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网络社会年会发言稿

我的主题部分是自传式的，部分是理论的、政治的。我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它们构成了我的生活和我的作品：媒体、网络和平台。我并不是德勒兹的狂热追随者，所以我不会说它们是三块高原（plateaux）组成的一个装配（assemblage）（尽管我也同意），我也不会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新老交替的历史序列，在当前这个平台的时代，“媒体”或“网络”并未衰落。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在我的生涯里，“媒体问题”在1980年代、1990年代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鉴于我自己在社会运动中的媒体行动主义的背景，以及当时出现的DIY媒体［我们创造了战术媒体（tactical media）这个术语］，“媒体问题”便尤为重要。在思辨媒体理论和媒体行动主义的时代后，网络兴起了。1993年在阿姆斯特丹，黑客互联网服务提供者xs4all.nl出现。1994年初，数码城市（dds.nl）社区接口公共基础设施启动。舒尔茨（Pit Schultz）和我在1995年中期启动了“nettime.org计划”，对于思考网络的政治、美学的人来说，如今它依旧是一个重要的电子邮件群组。我们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文学评论、戏剧评论和电影评论都有了，那么互联网评论该是什么面貌？当然，它的前提是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媒体”。Nettime是网络的一个案例，它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社区，二十年过去了，它依然健在。最近的五到十年，平台概念的兴起了，可以说这绝非进步的迹象，相反是倒退了。

从2004年起，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INC（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开始研究媒体、网络和平台。那是一间很小的房，只有两到三个研究学者，但是我们却在其中推动了批判性的网络研究。我们创生于占屋自治运动，很善于靠极少的经费办事。我们希望一直有能力在微乎其微的预算下动员集体想象力，去想象另一个可能的世界。我们连接众人，推进协作与网络。网络文化研究中心是荷兰科技大学（Polytech）的一个小研究中心，荷兰科技大学专攻应用科学。所以我们不是学院派研究型大学的一部分，我也不是教授，我不带研究生、博士生，但我们有做研究的自由。这是实实在在的。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2009年我们启动了“查询社会”（Society of the Query）项目，它是一个网络，叩问搜索引擎的政治和美学。（图1）项目名称回应了情境主义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1968年所写的《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当前的社会已经从景观社会，一个充满电视、电影等等的社会，转变为基于互联网的查询的社会，变得更加抽象和不可理解，它是如此的不可见。

图1

网络社会不是景观化的，但它很抽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让它变得可见，因为这是让看不见的权力关系变得可见的第一步，而这非常困难。我们都用搜索引擎，如今这个行为已经司空见惯，我们甚至留意不到自己在搜索。在这个意义上，谷歌和百度没有任何的差别，它们都是幕后推手，正因为它们藏在背景中，所以变得更加强大，同时更不可见。这也许是个弗洛伊德式的观念，消失的、被压抑的东西终会卷土重来。所以百度绝非变得不重要了。搜索引擎都受益于这种隐形状态。

2010年在印度，我们与班加罗尔网络与社会中心（Center of Internet and Society）的朋友一同发起了一个名为“批判的观点”（Critical Point of View）的项目。（图2）它回应了维基百科“中立的观点”的原则。一些维基百科人并不喜欢这个项目，他们说不该去拆维基百科的台，应该不由分说地支持它。但我们网络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事不这样想，我们觉得支持维基百科最佳的方法就是批判它的基础假设，尤其是从后殖民的角度（在这个案例里也就是从印度出发）来对它进行批判，而与印度的学者、行动者携手共进再合适不过了，这是我们重要的灵感来源。但不幸的是，在有趣的开端后，这个项目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但它还在进行。维基百科实际上是网络当中最大的非营利性网络，而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有一天维基百科可能就消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资金问题，另一方面如果维基百科不持续从内部革新，不持续保持文化的多元性，让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它就会消失。

