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发言稿
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的世纪。如今当我们想到世界每个现象，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是一个个巨大的貌似变化无穷的环环相扣的网络空间：生物的、生产的、控制论的，尤其是——社交的。有着强烈视觉效果的网络图像，已成为我们整体地理解当前技术社会的典型表征，否则我们的认知就难以把握技术社会。然而没有意识形态中立的图像，所以网络图像同样是夹在主客体之间的媒介，在世界之中嵌入——或者提前编入——了一套感念装置，即结点和链接（或者图论术语：顶点和边缘）。这并非没有后果的：由于对我们想象的捕捉，网络构造了可能的虚构的视野，就像吉尔别·西蒙东在《发明与想象》[ Imagination et Invention ] 1 中所说。然而网络这个概念本身是哪来的？人们夸大了类似脸书[ Facebook ]的数码社交网络的显要，事实上量化社交网络早先于数码社交网络出现，特别是心理学家莫雷诺[ Jacob L. Moreno ]在他30年代后期的著作中提出；我们认为数码计算机的出现根本上是对前数码的网络概念装置的加强。尽管没人能否认社交网络当今全球性的影响力，但是其根本的本体论假设并未被探究。套用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话，脸书的“什么”如何造就了我们的“谁”。2
社会关系的工业化
莫雷诺（1889-1974），心理学家，社会关系计量法创立者，是第一批展示图论对社会关系研究的价值的心理学家之一。莫雷诺在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间的工作直接来自心理学（历史地先于控制论和因特网）。最常引用的例子是莫雷诺在纽约哈德森女子培训学校的工作，那里的女孩出走率超出平均的14倍。莫雷诺认定这是在校女生间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造成的，为了究其根源，他通过简单的社会调查来“绘制网络”或建立他认为的“社交图”，后者无非是人们熟悉的把人绘为节点，人际关系绘为链接的制图。调查包括如“你希望和谁坐同桌”这种简单问题。莫雷诺通过绘图发现住宿安排导致了冲突，然后他用同一个模型提出另一种安排就降低了出走人数。莫雷诺相信通过制图来表征社会关系，进而他写到“由于社会万象的模式是不可见的，所以要通过绘图使之可见。所以社会计量图表越有用就越能精确地现实地描绘被发现的社会关系”。3 对于莫雷诺，社会关系图表已不仅是对社会关系的再现，这些社会关系的绘图可以重新构造社会生命，莫雷诺冠之以新型社会规划，它能通过提前规划过的技术地具体化了的社交网络来重新组织“有机”社会关系。早在1941年，莫雷诺就已经提出，技术社交网络迭加在已在的社交网络上“产生了如下情况：社会不知觉中被控制，越发脱离人的控制”。4 这种失控是当前技术社交网络的核心问题，为了理解这种现象，我们要追问一些隐藏在社交网络分析的历史性发展中的本体假设。
尽管社会网络分析对社会关系做了详细的测绘，但它正是社会原子化的极端表现。这一点需要从社会和哲学上来理解：社会网络的预设命题是，个体构成网络，因为个体——传统社会学往往谈人类个体，但个体也可以是非人类的，例如动物或民族国家——是社会网络中稳定的基本单位。如果有什么集体性的话，指的首先是个体的总和与可以被量化的“社交图谱”表征的社会关系，这种制图赋予社会网络概念以数学精确性。这种观点异于人类学中的常理：即一个社会，社群或其他集体性是超出单纯的个体和他们的关系的总和的，而且深深植入在他们的技术、历史甚至生物世界里。需要注意的是集体的发展历史性地存在于家庭、宗族、部落等形式中，先于自主个体的观念。
同时，社交和网络的结合体也再次激活了工业精神，该精神可追溯到远远早于莫雷诺的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哲学家圣西门。社会学家皮尔·穆索[ Pierre Musso ]表明，圣西门通过对生理学的理解，是第一个完全概念化了网络理念的哲学家，他用生理学分析了相当不同的领域，但是并非如莫雷诺之后通过数学概念所做，而且更具想像力。圣西门的确构想了沟通网络、运输网络、兴趣网络，认为网络是自己的首要概念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圣西门相信靠工业化，是有可能通过网络系统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它重新将财富和资源从富人分配给穷人，从天赋高者分配给低者，就像是一个有机体疏通所有循环以至于达到内在平衡。5
今天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圣西门的社会学的盲区是政治经济问题（因而也必然包括阶级问题），这是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6 中所分析的。但是，在蔓延的数码社交网络中，仍然有一点解放的启示，因为似乎无摩擦的网络媒介也释放了对新型民主社会的想象。“无摩擦”是对更加扁平的社会结构的概念化，能够使得曾经孤立的社会部件组合在一起——甚至是以全球为尺度。“大家一起来” 7 这种口号就体现了这一现象：人们可以使用脸书、推特等社交工具来自动化地组织事件、运动，甚至革命。对莫雷诺来说，社会计量式革命从未甩掉自己的阴影。
把社会网络绘制为节点和链接更强化了这个哲学假设：社会关系是原子单位相互“链接”的物化。可见这种单纯节点连线的社交网络图像限制了创新的视野，照这种粗糙的图像就无法理解如何图解任何超出以个体为基础的集体性，相反总是把任何集体性都视为原子相互链接图的结果或副产品。把个体视为社会原子已经隐含了一种个体主义的极端形式，先天地将集体置于个体之后。
社交网络站点如脸书停留在这种范式中，仅仅提供已存在于某些社会空间的丰富的社会关系的数码表征，并首先基于不同的算法发现新的关联。然而人们能有多少没有先在其他非数码或数码领域相会而仅通过脸书就结识的新朋友？由于这些设定，阿多诺称为“非-同一”[ das Nichtidentische ]的社会关系被碾入“好友”这个同一性空间中，脸书极大依赖个体主义的预设，因为脸书中的基本单位总是个人的脸书资料。8 所以脸书上的节点一开始就只有“朋友”关系。最近，对脸书的朋友关系概念的线性修改分出了“密友”和“熟人”等范畴（然而“对头”和“敌人”等范畴当然是被禁止的，只能存在于讽刺性的社交网站如恨书[ hatebook ] 9）。最近脸书还纳入了新类型对象，如地点和品牌，作为他们的网络节点，这次以“点赞”关系来连结。
尽管脸书的优化意在收集原子化个体的营销数据，但不可否认这些数码社交网络能聚人，这些群组的活动范围超出购物、休闲，它们也传播被和谐的新闻甚至政治抗议。但在歌颂如推特这样的社交网络平台时我们要当心。
当用户被视为迭加在技术网络中的社会原子时，他们可能的集体智慧中的自发性和创新就已经被网络控制所扭曲。这些控制的目的只是密集的营销和瞄准个体的消费，而非促进群组潜能的发展。在社交网络中，个人主体是原子，而主体化成了在密集监视控制下的设计过程。因而社交网络在弗朗西斯·佩鲁[ François Perroux ]这样的理论家眼中可能是去集体性的新的异化形式的源头。10 群组的形成并不是基于共同计划，也即是关怀，力比多能量和时间的投入。今天在脸书，推特等站点上所发生的正相反：尽管构成了大量人群的虚拟家园，但从来没有形成“在一起”的集体计划。在现有这种几乎让人哭笑不得的“在一起”中，每个社会原子的时间和关照都被刷状态，互动，广告一类事物剁碎消散。斯蒂格勒认为这些被构造的社会原子实际上不是“个体”而是“去个体”，因为他们似乎离开自动化的社交网络就丧失了行动能力，他们的社会再生产需要特殊的技术形式来担保。11
