unconditioned）我们。

我希望粗略而快速地分四步展开我的论点。

·      首先，解释我所说的新的主体性这个概念。

·      第二，以我们最近排练的俄罗斯先锋派作曲家阿夫拉莫夫（Arseny Avraamov）的著名的《塞壬交响曲》（Symphony of Sirens）为例，从经验的角度指出在新主体性生产的过程中的发生器问题。

·      第三，将“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宝书”诠释为直接意义上的手册——一种主体发生器指南。

·      第四，快速列举一些在西方与“文化大革命”同时期发展出的艺术和政治立场，并在它们之间临时建立起联系。

 

一、新主体性的概念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人类和机器越来越成为它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现实的不同部分。机械成为了我们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亦然，我们也成为了机械的一部分。1948年，德国哲学家和作家马克思·本斯（Max Bense）会以这样一句话作为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的开头：“我们的存在基本上已经变得技术化了。”几十年后，北美学者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则对早期所谓控制论时期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人类大体已经变成“信息处理实体，基本上类同于智能机器”（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我们叫作“技术的精神”（spirit of technology）的东西贯穿了整个20世纪，在后半叶，生物和技术已经合并成了一个整体（ensemble），但二者在这一整体内部总是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为了避免一种未来可能出现的痛苦而无益的异化，大量精力被投入去创造新的主体，以弥合差异并协调各种紧张关系。复杂的技术并不大需要个体，作为一个系统，它需要的是具有无数特异性的多样处理方式。

 

二、塞壬交响曲／城市作为音乐盒

1923年11月7日中午，莫斯科市中心上演了有史以来最具震撼力的城市交响乐。整整一年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上演了同样的曲目。这首曲子的创作者是俄罗斯先锋作曲家阿夫拉莫夫。这场演出被称为“塞壬交响曲”。

在苏联首都的这场演出于下午12点30分开始，一声炮响向全市居民发出开演信号，接着是响亮的号角，声音之尖锐酷似扫雷信号。伴随着枪炮齐鸣，一支由1000多个“青年禁卫军”组成的浩荡的业余合唱团唱起了《国际歌》。经验丰富的机枪手不仅模仿出了鼓声，还编织出了复杂的节奏样式。与此同时，二十架被用于交响乐各个部分的飞机在红场上空轰鸣。

《塞壬交响曲》的创作受到苏兹达尔诗人阿列克谢·加斯特夫（Aleksei Gastev，1882—1939）的诗歌的激发。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加斯特夫都在监狱、劳改营、逃难或流亡中度过。他属于圣彼得堡激进的未来派。1913年至1920年间，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发展了一种充满了“机械”精神的极端的语言经济。1921年，他在里加出版了最后一本诗集。这本题为《命令集》（Pack of Orders）的诗集由十首诗组成。这些诗文由包含机器指令的单字行组成，无产阶级文化的“十条律令”的形式美学在其中达到顶点。这些诗起到了说明书的作用。加斯特夫跨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首先在莫斯科，随后在年轻的苏联的其他城市，着手建立了工作管理系统分析研究所。加斯特夫试图在机器的二进制代码基础上发展一种工作经济，这种工作经济完全不同于迟缓的农业生产方式，而能完全适应机器的节奏，甚至与之融合。他的目标与无产阶级的人类机器理想一致，是建立一个在世专家系统（living expert systems）的同质化集合。

 

三、红宝书

我将毛的“文化大革命”——以及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在1967年所作的赫赫有名的报告——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一次有力结合。在“文化大革命”中等待被重新生成的主体并不是一具无产阶级人体机器。“文化大革命”所歌颂的——与斯大林及其苏联相对立——是一种建立在平等之上的技术-社会性概念。社会地位跃升（sozialer Aufstieg）的可能性，既不是来自作为资本主义利润主要来源（例如美国）的消费，也不是来自可以带来权力的资产富足，而是来自质量、多样性以及对禀赋和能力的分配，尤其是技术能力。

实现此目标最主要的方式并不首先由辩证法和阶级斗争构成，而是由儒家思想中的教育、教导（Belehrung）理念，向善的目标，以及一种适当尺度的设定（ein setzen von Maßstäblichkeit in der Harmonie）——一种和谐的中庸之道——所构成。这些原则和范式很难在西欧世界被理解。毛的“文化大革命”以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开始：将有史以来最显而易见、最严峻的赤贫与最大程度的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将技术进程视为潜在的空间。因此，农耕社会中与自然休戚与共的未受损的主体，必须被转化为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自由——又不用像苏联人那样，在资本主义体系倒塌之前要为自己的小布尔乔亚身份（且与硅谷建立之前美国西海岸嬉皮士运动经历的小布尔乔亚方式不同）付出代价。