图2

图3

2011年“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我们实施了“Unlike Us”项目，它还在持续。（图3）我在这里提到的所有网络你都可以去注册、订阅邮件。Unlike Us是关于社交媒体的替代方案。我们如何想象另一种网络架构？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朋友”和“赞”这类愚蠢的范畴？社交媒体不是用来“分享”那些大公司和国家代理人所谓的“新闻”的。若要在科技的时代能真正重新定义社交的网络架构，需要聚焦于交换与协作。我们有什么是共同的？差异何在？我们能协力做什么？社交媒体公司不感兴趣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没法靠这类行为来卖广告。它们希望我们买东西、爱品牌。我们怎么才能摆脱“朋友”这个观念？我们怎么才能不是“朋友”？我认识你不等于我们是朋友。我才不是你的“朋友”。比如说有的情况下，我看某个信息，但不等于说我喜欢它，我推荐某个东西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并不喜欢你的自拍（但是我也没有渠道说出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我们与信息物的关系以及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Unlike Us是一个进行中的共同体，但它显然很难找到资金。批判社交媒体可不会让你红起来。这可不是假新闻，而是事实。

2015年我们共同举办的“脸书欢送会”（Facebook Farewell Party）非常惊艳，但这场发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剧院（Amsterdam National Theatre）的事件也引起很多争议。因为你其实并不想离开脸书，这简直是“社交自杀”。这个欢送会像是组织了个“社交自杀晚会”。我想说，其实要震撼荷兰人是很难的，他们的尺度很大，对新事物抱着开放的心态。所以这个活动并不成功，不过有不少人来参加了。也许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或在脸书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家媒体公司之后，很多事情都将改变，很多有趣劲爆的事也都浮现出来。那些看似单纯的东西，比如“媒体”的定义，对脸书来说却利害攸关。他们还当真以为自己是中立的、无辜的，甚至自称所谓的“技术型公司”。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家媒体公司，这本身就很有趣。

从2004年网络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起，我们就不断出版了很多东西，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家出版社了。我们出版PDF格式的电子书和读本，在网上发布。我们出版在线小册子、e-pub格式的论文以及所谓详细报告，还有其他类型的小型书册，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实验。如今我们在资金上很困难，电子出版变成了我们的主要业务。即便其他项目都失败了，这件事还是可以持续的，因为它几乎不花钱。

2015年起，我们新增了实践导向的“网络文化研究中心二号”，就在一号隔壁，当然比一号成功一些，叫出版实验室（Publishing Lab）。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工作，模式是在四到五个月的项目里见习。全球范围有意的学生都可以加入。我们做的是实践性的实验（记住我们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我们生产代码和原型等。我们没有落入保守自由主义的创业公司逻辑中，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如果你对出版的未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www.publishinglab.nl），也许你会愿意来阿姆斯特丹和我们工作四到五个月。

在资金周转不灵的状况下，我们在寻找更多合作伙伴。我们在荷兰的艺术评论界找到了一个，因为荷兰的艺术评论界正举步维艰，比如说艺术评论的文章可以在哪里发表呢？在哪里发表文章才真的会有影响力？有没有新的渠道或媒体使得自己发出声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如何去打造一种新的艺术批判文化氛围。艺术评论界也正在捍卫这种文化，因为总体而言，现在渠道越来越少，读者也越来越少。我们试图找到新方式来促进这种文化，包括短片、播客以及用新的在线出版的形式来实验。这是从去年起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顺便说一句，这个项目，如多年来的许多项目一样，也是用我们的母语荷兰语来开展的，我们也会加入国际板块，英语版本。

网络文化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最大的项目叫金钱实验室（Money Lab）。2014年以来，我们就在寻找艺术领域中另类的互联网收益模式。艺术家、行动者、评论家们如何才能谋生？金钱实验室关注众筹的政治，我们介入、讨论了区块链和比特币，我们邀请非洲的讲者来讲移动货币，也讨论印度的民主化问题。（图4）我很高兴这个项目的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的。它的推动力主要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财政紧缩。可笑的是，这场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是我经历过最漫长的危机。想到在我们生活的实时（real time）世界中，一场危机展开得如此缓慢，真令人惊讶。一场危机，包括特朗普当选这事，是有非常久远的起因的，思考这么长的时段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难，这是个麻烦，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实时的媒体环境中，每秒都有新事物诞生。