去中心化和社交网
如果脸书——作为中心化的数码社交网络平台的领头羊——是社会关系工业化的顶点，那么用户们能通过简单地把脸书去中心化而避免被削减为社会原子吗？的确，这种过于简单的对社会网络问题的回应已经被大多数被称为或自称为骇客的计算机工程师（留意骇客一词并无贬义，这里指的是一些热衷技术，追求另类创意的工程师、编程人员）肯定，包括著名的Diaspora到基于开放社会网络标准的更成功的计划，如Status.Net。但是这些骇客和“新兴” 的社交公司也许忘记了社交网和中心化的历史。虽然曾今有非常多样的数码社交网络站点，如生活杂志[ LiveJournal ]、 部落网[ Tribe.net ]、友人网[ Friendster ]和欧库特[ Orkut ]，但这些站点最终整合了。与其先驱如“聚友”[ MySpace ]相比，脸书的首要优势是它一贯的用户界面和它首先以排外的学院如哈佛大学为目标群体，根据用户在数码社会网络中的设置来判断其社会地位并由此谋利。而且为了防止自身被其他临近的社交网络干扰，脸书创立脸书开发者平台来制作app在脸书上运行，这样就巧妙地违背了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约瑟夫·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经典模型。12 以此方式，脸书就能把开发者困在它的“围墙花园”里，让他们在脸书上开展他们的经营，从而把脸书从简单的社交网络站点转变为包罗一切的社交平台。
在数码社交网络初创时，人们曾广泛认识到社会关系的中心化含有危险。首个典型案例大概是2005年orkut被伊朗政府关闭，紧接着还有其他社交网络站点。丹·布里克利[ Dan Brickley ]当时是万维网联盟（W3C，世界上最重要的网络标准制定组织，维持HTML和其他标准）的员工，他写到，“伊朗博客有65000以上的博客，超过7%是orkut用户，转眼就消失了”。13 当时丹·布里克利和蒂姆·伯纳斯-李[ Tim Berners-Lee ]共事，后者常被称为网络的发明者，他们开发伯纳斯-李所谓的“语意网”，这是雄心满满地从文档网向数据互联的语意网的转变，由此数据能获得“充分定义”。伯纳斯-李感到世界文档解放了，世界数据也从各种封闭的数据库里去中心化，这将导致爆炸式的创新。第一步骤是RDF（资源描述框架,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是一个开放可拓展的数据格式，意味着基于网络的形式用简单的知识表征来描述几乎所有的元数据：也就是说用节点和链接，节点表示主体和客体，链接表示其间的谓语。14 基于RDF，布里克利决定要创建“我的朋友的朋友”[ FOAF, Friend of a Friend ]项目来“创建一个机读页面的网站来描述人，描述人与人的链接和他们的活动……FOAF定义了一个开放的，去中心化的技术，可以连接社交网络站点和被描述的人”。15 丹·布里克利希望，靠这样的可携带数据标准，用户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他们的数据，避免在他们的数码社交网络消失时丢失自己的数据。
布莱德·菲兹派翠克[ Brad Fitzpatrick ]，生活杂志社交网站的创建者，是开发社交图谱的首个冠军。起初他让用户从生活杂志出口个人资料给FOAF，从而他们就能掌控自己的数据，把它移动到其他FOAF支持的站点。在他与（当时的）六度分割网络公司[ Six Apart ]的同事大卫·瑞科多[ David Recordon ]共同编辑的文章《社交图谱的一些想法律》[ '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中，菲兹派翠克开头写到：
越来越多的新“社交应用软件”诞生，传统的应用也层出不穷，它们要么依赖“社交图谱”，要么利用社交图谱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价值……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或由几个组成的）社交图谱是全面而去中心的。相反，有上百个分散的社交图谱，大部分都质量可疑，很多都设置围墙花园。16
所以菲兹派翠克声称社会应当“最终把要使社交图谱成为社区财产”从而使“图谱数据像个人电脑上的文档一样便携”。17 于是人们开始去忙着创造去中心的社交网所需的技术。在“联合社交网”[ Federated Social Web ]口号之下，许多公司如Status.Net（前身是identi.ca）开始生产操作码来示范建立真正去中心和基于标准的社交开放网络的潜能，其中的数据比如状态更新和个人资料可以顺畅地在多伺服器间共享——的确一项是令人敬佩的技术创举。
然而这些社会网去中心化的工作并没有比黑客和网络爱好者的影响更大，尽管它在比如脸书和谷歌等公司里登陆了一些社交网络去中心的先锋工作。菲兹派翠克的共同作者大卫·瑞科多离开了六度分割网络公司成为脸书的第一个标准经理[ standards manager ]，或多或少还继续他以前关于开放授权[ OAuth, Open Authorization ]，开放ID和关于社交图谱去中心的工作。在脸书时，瑞科多开始关心伯纳斯-李的语意网，和FOAF发明者丹·布里克利讨论，甚至有传言说脸书将要“开放”其社交平台。然而实际情况更加有趣：开放的是点赞按键，而官方把这叫做“开放图谱协定”[ Open Graph Protocol ]。18 脸书聪明地利用RDF开放标准让网管可以把他们的页面描述成一组有限数额的价值物（影片、人、书、地点等）并把这些与客户端脚本相连，进而从任何网站向脸书传送数据。与谷歌抓取的超链接不同，某用户的“赞”了某商品的信息不会显示给该用户所在网站的所有者，甚至不会被用户自己保留，而是被传送至脸书的中心数据库。极其讽刺的是，脸书利用开放标准语意网建立了彻头彻尾的封闭平台，仅由一种关系“赞”来构成，席卷整个网络！在对脸书迅速霸占社交网络的恐慌中，谷歌雇佣了很多社交网络去中心里的关键人员，如布莱德·菲兹派翠和丹·布里克利，约瑟夫·斯马[ Joseph Smarr ]，克里斯·梅西纳[ Chris Messina ]等，他们中有人继续建设他们的谷歌+产品。但目前来看，谷歌+仍未成为社交网络去中心的核心。
社交网络去中心化的关键只是社交网络的扩散，这样实际上就与中心化平台的“开放”商业模式相安无事，所以对于社交网络自身的本体假设毫无挑战。语意网去中心的本性导致了大量中心化的点赞按键，所以中心化的数码社会网络并非简单地与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对立。去中心从来不是彻底的且常常自相矛盾。即便就IP地址来说，互联网目前是去中心的，但是谷歌和脸书通过服务器和数据库榨取货币价值仍然是中心化的。