写着毛泽东经典语录的小红宝书并不纯粹是被用来学习和获取知识的客体，人们不是简单地把它安放在家中的书架上，偶尔才会去翻看它。它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手册（Handbuch）——一本你会随身携带的手册。你可以通过阅读手册了解到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式，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和它步调统一，知道如何调校它和维修它——或是如何修正你自己。这是一本很特别的册子，其中列举出的正确行为举止如程序般简明易懂，又同儒家礼教高度一致。事实上，毛的红宝书与儒家的礼教所教导的实践及倡导的理念，共同促进了更完善的主体的产生。

 

四、电子技术时代

自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以来，人类的生存状态在至少受技术调控和完全由人为制造的表象之间摇摆。这是那些以媒介为对象及以媒介为手段的艺术创作所突出的显要特征。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在1965年的电影《阿尔法城》（Alphaville）中就对无处不在的巨型机器式计算机进行了批判。戈达尔在《阿尔法城》中对IBM电脑越来越多出现在私人和公共领域中的问题作出回应，当时仅有少数警觉的历史学家知晓IBM参与制造纳粹屠杀机器的事实。他还通过影片回应了巴黎的城市发展，巴黎有一部分的发展似乎是通过建筑来实现控制论所隐含的循环一致性概念。从1964年到1967年，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用三年的时间才将他的电影《玩乐时间》（Playtime）作为设置在现实中的场景，敏锐地完成了这种批判。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在1968年上映。西德的《阿尔法城》姊妹片于1973年发行。这部名为《世界旦夕之间》（Welt am Draht）的电视电影根据丹尼尔·弗朗西斯·加洛耶（Daniel Francis Galouye）的科幻小说《幻世3》（Simulacron-3）[1] 改编，分为上下两集，导演是瑞纳·沃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在这部电影里，每个人都被围困在矩阵（matrix）之中，所有人都认为彼此无所不能，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最终，首席计算机工程师也被证明是一台机器，它的智能发达到足以拥有同情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地繁荣了十五年的战后德国资本主义陷入了严重的衰退。经济和政治事件都严重影响到了西德。仅在钢铁行业，就有10％的劳动力被裁员。显然，直到那时仍是繁荣的稳定支柱的采矿业和重工业，其经济价值不会永久。“增长”这一圣律暴露出其极度脆弱和不可靠的本性。因此，在70年代初期，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呼吁改变工业的结构和重点，并将其置于新的或至少是更广阔的基础之上。电子技术通过信息技术、数据处理、通信技术的人工制品和系统进入国际市场。各种电子技术的发展为新的后工业经济带来了承诺，也预示着一场令人惊叹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没有人会流血或弄脏双手。基于技术的服务意味着高速、整洁、高效、可预计的可靠性，以及更紧密的社会互动。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研究所所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在1969年创造了一个策略性的新词语：电子技术时代（Technetronic Era）。布热津斯基写道：“后工业社会正在成为一个‘电子技术’社会：一个在文化、心理、社会和经济上都被技术和电子产品塑造的社会——尤其是在计算机和通信领域。”通过融合技术和电子业，布热津斯基不仅发现了美国内部的巨大转变，也发现了全世界地缘政治的范式转变。在从工业生产时代通往电子通信技术时代的道路上，一个“全世界”甚至“全地球”的社群正在出现。所有远程的信息都被联结到了一起，在此基础上，历史的进程不再由那些互相攻击、试图取代彼此的意识形态决定；相反；会是由发达国家的共同体（communitas）在协议下决定的。（我仍在引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文本）技术时代下的新社群将由知识精英统治，他们同时也将塑造未来的大学。这些精英将保证完美的沟通结构，以及对先前未被充分控制的事物的最佳治理。

布热津斯基指的首先是美国、西欧，其次是日本。随着“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把中国带到了这个电子技术时代的版图上。半个世纪后，随着社会性概念的盛行，它的唯一优势将不再是一个无条件的“我们”，而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我们”。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继续下去。

 

注释


[1] 原标题为《假冒世界》（Counterfeit World，1964），对古希腊原子论者的诗意哲学武器，即“simulacrum”（幻象）这一可爱的术语进行歪曲／篡改，显然不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特权。

 

佚名 译 

宫林林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