图4

图5

另外一个让我们感触颇深的竞赛叫“加密设计”（cryptodesign）（图5），这是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联合举办的一项设计挑战，2016年11月已举办了第二届。我们请设计师为我们把那些不可见的复杂的计算过程视觉化，要将这些过程政治化，我们就绝对需要视觉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帮助。因为其中的政治十分复杂且不可见，尤其是涉及加密的方面。2013年7月的斯诺登事件在这个意义上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维基解密（WikiLeaks）和匿名者（Anonymous）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一种集体化的视觉想象。不要再抱怨隐私被侵犯，我们需要有所行动。法规是一方面，替代方案是另一方面。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相信这两种政治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

2017年的新重点会放在自拍问题上。我是不反对自拍的，很多人会说：“哦，加尔文主义者都不喜欢自拍。”重新定义什么是线上的自我，这件事蕴藏着很多颠覆性的潜能，不能轻易地否定自拍。我们无法宣扬线下的浪漫，说“关掉你的手机和电脑，你就会好起来的”。我们并不做这种说教，我们必须直面流行文化中的元素，这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我们必须面对数码流行文化的这一部分，别否定，别逃避。经过数年筹资，我们找到两所罗马的大学感兴趣和我们共同办一场国际会议，名为“对线上自我的恐惧和憎恶”。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我是“反对方法”［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的名作的标题］的。话虽如此，也许我们有某种进路（一套令人发疯的系统）。我们是这样工作的：我们建立了个人、艺术家、研究者之间的网络，有时候我们想办法把他们集合在一起。老实说，现下我们的活动经费越来越少，因为荷兰基金已经不再支持我们了，但我们仍然能与国际伙伴们一起继续做事。

接下来看看那三个概念（媒体、网络、平台）。当我谈到媒体的时候，我会更加以自传的方式来谈。我可以谈麦克卢汉（McLuhan），但我不是加拿大人，我深深扎根在20世纪欧洲大陆的创伤里，这里有法西斯主义的创伤，有被政治化、工具化，用于驱逐异族、最终造成种族大屠杀和战争的技术的故事。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媒体理论家时，斯韦莱特（Klaus Theweleit）、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是我的英雄，我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灵感，既有理念上的也有风格上的。

这两个西德人直面我们的技术媒介历史，将其溯源到二战。斯韦莱特的分析是自传式的、精神分析式的，基特勒更加着意于文学，但他们都有强烈的兴趣从潜意识的角度解读科技问题，他们发现计算机的架构、媒体的架构都是以战争的逻辑组成的。计算机诞生于战争（控制论项目），这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的。我们不能说，“哦，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些东西”，计算机的系谱学就在那。当我们研究媒体的起源时，挖出来的其实是这些创伤性的事实，计算机的出现本身就是个创伤性的事件。当你手拿电脑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这些事，计算机是不会主动告诉你它的历史的。相反，你能与之面对面的、机器形态的计算机都快消失不见了，它躲进“云”里了，缩小成手机塞进你口袋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关于消失的历史，它在暗中计算着你我的生活。当然，现在已经有媒体考古学。如果我们要谈论媒体的历史，媒体考古学已经在那儿。当年我深度研究了斯韦莱特和基特勒，同时我的朋友们写了一本书叫做《媒体档案册》（The Media Archive），总结了我们的Adilkno（https://monoskop.org/Adilkno）小组对媒体理论的思辨阶段所做的贡献。荷兰语原版1992年出版，英语扩展版1998年出版。那时是一个密集投机的阶段，也被称为互联网泡沫时期，从1990年代中期持续到1990年代末期。随后互联网泡沫破灭，“9·11事件”发生，网络重新出现或被重新发明了，称为网络2.0版本。西方互联网行业在空前的资本崩溃后经受了惨痛的缩水，崩溃的不仅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资本，在那个阶段我们真的是在说钱，当然也包括对互联网可能的未来的投机。大多数投机都毁了，所以我们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一个更加整合的阶段。我还不确定这一阶段是否会被称为“平台资本主义”，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个概念是“网络”。在此我只能提供一个图式性的进路。对我而言第一个阶段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社会网络分析，其进路是纯社会学的、前科技的，略带官僚主义。社会网络分析其实很天真，它的目标是绘制有危险性的社会网络，比如黑手党的结构或公司之间的犯罪关系，在原始计算机数据库的帮助下手工绘制。这项特殊的社会学研究如今几乎过时，几乎被人们遗忘了。我们此时身在杭州的网络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这里的进路非常不同。因为我们不考虑对社会群体进行监视，清除这个或者清除那个。这是更开阔的网络进路，由此人们相信网络可以替代现存社会结构。网络嵌入人与事务流程中，它不再只是某些社会学家绘制社会关系时的局外视角。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网络可以扮演比如说宗教的角色、家庭的角色、党派的角色、国家的角色、贸易协会的角色，居委会的角色等等，这些角色是19世纪、20世纪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从这个进路看，人们所说的这些非常静态的、非常强有力的社会结构都是可以被更加流动的东西替代的。网络社会是一个提议，让人们从新的角度思考社会结构。