要更加严格地要求“去中心”这个词，一个哲学上的棘手问题是：即便在去中心的系统中，把真实的人简化为原子，以及将人际关系简化为线性连接的本体论也从未受到挑战。因为这些另类的去中心的社交网都无力超越这个问题，因此用户找不到理由为什么要离开中心化的数码社交网络们。我们承认去中心化有它的优点，但我们必须记住去中心并不必然是正面的，它也会过于简单地导向对点对点（P2P）系统的盲目崇拜。话虽如此，但反过来认为去中心总是负面的，也会把我们逼入绝境，我们就只能像加洛韦[ Alexander Galloway ]一样指出网络就是控制。19 相反，更有益的是斯蒂格勒的观点：去中心的技术总是药性的，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是解救也是毒药。20 所以我们对此也无需惊讶：大量采用的中心化数码社交网络平台既包含民主的散播，如2011年的全球民主运动中推特和脸书的角色；同时也包含社会控制，如这同一个技术对运动的监视和破坏。我们想要探索这些社交网络“新”现象如何植根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建立的意识形态装置中，不仅仅是要批判性地揭示“真相”，而且我们相信只要有意识地去分析和超越经典的社交网络图谱的又死板又浅薄的本体论假设，想象和发明的可能仍可以打开一个新的个体化空间。去中心化永远不够。
集体个体化
我们是否能重新思考集体性的观念，把它看作对当前数码社交网络中个体化的原子主义的治疗？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抹去个体性，用某种神秘的物化的集体性，例如斯大林式的集体主义来替代个体的独特性。相反，我们要让集体和个体相互共同创造，就像特定和花和蜜蜂间的必要的繁殖关系。社会计量学要求尽量精确的制图来准确地反应和预测可能的链接和互动从而通过营销使平台的利润率最大化；这样一来社交网络中的技术的个体化很容易就滑向去个体化。我们能想象一种既不歌颂也不排斥数码社交技术可能性的个体化吗？一种可以治疗当前基于网络的社交中去个体化的个体化模型——而且它社会-技术性地靠网络来推动——正是吉尔别·西蒙东[ Gilbert Simondon ]在他的著作《心理和集体个体化》[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中提出的。21
西蒙东认为个体化总是心理和集体同时进行。他说的心理个体化是个体的心理活动的过程以及形成，比如在个体处于焦虑，悲伤，生气等情景中时。西蒙东用集体来表示这些个体状态的形成必定要与更广的社会和技术世界相联系。然而这心理和集体的二元构成还不够的，还必须是同时的。个体和群组不是对立的，个体和集体构成了连续不断的个体化过程。心理个体化对西蒙东来说是较为简单的个体化，它也是个体化的条件，而集体个体化的过程让个体进入连续转化的状态中。
集体的形成常被简化为考虑“为什么个体想要参与？”等的问题，这是做营销或规划风投的人要问的典型问题。这些问题仅把社会规范和集体视为预定结构，错误地认为要创造一个集体，工程方法论需要直接设定社会范畴并根据这些预设把所涉个体装进模子里。西蒙东认为个体化就像是结晶过程。同样，一个群组产生成为一种个体，其中每个个体既是施动者又是环境[milieu]。人们会问：我们在脸书上看到的不就是心理和集体个体化吗？的确，西蒙东的哲学进路可以成为分析社会关系的工具，但我们必须超出仅仅把这些理论当成分析工具的局限，而把这些概念视为改变的工具。如前所见，脸书个体化的主要是原子化的个体。所以一条真正异于脸书的方式不能仅复制其特色，而要从完全不同的地方开始：即从集体开始，从而重新设计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我们不再问原子化的个体如何构成集体，而必须探索集体的社交网络如何改变塑造个体，并把后者视为首要的条件。
所以我们要反思群组的问题，并提出关于群组的共同计划是回答什么使得集体有别于个体并塑造了集体个体化过程的答案。比如乌沙希迪[Ushahidi]这个网站，它提供一个建立在谷歌地图上的群众外包[ crowdsorced ]的制图服务，最初是为了对肯尼亚选举中的暴力的监控。2010海地地震后，乌沙希迪通过一个特别的主题井号标签让当地和海外的志愿者来接收短信，从而定位紧急状况，援救危在旦夕的海地人民。2011日本地震和海啸后，日本工程师通过分析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开发了一张急需救援的海啸灾害地图。这些项目的动力机制远超简单的发布更新个人状态，而是让人们可以主动地为共同目标一起工作，所以发展出了集体项目性。在这项目成形的时刻，个体能通过集体来个体化，为个体的投入赋予意义。在脸书上，人们可以建立群组，页面，事件，但是不论脸书还是谷歌+或推特都没有提供基于合作的集体个体化所需的工具。换句话说，在脸书上，群组与个体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是另一个网络上的原子而已。我们要超越原子和链接，超越节点和顶点！
集体社会网络
一言蔽之：我们的论点是当前的社交网络是基于某种对个体和人际关系的哲学假设，而通过改变这些假设，我们就能想象把社交网络改造成一种为集体个体化服务的技术。从提出集体个体化的新的哲学模型到其在技术系统中的实现的概览，我们提出，社交网络应该是一组动态和目标开放的工具，能促进集体项目的创建和执行。只要群组成功地使用其生物-技术能力来实现任何产生于集体个体化过程中的目的，集体智慧便能实现。所以一个用户必须加入某个特殊的集体项目，否则他/她就无法充分利用该平台的功能和数据。每个集体项目要由一个共识的目标来定义，实现目标的要求须由成员们集体开展和更新，成员通过集体个体化走到一起。任务可以指派给个人或者次级群组，任务的进程应该被监督和指导。然而，集体应该是动态的而非固定的，小组可以随时组合进行更大的项目，项目也可以分成更小的集体。以这种方式，集体可以相互结识交流并寻找组合与信息分享的机会。
有趣的是，成功的数码社交网络另类实践的案例都是那些以草根政治项目构成的集体功能。的确，第一个用户贡献内容的网络2.0站点是独立媒体，它是在千禧年转折时觉醒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成立的全球网络独立媒体中心。22 如今几乎所有大众媒体频道的网站都效法曾经创新性的独立媒体的开放式评论。而且，最初的行动者和程序员想象的“扩增[ augmented ]社交网络”可以“提高公民围绕社群实践中的共同兴趣组建关系、自我组织从而更好地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能力”23，这似乎大部分失败了，如今他们要么为传统数码社交网络工作，要么继续以“持久战”来实现最初理想。最终，从FOAF到Diaspora，24 异于脸书和推特的实践的成功可以客观地从他们的用户数目和长期成长来衡量。虽然另类社交网络如Diaspora曾有过大量的用户（因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报道过他们），但Diaspora从未能提供集体个体化所需的合作工具。所以，除了一些抽象的价值和设计，用户无法将 Diaspora跟脸书区别开来，他们最终失去了兴趣，甚至在今天Diaspora剩下的创建者也都转战到其他项目去了。而且，那些去中心的社交网络的协议，最多也只能被当前如脸书或谷歌+等的社交网络平台纳用。任何没有超越粗糙的社交物理学[ social physics ]，只是建基于社交原子以及被物化的社交关系链接的所谓另类实践大多只会萎缩衰亡。除了不断批判中心化的数码社交网络平台，行动者们对于这种粗糙的社交物理学概念装置似乎完全无动衷，从埃及革命到占领运动，他们总是惯常地使用传统的原子化网络如推特和脸书，为的是媒体关注度，仅因为那里有大量用户。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消息扩散方式。多么可怜啊，全球的通过数码社交网络的人性互联的目的就只是分享照片和140字来吸引关注。