最近的五到十年中，对网络的人文主义式的强调崛起了。艺术家很早就开始谈论网络话题，但这很难说是什么样的人文主义。网络大体上还是一个与人疏远的概念，更多与生物学或计算机科学有关。

2007年的时候我们尝试构建一套新的网络理论，那时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共同举办了一些活动（称为新网络理论）。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做关于网络理论本身的事了。我们被称为“网络文化研究中心”，但我希望聚焦于网络行动，忘掉网络理论。这么做的首要原因是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爆炸式增长。

最近的十年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巴伦（Paul Barran）在1960年代初期构造的三种网络进路仍然存在：中心化、去中心化、分散式网络。联邦式网络（federated network）的提议是新进路，应该成为第四种，它是一种新的网络架构方式。但是我们该如何去构想它呢？据说它在较低层面上是去中心化的，在较高层面上则更为中心化。我和奈德·罗斯特（Ned Rossiter）一起开发了一种进路，我们叫它“组织化网络”（organized network）。关键在于：我们不要松散的连接，我们需要强劲的连接。我们应该破除、阻止弱连接（不要成为“朋友”）。如果你想建立网络，那么立刻建立强健的网络吧，从一个相对小的网络开始。网络理论给了我们很多如何操作的提示。我们都知道一个有效网络的核心是由10到15人组成的，一个稍大的网络，想要在其中有沟通，也不能超过150人。这并非什么高科技。然而在今天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建立这样的网络越来越困难，原因很简单，社交媒体巨头都乐得让这些网络一夜暴增，这对他们有利。他们得逞了。超过150这个数字你就迷失了，那时你只是在为别人、某个大公司或国家创造利益。大型的网络对你本身是有害的，而对别人（的公司）有利。这是非常基础的网络概念，你到处都可以读到，但脸书和其他大公司另有企图，它们并不想让我们通过网络变得强大。它们考虑的是广告一类的事情。

布雷顿（Benjamin H.Bratton）写的《堆栈》（The Stack）迈出了新的重要的一步。它是继柯司特的“网络社会三部曲”之后的里程碑，批判地阅读这本书将非常有益。布雷顿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方案，是思辨的理论，而且不再是关于网络的。可以说媒体、网络和平台的概念都是“堆栈”。这本书是用来分析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框架，虽然布雷顿并不愿意使用这个词。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小册子，可作为布雷顿的参照或补充。我认为在中国举办一场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讨论也会很有益处，讨论中国的平台经济有何特征。

如果1980年代媒体理论诞生了，1990年代是网络的十年，那么现在我们都生活在平台的魔咒之下。正如“平台”一词所指向的，这是一股不断地升高、中心化、整体化、综合化的趋势。网络意识形态鼓吹自己的去中心化天性，而平台文化则骄傲地宣称，人类大家庭终于找到了共同的家园。难道不是吗？我们全都聚拢在那里了。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在2010年的文章当中非常简要地总结了平台概念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出现的几个原因，据吉莱斯皮说，选用“平台”一词是策略性的，它把在线服务中相互冲突的活动表现为一种中性的基础。所以对自己动手操作（DIY）的使用者来说，似乎可以在中性的平台上免费地生产。平台的中心化面向是非常重要的，这必然使平台与网络逻辑格格不入。

平台预示着不同的玩家、应用软件和用户数据在更高层面上的整合，正如布雷顿所说，它创造了一种综合，即平台的主权（sovereignty）［让人想到施密特（Carl Schmitt）］。我们也会谈到平台的例外状态，这两方面是一体的。面对中心化的平台，布雷顿问道：这是一个新的集中营吗？这是我们时代非常让人担忧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

 