更切近的调查显示，行动者不在脸书、推特上组织反而在知名度低的其他社交网络如去中心数码社交网络Lorea 25和寄存在行动者服务器riseup.net运作的马唐草[ Crabgrass ]26社交网络上搞组织。客观地说，这两个网络在他们的共同体中都是成功的，因为每个网站都有50000左右用户，有持续的成长，不断更新他们的软件，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为人所知，并且都被当前与集体个体化相关的街头和网上的社会运动采纳。Lorea是西班牙愤怒者运动中兴起的集体社交网络平台，马唐草则与美国、德国和巴西的各种无政府主义运动有长久的联系。这并不是说草根政治行动者创立的任何社交网络平台都注定成功；远非如此，占领运动，联合大会[ Federated General Assembly ]打算建立的高调的平台就仍然只是草案，而非有实际用户的计算机程式。Lorea和马唐草一类平台的成功理由很明了：原子化的数码社交网络如脸书和推特缺的就是数据协调和生产的必要工具，比如这些成功平台提供的为实现合作编写文件和任务组织的“群软件”[ groupware ]。但“群软件”这个词通常指如IBM的Lotusphere之类的商业软件，这类工具大部分都只限于愿意花钱的公司用户，它们的功能局限在公司案例上。我们眼下发生的是，群软件流向了自我组织的公民手中。这些平台在实践中都不完全是去中心化的：Lorea是去中心化的，但是几乎所有行动都是单一节点的；而马唐草出于安全考虑并未实施任何包括联合[ federation ]的功能。就此而言，对用户最重要的不是去中心化，而是能促进集体个体化的功能。
目前这些行动者社交网络平台对集体个体化所需的工具的开发也只是停在表面。Lorea和马唐草上，最流行的工具是集体编辑的维基网页，但是使用者都只是小型行动者组织里的成员，因为这些另类社交网络平台可以保护他们的隐私不受监控。然而必要的是发展更多类型的工具，要覆盖更多媒体，例如从实时的Etherpad到合作编辑以及视频注释。的确，真正异于原子化社交网络的实践应该培育的不仅是集体的信息生产，更是一个跨越所有可能类型数据的思考以及知识的空间。所以我们发现这种集体平台的确应该成为伯纳斯-李的语意网的核心：它们应该以存储，改善和分享数据为主要功能，使用类似RDF这样开放灵活的格式从而能把数据映射到图谱或其他可视化中而方便理解。集体个体化的平台超越了那种过于简单地把网络视为任何人都能轻易地获得任何数据的空间的观点，而是通过控制访问渠道，仅允许那些投入数据和知识创造中的人来操作，当数据完备时再释放给群众。如果当前的社交网络平台都是通过收割用户数据来搞营销——这是它们首要的存在理由——那么真正的另类实践将允许用户创造关于他们的世界的多重类型的数据来提升他们自己的集体存在，他们之间多样化的关系不再是原子间的链接，而是在数据中各种各样的存在和栖居，是在互联网时代重新建立新的此在[ Da-sein ]之此[ Da ]。
在这方面，那些投入集体个体化过程的人们需要可以用他们决定的方式来展示，有办法用不同的角色来代表自己，甚至保持匿名而非总是系于同一身份上。我们可以想象某人用假名或匿名，甚至隐藏在完全匿名的集体中。当前的数码社交网络主要是营销机器，去个体化只是其副作用，那些看起来是私密的东西对于运作服务器的人来说其实是是可随意接触的。所以如果要开放集体个体化的空间，那即便是运作服务器的系统管理者也无权接触集体群组的数据。在服务端运用公共密钥技术和编码应该可以阻止服务器运作者监视用户。的确，安全起见，去中心化是有意义的，如果操作得当，贯穿多个服务器，以去中心和冗余的方式来存储数据可以把集体生产的数据受攻击或损坏时的后果最小化。
结论：一个正在到来的社交网络
我们不反对图谱的机制，但是反对网络的世界图像[ Weltbild ]，这张特殊的关于我们世界总体的图像会限制和塑造我们的潜能。27 就像以前以时钟或计算机为模型的世界图像一样，这张网络的图像绝非清白无瑕，它反映出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中的本体论假设：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交换——一种链接方式！——总是发生在个体之间并不是巧合的。我们一再指出网络理论与数码本身没多大关系，如圣西门早在因特网出现之前就想要建立一个网络世界的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数码社交网络，结合社交图谱数学理论以及覆盖全球的数码沟通网络的数码物件，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的工业化，把“社会的”这个难以捉摸的形容词所包含的丰富可能性转变成了总体的原子个体主义，与世界的关系被简化为数据的链接。社交网络远非中立的科学方法论，其预设直接介入了我们的沟通。
集体个体化提出的另一种社交网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它所产生的经济不仅是营销，点击量，用户数量等等。集体社交网络是可能的，它基于我们自身和我们在世界中与他人共在的展现，“群组”是基于共同项目或使命。一个项目[ project ]同时也是投射[ projection ]，即对群组的集体个体化的共同未来的期望。把群组与项目相连，我们把握到个体化不仅仅是社交的和心理的，更是时间的和生存的过程。投射一个共同愿望在项目中，项目自身就生产了群组和个体的共同个体化。而且，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在基于这种群组概念的开放标准影响下的技术基底，不同的另类实践就能通过协议、数据可携带性、尤其是概念化方面相互交流。所以当我们批评社交网络的局限时，批评那些把社会计量学当作理解社交运算的金科玉律来拥抱的研究者时，我们也希望指出：一种新的理解社交和数据的方法——甚至是编程方法！——是可能且紧迫的。
让我们以些许意外的言语为社交网络辩护来结束本文。
放眼全球，一副新的世界图像使我们越发入迷和深陷其中——全球社交网络。也许社交网络在今天的功能就像小说对于已经逝去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一样，如卢卡奇在《小说理论》[ Theory of the Novel ]中的分析：当个体从他们往日稳定的田园生活中被连根拔起推入城市，资产阶级小说的叙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表征，它就像对资本主义来临造成的损伤的见证，并且提供在势不可挡的大都会新世界中获得新的整体认知的象征性方法。28 今天，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从特定的城市和国家中被连根拔起，由于飙升的失业率，“工作”（在工厂，工作场所，办公室）的重要性也下降了；所以，在脸书的图像中我们能瞥见一种理解我们如今遍布全球的关系网络、理解我们生活中的“时间线”的意义，这令人惊讶吗？普遍地沉溺于“好友”之中不也暴露了个体的孤独吗？而且不也暴露了人类对真正的朋友的渴望吗？在个人信息页面[ profile ]的力比多投入不正精确地反映了人们在脱离传统和本土的世界中，难以肯定自己身份吗？除了错误的节点链接本体论，在全球社交网络的图像中有一幅大同世界的可能图像，不同于那幅各国界限清晰，各有各的特殊颜色而从未混合的全球图像。莫雷诺的想法（也就是一种能显示整体社会关系的图像）在今天仍未被实现，然而我们可以想像一幅遍布世界的社交网络图像，即构造一个真正全球的朋友和连接的概念的可能性。我们仍然不知道哪幅图像会在全球社交网络的世界图像之后到来，但我们期望那是对所有这类世界图像的废除。一幅图像总是对我们的异化和错失眼前真实的见证。当我们的认知能力培育成熟，能使我们肩负我们共同世界的责任时，将不再有任何关于世界的图像。那时只有世界本身。