卢睿洋 译 

黄孙权 校

第一届网络社会年会发言稿

我的主题部分是自传式的，部分是理论的、政治的。我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它们构成了我的生活和我的作品：媒体、网络和平台。我并不是德勒兹的狂热追随者，所以我不会说它们是三块高原（plateaux）组成的一个装配（assemblage）（尽管我也同意），我也不会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新老交替的历史序列，在当前这个平台的时代，“媒体”或“网络”并未衰落。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在我的生涯里，“媒体问题”在1980年代、1990年代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鉴于我自己在社会运动中的媒体行动主义的背景，以及当时出现的DIY媒体［我们创造了战术媒体（tactical media）这个术语］，“媒体问题”便尤为重要。在思辨媒体理论和媒体行动主义的时代后，网络兴起了。1993年在阿姆斯特丹，黑客互联网服务提供者xs4all.nl出现。1994年初，数码城市（dds.nl）社区接口公共基础设施启动。舒尔茨（Pit Schultz）和我在1995年中期启动了“nettime.org计划”，对于思考网络的政治、美学的人来说，如今它依旧是一个重要的电子邮件群组。我们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文学评论、戏剧评论和电影评论都有了，那么互联网评论该是什么面貌？当然，它的前提是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媒体”。Nettime是网络的一个案例，它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社区，二十年过去了，它依然健在。最近的五到十年，平台概念的兴起了，可以说这绝非进步的迹象，相反是倒退了。

从2004年起，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INC（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开始研究媒体、网络和平台。那是一间很小的房，只有两到三个研究学者，但是我们却在其中推动了批判性的网络研究。我们创生于占屋自治运动，很善于靠极少的经费办事。我们希望一直有能力在微乎其微的预算下动员集体想象力，去想象另一个可能的世界。我们连接众人，推进协作与网络。网络文化研究中心是荷兰科技大学（Polytech）的一个小研究中心，荷兰科技大学专攻应用科学。所以我们不是学院派研究型大学的一部分，我也不是教授，我不带研究生、博士生，但我们有做研究的自由。这是实实在在的。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2009年我们启动了“查询社会”（Society of the Query）项目，它是一个网络，叩问搜索引擎的政治和美学。（图1）项目名称回应了情境主义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1968年所写的《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当前的社会已经从景观社会，一个充满电视、电影等等的社会，转变为基于互联网的查询的社会，变得更加抽象和不可理解，它是如此的不可见。

图1

网络社会不是景观化的，但它很抽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让它变得可见，因为这是让看不见的权力关系变得可见的第一步，而这非常困难。我们都用搜索引擎，如今这个行为已经司空见惯，我们甚至留意不到自己在搜索。在这个意义上，谷歌和百度没有任何的差别，它们都是幕后推手，正因为它们藏在背景中，所以变得更加强大，同时更不可见。这也许是个弗洛伊德式的观念，消失的、被压抑的东西终会卷土重来。所以百度绝非变得不重要了。搜索引擎都受益于这种隐形状态。

2010年在印度，我们与班加罗尔网络与社会中心（Center of Internet and Society）的朋友一同发起了一个名为“批判的观点”（Critical Point of View）的项目。（图2）它回应了维基百科“中立的观点”的原则。一些维基百科人并不喜欢这个项目，他们说不该去拆维基百科的台，应该不由分说地支持它。但我们网络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事不这样想，我们觉得支持维基百科最佳的方法就是批判它的基础假设，尤其是从后殖民的角度（在这个案例里也就是从印度出发）来对它进行批判，而与印度的学者、行动者携手共进再合适不过了，这是我们重要的灵感来源。但不幸的是，在有趣的开端后，这个项目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但它还在进行。维基百科实际上是网络当中最大的非营利性网络，而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有一天维基百科可能就消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资金问题，另一方面如果维基百科不持续从内部革新，不持续保持文化的多元性，让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它就会消失。