卢睿洋 译
注释
1. Gilbert Simondon, Imagination et Invention, Editions de la Transparence, 2008.
2. Bernard Stiegler, ‘Who? What?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in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4-180.
3. J.L. Moreno, Who Shall Survive?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Sociodrama, Beacon House, 1978, p. 95.
4. J.L. Moreno,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An Introduction in Sociome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4.1 (February, 1941), p.15-35.
5. Pierre Musso, ‘Aux origines du concept moderne: corps et réseau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aint Simon’, Quaderni 3 (Hiver 87/88), p.11-29.
6.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Penguin Classics, 1992 (1867).
7 畅销书作家克莱•舍基 [Clay Shirky]的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中文不知为何译成《未来是湿的》。
8.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1966).
9. See, http://www.hatebook.org/.
10.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佩鲁[ François Perroux ]重拾源于圣西门的工业与社会转型问题，他发展完善了一副集体创造的图景，在其中人类与机器互相作用，通过对对象的标准化，人类能够更新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出一套“自动集体创造”的系统。要注意到佩鲁也受到了约瑟夫·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的影响，尤其是后者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
参考 François Perroux, Industrie et création collective, tome I: Saint-simonisme du XXe siècle et création collective,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64.
11. Bernard Stiegler, États de choc: Bêtise et savoir au XXIe Siècle, Fayard/Mille et une Nuit, 2012.
1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outledge, 2003 (1943). 更多有关“创造性破坏”，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destruction.
13. Dan Brickley, ‘Re: Twitter and Iran Elections’, posting to W3C mailing list, 16 June 2009, http://lists.w3.org/Archives/Public/public-xg-socialweb/2009Jun/0096.html.
14. For more on RDF see, http://www.w3.org/TR/2004/REC-rdf-concepts-20040210/.
15. See, http://www.foaf-project.org/.
16. Brad Fitzpatrick and David Recordon,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bradfitz.com, 17 August 2007, http://bradfitz.com/social-graph-problem/.
17. Brad Fitzpatrick and David Recordon,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18. For more on ‘Open Graph Protocol’ see, http://ogp.me/.
19. Alexander Galloway,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MIT Press, 2006.
20. Bernard Stiegler, Ce qui fait que la vie vaut la peine d’être vécue: De la pharmacologie, Flammarion, 2010.
21.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Editions Aubier, 1989.
22. See, https://www.indymedia.org/.
23. Ken Jordan, Jan Hauser and Steven Foster, ‘The Augmented Social Network: Building Identity and Trust into the Next-generation Internet’, First Monday 8.8 (4 August 2003),
http://www.uic.edu/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068/988.
24. See, https://joindiaspora.com/.
25. See, https://lorea.org/.
26. See, https://we.riseup.net/.
27. Yuk Hui, ‘Computational Turn or a New Weltbild?’, Junctures: The Journal for Thematic Dialogue, 13 Unseen (2010): 41-51. Available at, http://www.junctures.org/index.php/junctures/article/view/6/4.
28. Georg Lukács,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 A. Bostoc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 (1916).
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发言稿
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的世纪。如今当我们想到世界每个现象，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是一个个巨大的貌似变化无穷的环环相扣的网络空间：生物的、生产的、控制论的，尤其是——社交的。有着强烈视觉效果的网络图像，已成为我们整体地理解当前技术社会的典型表征，否则我们的认知就难以把握技术社会。然而没有意识形态中立的图像，所以网络图像同样是夹在主客体之间的媒介，在世界之中嵌入——或者提前编入——了一套感念装置，即结点和链接（或者图论术语：顶点和边缘）。这并非没有后果的：由于对我们想象的捕捉，网络构造了可能的虚构的视野，就像吉尔别·西蒙东在《发明与想象》[ Imagination et Invention ] 1 中所说。然而网络这个概念本身是哪来的？人们夸大了类似脸书[ Facebook ]的数码社交网络的显要，事实上量化社交网络早先于数码社交网络出现，特别是心理学家莫雷诺[ Jacob L. Moreno ]在他30年代后期的著作中提出；我们认为数码计算机的出现根本上是对前数码的网络概念装置的加强。尽管没人能否认社交网络当今全球性的影响力，但是其根本的本体论假设并未被探究。套用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话，脸书的“什么”如何造就了我们的“谁”。2
社会关系的工业化
莫雷诺（1889-1974），心理学家，社会关系计量法创立者，是第一批展示图论对社会关系研究的价值的心理学家之一。莫雷诺在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间的工作直接来自心理学（历史地先于控制论和因特网）。最常引用的例子是莫雷诺在纽约哈德森女子培训学校的工作，那里的女孩出走率超出平均的14倍。莫雷诺认定这是在校女生间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造成的，为了究其根源，他通过简单的社会调查来“绘制网络”或建立他认为的“社交图”，后者无非是人们熟悉的把人绘为节点，人际关系绘为链接的制图。调查包括如“你希望和谁坐同桌”这种简单问题。莫雷诺通过绘图发现住宿安排导致了冲突，然后他用同一个模型提出另一种安排就降低了出走人数。莫雷诺相信通过制图来表征社会关系，进而他写到“由于社会万象的模式是不可见的，所以要通过绘图使之可见。所以社会计量图表越有用就越能精确地现实地描绘被发现的社会关系”。3 对于莫雷诺，社会关系图表已不仅是对社会关系的再现，这些社会关系的绘图可以重新构造社会生命，莫雷诺冠之以新型社会规划，它能通过提前规划过的技术地具体化了的社交网络来重新组织“有机”社会关系。早在1941年，莫雷诺就已经提出，技术社交网络迭加在已在的社交网络上“产生了如下情况：社会不知觉中被控制，越发脱离人的控制”。4 这种失控是当前技术社交网络的核心问题，为了理解这种现象，我们要追问一些隐藏在社交网络分析的历史性发展中的本体假设。
尽管社会网络分析对社会关系做了详细的测绘，但它正是社会原子化的极端表现。这一点需要从社会和哲学上来理解：社会网络的预设命题是，个体构成网络，因为个体——传统社会学往往谈人类个体，但个体也可以是非人类的，例如动物或民族国家——是社会网络中稳定的基本单位。如果有什么集体性的话，指的首先是个体的总和与可以被量化的“社交图谱”表征的社会关系，这种制图赋予社会网络概念以数学精确性。这种观点异于人类学中的常理：即一个社会，社群或其他集体性是超出单纯的个体和他们的关系的总和的，而且深深植入在他们的技术、历史甚至生物世界里。需要注意的是集体的发展历史性地存在于家庭、宗族、部落等形式中，先于自主个体的观念。
同时，社交和网络的结合体也再次激活了工业精神，该精神可追溯到远远早于莫雷诺的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哲学家圣西门。社会学家皮尔·穆索[ Pierre Musso ]表明，圣西门通过对生理学的理解，是第一个完全概念化了网络理念的哲学家，他用生理学分析了相当不同的领域，但是并非如莫雷诺之后通过数学概念所做，而且更具想像力。圣西门的确构想了沟通网络、运输网络、兴趣网络，认为网络是自己的首要概念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圣西门相信靠工业化，是有可能通过网络系统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它重新将财富和资源从富人分配给穷人，从天赋高者分配给低者，就像是一个有机体疏通所有循环以至于达到内在平衡。5
今天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圣西门的社会学的盲区是政治经济问题（因而也必然包括阶级问题），这是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6 中所分析的。但是，在蔓延的数码社交网络中，仍然有一点解放的启示，因为似乎无摩擦的网络媒介也释放了对新型民主社会的想象。“无摩擦”是对更加扁平的社会结构的概念化，能够使得曾经孤立的社会部件组合在一起——甚至是以全球为尺度。“大家一起来” 7 这种口号就体现了这一现象：人们可以使用脸书、推特等社交工具来自动化地组织事件、运动，甚至革命。对莫雷诺来说，社会计量式革命从未甩掉自己的阴影。
把社会网络绘制为节点和链接更强化了这个哲学假设：社会关系是原子单位相互“链接”的物化。可见这种单纯节点连线的社交网络图像限制了创新的视野，照这种粗糙的图像就无法理解如何图解任何超出以个体为基础的集体性，相反总是把任何集体性都视为原子相互链接图的结果或副产品。把个体视为社会原子已经隐含了一种个体主义的极端形式，先天地将集体置于个体之后。
社交网络站点如脸书停留在这种范式中，仅仅提供已存在于某些社会空间的丰富的社会关系的数码表征，并首先基于不同的算法发现新的关联。然而人们能有多少没有先在其他非数码或数码领域相会而仅通过脸书就结识的新朋友？由于这些设定，阿多诺称为“非-同一”[ das Nichtidentische ]的社会关系被碾入“好友”这个同一性空间中，脸书极大依赖个体主义的预设，因为脸书中的基本单位总是个人的脸书资料。8 所以脸书上的节点一开始就只有“朋友”关系。最近，对脸书的朋友关系概念的线性修改分出了“密友”和“熟人”等范畴（然而“对头”和“敌人”等范畴当然是被禁止的，只能存在于讽刺性的社交网站如恨书[ hatebook ] 9）。最近脸书还纳入了新类型对象，如地点和品牌，作为他们的网络节点，这次以“点赞”关系来连结。
尽管脸书的优化意在收集原子化个体的营销数据，但不可否认这些数码社交网络能聚人，这些群组的活动范围超出购物、休闲，它们也传播被和谐的新闻甚至政治抗议。但在歌颂如推特这样的社交网络平台时我们要当心。
当用户被视为迭加在技术网络中的社会原子时，他们可能的集体智慧中的自发性和创新就已经被网络控制所扭曲。这些控制的目的只是密集的营销和瞄准个体的消费，而非促进群组潜能的发展。在社交网络中，个人主体是原子，而主体化成了在密集监视控制下的设计过程。因而社交网络在弗朗西斯·佩鲁[ François Perroux ]这样的理论家眼中可能是去集体性的新的异化形式的源头。10 群组的形成并不是基于共同计划，也即是关怀，力比多能量和时间的投入。今天在脸书，推特等站点上所发生的正相反：尽管构成了大量人群的虚拟家园，但从来没有形成“在一起”的集体计划。在现有这种几乎让人哭笑不得的“在一起”中，每个社会原子的时间和关照都被刷状态，互动，广告一类事物剁碎消散。斯蒂格勒认为这些被构造的社会原子实际上不是“个体”而是“去个体”，因为他们似乎离开自动化的社交网络就丧失了行动能力，他们的社会再生产需要特殊的技术形式来担保。11
去中心化和社交网
如果脸书——作为中心化的数码社交网络平台的领头羊——是社会关系工业化的顶点，那么用户们能通过简单地把脸书去中心化而避免被削减为社会原子吗？的确，这种过于简单的对社会网络问题的回应已经被大多数被称为或自称为骇客的计算机工程师（留意骇客一词并无贬义，这里指的是一些热衷技术，追求另类创意的工程师、编程人员）肯定，包括著名的Diaspora到基于开放社会网络标准的更成功的计划，如Status.Net。但是这些骇客和“新兴” 的社交公司也许忘记了社交网和中心化的历史。虽然曾今有非常多样的数码社交网络站点，如生活杂志[ LiveJournal ]、 部落网[ Tribe.net ]、友人网[ Friendster ]和欧库特[ Orkut ]，但这些站点最终整合了。与其先驱如“聚友”[ MySpace ]相比，脸书的首要优势是它一贯的用户界面和它首先以排外的学院如哈佛大学为目标群体，根据用户在数码社会网络中的设置来判断其社会地位并由此谋利。而且为了防止自身被其他临近的社交网络干扰，脸书创立脸书开发者平台来制作app在脸书上运行，这样就巧妙地违背了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约瑟夫·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经典模型。12 以此方式，脸书就能把开发者困在它的“围墙花园”里，让他们在脸书上开展他们的经营，从而把脸书从简单的社交网络站点转变为包罗一切的社交平台。