图2

图3

2011年“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我们实施了“Unlike Us”项目，它还在持续。（图3）我在这里提到的所有网络你都可以去注册、订阅邮件。Unlike Us是关于社交媒体的替代方案。我们如何想象另一种网络架构？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朋友”和“赞”这类愚蠢的范畴？社交媒体不是用来“分享”那些大公司和国家代理人所谓的“新闻”的。若要在科技的时代能真正重新定义社交的网络架构，需要聚焦于交换与协作。我们有什么是共同的？差异何在？我们能协力做什么？社交媒体公司不感兴趣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没法靠这类行为来卖广告。它们希望我们买东西、爱品牌。我们怎么才能摆脱“朋友”这个观念？我们怎么才能不是“朋友”？我认识你不等于我们是朋友。我才不是你的“朋友”。比如说有的情况下，我看某个信息，但不等于说我喜欢它，我推荐某个东西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并不喜欢你的自拍（但是我也没有渠道说出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我们与信息物的关系以及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Unlike Us是一个进行中的共同体，但它显然很难找到资金。批判社交媒体可不会让你红起来。这可不是假新闻，而是事实。

2015年我们共同举办的“脸书欢送会”（Facebook Farewell Party）非常惊艳，但这场发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剧院（Amsterdam National Theatre）的事件也引起很多争议。因为你其实并不想离开脸书，这简直是“社交自杀”。这个欢送会像是组织了个“社交自杀晚会”。我想说，其实要震撼荷兰人是很难的，他们的尺度很大，对新事物抱着开放的心态。所以这个活动并不成功，不过有不少人来参加了。也许在特朗普当选之后，或在脸书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家媒体公司之后，很多事情都将改变，很多有趣劲爆的事也都浮现出来。那些看似单纯的东西，比如“媒体”的定义，对脸书来说却利害攸关。他们还当真以为自己是中立的、无辜的，甚至自称所谓的“技术型公司”。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家媒体公司，这本身就很有趣。

从2004年网络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起，我们就不断出版了很多东西，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家出版社了。我们出版PDF格式的电子书和读本，在网上发布。我们出版在线小册子、e-pub格式的论文以及所谓详细报告，还有其他类型的小型书册，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实验。如今我们在资金上很困难，电子出版变成了我们的主要业务。即便其他项目都失败了，这件事还是可以持续的，因为它几乎不花钱。

2015年起，我们新增了实践导向的“网络文化研究中心二号”，就在一号隔壁，当然比一号成功一些，叫出版实验室（Publishing Lab）。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工作，模式是在四到五个月的项目里见习。全球范围有意的学生都可以加入。我们做的是实践性的实验（记住我们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我们生产代码和原型等。我们没有落入保守自由主义的创业公司逻辑中，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如果你对出版的未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www.publishinglab.nl），也许你会愿意来阿姆斯特丹和我们工作四到五个月。

在资金周转不灵的状况下，我们在寻找更多合作伙伴。我们在荷兰的艺术评论界找到了一个，因为荷兰的艺术评论界正举步维艰，比如说艺术评论的文章可以在哪里发表呢？在哪里发表文章才真的会有影响力？有没有新的渠道或媒体使得自己发出声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如何去打造一种新的艺术批判文化氛围。艺术评论界也正在捍卫这种文化，因为总体而言，现在渠道越来越少，读者也越来越少。我们试图找到新方式来促进这种文化，包括短片、播客以及用新的在线出版的形式来实验。这是从去年起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顺便说一句，这个项目，如多年来的许多项目一样，也是用我们的母语荷兰语来开展的，我们也会加入国际板块，英语版本。

网络文化研究中心正在进行的最大的项目叫金钱实验室（Money Lab）。2014年以来，我们就在寻找艺术领域中另类的互联网收益模式。艺术家、行动者、评论家们如何才能谋生？金钱实验室关注众筹的政治，我们介入、讨论了区块链和比特币，我们邀请非洲的讲者来讲移动货币，也讨论印度的民主化问题。（图4）我很高兴这个项目的进展还是非常顺利的。它的推动力主要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财政紧缩。可笑的是，这场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是我经历过最漫长的危机。想到在我们生活的实时（real time）世界中，一场危机展开得如此缓慢，真令人惊讶。一场危机，包括特朗普当选这事，是有非常久远的起因的，思考这么长的时段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难，这是个麻烦，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实时的媒体环境中，每秒都有新事物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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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另外一个让我们感触颇深的竞赛叫“加密设计”（cryptodesign）（图5），这是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联合举办的一项设计挑战，2016年11月已举办了第二届。我们请设计师为我们把那些不可见的复杂的计算过程视觉化，要将这些过程政治化，我们就绝对需要视觉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帮助。因为其中的政治十分复杂且不可见，尤其是涉及加密的方面。2013年7月的斯诺登事件在这个意义上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维基解密（WikiLeaks）和匿名者（Anonymous）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一种集体化的视觉想象。不要再抱怨隐私被侵犯，我们需要有所行动。法规是一方面，替代方案是另一方面。在阿姆斯特丹，我们相信这两种政治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