在数码社交网络初创时，人们曾广泛认识到社会关系的中心化含有危险。首个典型案例大概是2005年orkut被伊朗政府关闭，紧接着还有其他社交网络站点。丹·布里克利[ Dan Brickley ]当时是万维网联盟（W3C，世界上最重要的网络标准制定组织，维持HTML和其他标准）的员工，他写到，“伊朗博客有65000以上的博客，超过7%是orkut用户，转眼就消失了”。13 当时丹·布里克利和蒂姆·伯纳斯-李[ Tim Berners-Lee ]共事，后者常被称为网络的发明者，他们开发伯纳斯-李所谓的“语意网”，这是雄心满满地从文档网向数据互联的语意网的转变，由此数据能获得“充分定义”。伯纳斯-李感到世界文档解放了，世界数据也从各种封闭的数据库里去中心化，这将导致爆炸式的创新。第一步骤是RDF（资源描述框架,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是一个开放可拓展的数据格式，意味着基于网络的形式用简单的知识表征来描述几乎所有的元数据：也就是说用节点和链接，节点表示主体和客体，链接表示其间的谓语。14 基于RDF，布里克利决定要创建“我的朋友的朋友”[ FOAF, Friend of a Friend ]项目来“创建一个机读页面的网站来描述人，描述人与人的链接和他们的活动……FOAF定义了一个开放的，去中心化的技术，可以连接社交网络站点和被描述的人”。15 丹·布里克利希望，靠这样的可携带数据标准，用户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他们的数据，避免在他们的数码社交网络消失时丢失自己的数据。
布莱德·菲兹派翠克[ Brad Fitzpatrick ]，生活杂志社交网站的创建者，是开发社交图谱的首个冠军。起初他让用户从生活杂志出口个人资料给FOAF，从而他们就能掌控自己的数据，把它移动到其他FOAF支持的站点。在他与（当时的）六度分割网络公司[ Six Apart ]的同事大卫·瑞科多[ David Recordon ]共同编辑的文章《社交图谱的一些想法律》[ '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中，菲兹派翠克开头写到：
越来越多的新“社交应用软件”诞生，传统的应用也层出不穷，它们要么依赖“社交图谱”，要么利用社交图谱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价值……不幸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或由几个组成的）社交图谱是全面而去中心的。相反，有上百个分散的社交图谱，大部分都质量可疑，很多都设置围墙花园。16
所以菲兹派翠克声称社会应当“最终把要使社交图谱成为社区财产”从而使“图谱数据像个人电脑上的文档一样便携”。17 于是人们开始去忙着创造去中心的社交网所需的技术。在“联合社交网”[ Federated Social Web ]口号之下，许多公司如Status.Net（前身是identi.ca）开始生产操作码来示范建立真正去中心和基于标准的社交开放网络的潜能，其中的数据比如状态更新和个人资料可以顺畅地在多伺服器间共享——的确一项是令人敬佩的技术创举。
然而这些社会网去中心化的工作并没有比黑客和网络爱好者的影响更大，尽管它在比如脸书和谷歌等公司里登陆了一些社交网络去中心的先锋工作。菲兹派翠克的共同作者大卫·瑞科多离开了六度分割网络公司成为脸书的第一个标准经理[ standards manager ]，或多或少还继续他以前关于开放授权[ OAuth, Open Authorization ]，开放ID和关于社交图谱去中心的工作。在脸书时，瑞科多开始关心伯纳斯-李的语意网，和FOAF发明者丹·布里克利讨论，甚至有传言说脸书将要“开放”其社交平台。然而实际情况更加有趣：开放的是点赞按键，而官方把这叫做“开放图谱协定”[ Open Graph Protocol ]。18 脸书聪明地利用RDF开放标准让网管可以把他们的页面描述成一组有限数额的价值物（影片、人、书、地点等）并把这些与客户端脚本相连，进而从任何网站向脸书传送数据。与谷歌抓取的超链接不同，某用户的“赞”了某商品的信息不会显示给该用户所在网站的所有者，甚至不会被用户自己保留，而是被传送至脸书的中心数据库。极其讽刺的是，脸书利用开放标准语意网建立了彻头彻尾的封闭平台，仅由一种关系“赞”来构成，席卷整个网络！在对脸书迅速霸占社交网络的恐慌中，谷歌雇佣了很多社交网络去中心里的关键人员，如布莱德·菲兹派翠和丹·布里克利，约瑟夫·斯马[ Joseph Smarr ]，克里斯·梅西纳[ Chris Messina ]等，他们中有人继续建设他们的谷歌+产品。但目前来看，谷歌+仍未成为社交网络去中心的核心。
社交网络去中心化的关键只是社交网络的扩散，这样实际上就与中心化平台的“开放”商业模式相安无事，所以对于社交网络自身的本体假设毫无挑战。语意网去中心的本性导致了大量中心化的点赞按键，所以中心化的数码社会网络并非简单地与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对立。去中心从来不是彻底的且常常自相矛盾。即便就IP地址来说，互联网目前是去中心的，但是谷歌和脸书通过服务器和数据库榨取货币价值仍然是中心化的。
要更加严格地要求“去中心”这个词，一个哲学上的棘手问题是：即便在去中心的系统中，把真实的人简化为原子，以及将人际关系简化为线性连接的本体论也从未受到挑战。因为这些另类的去中心的社交网都无力超越这个问题，因此用户找不到理由为什么要离开中心化的数码社交网络们。我们承认去中心化有它的优点，但我们必须记住去中心并不必然是正面的，它也会过于简单地导向对点对点（P2P）系统的盲目崇拜。话虽如此，但反过来认为去中心总是负面的，也会把我们逼入绝境，我们就只能像加洛韦[ Alexander Galloway ]一样指出网络就是控制。19 相反，更有益的是斯蒂格勒的观点：去中心的技术总是药性的，既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是解救也是毒药。20 所以我们对此也无需惊讶：大量采用的中心化数码社交网络平台既包含民主的散播，如2011年的全球民主运动中推特和脸书的角色；同时也包含社会控制，如这同一个技术对运动的监视和破坏。我们想要探索这些社交网络“新”现象如何植根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建立的意识形态装置中，不仅仅是要批判性地揭示“真相”，而且我们相信只要有意识地去分析和超越经典的社交网络图谱的又死板又浅薄的本体论假设，想象和发明的可能仍可以打开一个新的个体化空间。去中心化永远不够。
集体个体化
我们是否能重新思考集体性的观念，把它看作对当前数码社交网络中个体化的原子主义的治疗？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抹去个体性，用某种神秘的物化的集体性，例如斯大林式的集体主义来替代个体的独特性。相反，我们要让集体和个体相互共同创造，就像特定和花和蜜蜂间的必要的繁殖关系。社会计量学要求尽量精确的制图来准确地反应和预测可能的链接和互动从而通过营销使平台的利润率最大化；这样一来社交网络中的技术的个体化很容易就滑向去个体化。我们能想象一种既不歌颂也不排斥数码社交技术可能性的个体化吗？一种可以治疗当前基于网络的社交中去个体化的个体化模型——而且它社会-技术性地靠网络来推动——正是吉尔别·西蒙东[ Gilbert Simondon ]在他的著作《心理和集体个体化》[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中提出的。21