2017年的新重点会放在自拍问题上。我是不反对自拍的，很多人会说：“哦，加尔文主义者都不喜欢自拍。”重新定义什么是线上的自我，这件事蕴藏着很多颠覆性的潜能，不能轻易地否定自拍。我们无法宣扬线下的浪漫，说“关掉你的手机和电脑，你就会好起来的”。我们并不做这种说教，我们必须直面流行文化中的元素，这也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我们必须面对数码流行文化的这一部分，别否定，别逃避。经过数年筹资，我们找到两所罗马的大学感兴趣和我们共同办一场国际会议，名为“对线上自我的恐惧和憎恶”。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我是“反对方法”［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的名作的标题］的。话虽如此，也许我们有某种进路（一套令人发疯的系统）。我们是这样工作的：我们建立了个人、艺术家、研究者之间的网络，有时候我们想办法把他们集合在一起。老实说，现下我们的活动经费越来越少，因为荷兰基金已经不再支持我们了，但我们仍然能与国际伙伴们一起继续做事。

接下来看看那三个概念（媒体、网络、平台）。当我谈到媒体的时候，我会更加以自传的方式来谈。我可以谈麦克卢汉（McLuhan），但我不是加拿大人，我深深扎根在20世纪欧洲大陆的创伤里，这里有法西斯主义的创伤，有被政治化、工具化，用于驱逐异族、最终造成种族大屠杀和战争的技术的故事。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媒体理论家时，斯韦莱特（Klaus Theweleit）、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是我的英雄，我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灵感，既有理念上的也有风格上的。

这两个西德人直面我们的技术媒介历史，将其溯源到二战。斯韦莱特的分析是自传式的、精神分析式的，基特勒更加着意于文学，但他们都有强烈的兴趣从潜意识的角度解读科技问题，他们发现计算机的架构、媒体的架构都是以战争的逻辑组成的。计算机诞生于战争（控制论项目），这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的。我们不能说，“哦，我们已经克服了这些东西”，计算机的系谱学就在那。当我们研究媒体的起源时，挖出来的其实是这些创伤性的事实，计算机的出现本身就是个创伤性的事件。当你手拿电脑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这些事，计算机是不会主动告诉你它的历史的。相反，你能与之面对面的、机器形态的计算机都快消失不见了，它躲进“云”里了，缩小成手机塞进你口袋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关于消失的历史，它在暗中计算着你我的生活。当然，现在已经有媒体考古学。如果我们要谈论媒体的历史，媒体考古学已经在那儿。当年我深度研究了斯韦莱特和基特勒，同时我的朋友们写了一本书叫做《媒体档案册》（The Media Archive），总结了我们的Adilkno（https://monoskop.org/Adilkno）小组对媒体理论的思辨阶段所做的贡献。荷兰语原版1992年出版，英语扩展版1998年出版。那时是一个密集投机的阶段，也被称为互联网泡沫时期，从1990年代中期持续到1990年代末期。随后互联网泡沫破灭，“9·11事件”发生，网络重新出现或被重新发明了，称为网络2.0版本。西方互联网行业在空前的资本崩溃后经受了惨痛的缩水，崩溃的不仅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资本，在那个阶段我们真的是在说钱，当然也包括对互联网可能的未来的投机。大多数投机都毁了，所以我们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一个更加整合的阶段。我还不确定这一阶段是否会被称为“平台资本主义”，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个概念是“网络”。在此我只能提供一个图式性的进路。对我而言第一个阶段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社会网络分析，其进路是纯社会学的、前科技的，略带官僚主义。社会网络分析其实很天真，它的目标是绘制有危险性的社会网络，比如黑手党的结构或公司之间的犯罪关系，在原始计算机数据库的帮助下手工绘制。这项特殊的社会学研究如今几乎过时，几乎被人们遗忘了。我们此时身在杭州的网络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这里的进路非常不同。因为我们不考虑对社会群体进行监视，清除这个或者清除那个。这是更开阔的网络进路，由此人们相信网络可以替代现存社会结构。网络嵌入人与事务流程中，它不再只是某些社会学家绘制社会关系时的局外视角。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网络可以扮演比如说宗教的角色、家庭的角色、党派的角色、国家的角色、贸易协会的角色，居委会的角色等等，这些角色是19世纪、20世纪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从这个进路看，人们所说的这些非常静态的、非常强有力的社会结构都是可以被更加流动的东西替代的。网络社会是一个提议，让人们从新的角度思考社会结构。

最近的五到十年中，对网络的人文主义式的强调崛起了。艺术家很早就开始谈论网络话题，但这很难说是什么样的人文主义。网络大体上还是一个与人疏远的概念，更多与生物学或计算机科学有关。

2007年的时候我们尝试构建一套新的网络理论，那时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共同举办了一些活动（称为新网络理论）。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做关于网络理论本身的事了。我们被称为“网络文化研究中心”，但我希望聚焦于网络行动，忘掉网络理论。这么做的首要原因是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爆炸式增长。

最近的十年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巴伦（Paul Barran）在1960年代初期构造的三种网络进路仍然存在：中心化、去中心化、分散式网络。联邦式网络（federated network）的提议是新进路，应该成为第四种，它是一种新的网络架构方式。但是我们该如何去构想它呢？据说它在较低层面上是去中心化的，在较高层面上则更为中心化。我和奈德·罗斯特（Ned Rossiter）一起开发了一种进路，我们叫它“组织化网络”（organized network）。关键在于：我们不要松散的连接，我们需要强劲的连接。我们应该破除、阻止弱连接（不要成为“朋友”）。如果你想建立网络，那么立刻建立强健的网络吧，从一个相对小的网络开始。网络理论给了我们很多如何操作的提示。我们都知道一个有效网络的核心是由10到15人组成的，一个稍大的网络，想要在其中有沟通，也不能超过150人。这并非什么高科技。然而在今天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建立这样的网络越来越困难，原因很简单，社交媒体巨头都乐得让这些网络一夜暴增，这对他们有利。他们得逞了。超过150这个数字你就迷失了，那时你只是在为别人、某个大公司或国家创造利益。大型的网络对你本身是有害的，而对别人（的公司）有利。这是非常基础的网络概念，你到处都可以读到，但脸书和其他大公司另有企图，它们并不想让我们通过网络变得强大。它们考虑的是广告一类的事情。

布雷顿（Benjamin H.Bratton）写的《堆栈》（The Stack）迈出了新的重要的一步。它是继柯司特的“网络社会三部曲”之后的里程碑，批判地阅读这本书将非常有益。布雷顿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方案，是思辨的理论，而且不再是关于网络的。可以说媒体、网络和平台的概念都是“堆栈”。这本书是用来分析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框架，虽然布雷顿并不愿意使用这个词。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小册子，可作为布雷顿的参照或补充。我认为在中国举办一场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讨论也会很有益处，讨论中国的平台经济有何特征。

如果1980年代媒体理论诞生了，1990年代是网络的十年，那么现在我们都生活在平台的魔咒之下。正如“平台”一词所指向的，这是一股不断地升高、中心化、整体化、综合化的趋势。网络意识形态鼓吹自己的去中心化天性，而平台文化则骄傲地宣称，人类大家庭终于找到了共同的家园。难道不是吗？我们全都聚拢在那里了。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在2010年的文章当中非常简要地总结了平台概念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出现的几个原因，据吉莱斯皮说，选用“平台”一词是策略性的，它把在线服务中相互冲突的活动表现为一种中性的基础。所以对自己动手操作（DIY）的使用者来说，似乎可以在中性的平台上免费地生产。平台的中心化面向是非常重要的，这必然使平台与网络逻辑格格不入。

平台预示着不同的玩家、应用软件和用户数据在更高层面上的整合，正如布雷顿所说，它创造了一种综合，即平台的主权（sovereignty）［让人想到施密特（Carl Schmitt）］。我们也会谈到平台的例外状态，这两方面是一体的。面对中心化的平台，布雷顿问道：这是一个新的集中营吗？这是我们时代非常让人担忧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

 

卢睿洋 译 

黄孙权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