西蒙东认为个体化总是心理和集体同时进行。他说的心理个体化是个体的心理活动的过程以及形成，比如在个体处于焦虑，悲伤，生气等情景中时。西蒙东用集体来表示这些个体状态的形成必定要与更广的社会和技术世界相联系。然而这心理和集体的二元构成还不够的，还必须是同时的。个体和群组不是对立的，个体和集体构成了连续不断的个体化过程。心理个体化对西蒙东来说是较为简单的个体化，它也是个体化的条件，而集体个体化的过程让个体进入连续转化的状态中。
集体的形成常被简化为考虑“为什么个体想要参与？”等的问题，这是做营销或规划风投的人要问的典型问题。这些问题仅把社会规范和集体视为预定结构，错误地认为要创造一个集体，工程方法论需要直接设定社会范畴并根据这些预设把所涉个体装进模子里。西蒙东认为个体化就像是结晶过程。同样，一个群组产生成为一种个体，其中每个个体既是施动者又是环境[milieu]。人们会问：我们在脸书上看到的不就是心理和集体个体化吗？的确，西蒙东的哲学进路可以成为分析社会关系的工具，但我们必须超出仅仅把这些理论当成分析工具的局限，而把这些概念视为改变的工具。如前所见，脸书个体化的主要是原子化的个体。所以一条真正异于脸书的方式不能仅复制其特色，而要从完全不同的地方开始：即从集体开始，从而重新设计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我们不再问原子化的个体如何构成集体，而必须探索集体的社交网络如何改变塑造个体，并把后者视为首要的条件。
所以我们要反思群组的问题，并提出关于群组的共同计划是回答什么使得集体有别于个体并塑造了集体个体化过程的答案。比如乌沙希迪[Ushahidi]这个网站，它提供一个建立在谷歌地图上的群众外包[ crowdsorced ]的制图服务，最初是为了对肯尼亚选举中的暴力的监控。2010海地地震后，乌沙希迪通过一个特别的主题井号标签让当地和海外的志愿者来接收短信，从而定位紧急状况，援救危在旦夕的海地人民。2011日本地震和海啸后，日本工程师通过分析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开发了一张急需救援的海啸灾害地图。这些项目的动力机制远超简单的发布更新个人状态，而是让人们可以主动地为共同目标一起工作，所以发展出了集体项目性。在这项目成形的时刻，个体能通过集体来个体化，为个体的投入赋予意义。在脸书上，人们可以建立群组，页面，事件，但是不论脸书还是谷歌+或推特都没有提供基于合作的集体个体化所需的工具。换句话说，在脸书上，群组与个体是没有区别的，只不过是另一个网络上的原子而已。我们要超越原子和链接，超越节点和顶点！
集体社会网络
一言蔽之：我们的论点是当前的社交网络是基于某种对个体和人际关系的哲学假设，而通过改变这些假设，我们就能想象把社交网络改造成一种为集体个体化服务的技术。从提出集体个体化的新的哲学模型到其在技术系统中的实现的概览，我们提出，社交网络应该是一组动态和目标开放的工具，能促进集体项目的创建和执行。只要群组成功地使用其生物-技术能力来实现任何产生于集体个体化过程中的目的，集体智慧便能实现。所以一个用户必须加入某个特殊的集体项目，否则他/她就无法充分利用该平台的功能和数据。每个集体项目要由一个共识的目标来定义，实现目标的要求须由成员们集体开展和更新，成员通过集体个体化走到一起。任务可以指派给个人或者次级群组，任务的进程应该被监督和指导。然而，集体应该是动态的而非固定的，小组可以随时组合进行更大的项目，项目也可以分成更小的集体。以这种方式，集体可以相互结识交流并寻找组合与信息分享的机会。
有趣的是，成功的数码社交网络另类实践的案例都是那些以草根政治项目构成的集体功能。的确，第一个用户贡献内容的网络2.0站点是独立媒体，它是在千禧年转折时觉醒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成立的全球网络独立媒体中心。22 如今几乎所有大众媒体频道的网站都效法曾经创新性的独立媒体的开放式评论。而且，最初的行动者和程序员想象的“扩增[ augmented ]社交网络”可以“提高公民围绕社群实践中的共同兴趣组建关系、自我组织从而更好地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能力”23，这似乎大部分失败了，如今他们要么为传统数码社交网络工作，要么继续以“持久战”来实现最初理想。最终，从FOAF到Diaspora，24 异于脸书和推特的实践的成功可以客观地从他们的用户数目和长期成长来衡量。虽然另类社交网络如Diaspora曾有过大量的用户（因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报道过他们），但Diaspora从未能提供集体个体化所需的合作工具。所以，除了一些抽象的价值和设计，用户无法将 Diaspora跟脸书区别开来，他们最终失去了兴趣，甚至在今天Diaspora剩下的创建者也都转战到其他项目去了。而且，那些去中心的社交网络的协议，最多也只能被当前如脸书或谷歌+等的社交网络平台纳用。任何没有超越粗糙的社交物理学[ social physics ]，只是建基于社交原子以及被物化的社交关系链接的所谓另类实践大多只会萎缩衰亡。除了不断批判中心化的数码社交网络平台，行动者们对于这种粗糙的社交物理学概念装置似乎完全无动衷，从埃及革命到占领运动，他们总是惯常地使用传统的原子化网络如推特和脸书，为的是媒体关注度，仅因为那里有大量用户。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消息扩散方式。多么可怜啊，全球的通过数码社交网络的人性互联的目的就只是分享照片和140字来吸引关注。
更切近的调查显示，行动者不在脸书、推特上组织反而在知名度低的其他社交网络如去中心数码社交网络Lorea 25和寄存在行动者服务器riseup.net运作的马唐草[ Crabgrass ]26社交网络上搞组织。客观地说，这两个网络在他们的共同体中都是成功的，因为每个网站都有50000左右用户，有持续的成长，不断更新他们的软件，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为人所知，并且都被当前与集体个体化相关的街头和网上的社会运动采纳。Lorea是西班牙愤怒者运动中兴起的集体社交网络平台，马唐草则与美国、德国和巴西的各种无政府主义运动有长久的联系。这并不是说草根政治行动者创立的任何社交网络平台都注定成功；远非如此，占领运动，联合大会[ Federated General Assembly ]打算建立的高调的平台就仍然只是草案，而非有实际用户的计算机程式。Lorea和马唐草一类平台的成功理由很明了：原子化的数码社交网络如脸书和推特缺的就是数据协调和生产的必要工具，比如这些成功平台提供的为实现合作编写文件和任务组织的“群软件”[ groupware ]。但“群软件”这个词通常指如IBM的Lotusphere之类的商业软件，这类工具大部分都只限于愿意花钱的公司用户，它们的功能局限在公司案例上。我们眼下发生的是，群软件流向了自我组织的公民手中。这些平台在实践中都不完全是去中心化的：Lorea是去中心化的，但是几乎所有行动都是单一节点的；而马唐草出于安全考虑并未实施任何包括联合[ federation ]的功能。就此而言，对用户最重要的不是去中心化，而是能促进集体个体化的功能。
目前这些行动者社交网络平台对集体个体化所需的工具的开发也只是停在表面。Lorea和马唐草上，最流行的工具是集体编辑的维基网页，但是使用者都只是小型行动者组织里的成员，因为这些另类社交网络平台可以保护他们的隐私不受监控。然而必要的是发展更多类型的工具，要覆盖更多媒体，例如从实时的Etherpad到合作编辑以及视频注释。的确，真正异于原子化社交网络的实践应该培育的不仅是集体的信息生产，更是一个跨越所有可能类型数据的思考以及知识的空间。所以我们发现这种集体平台的确应该成为伯纳斯-李的语意网的核心：它们应该以存储，改善和分享数据为主要功能，使用类似RDF这样开放灵活的格式从而能把数据映射到图谱或其他可视化中而方便理解。集体个体化的平台超越了那种过于简单地把网络视为任何人都能轻易地获得任何数据的空间的观点，而是通过控制访问渠道，仅允许那些投入数据和知识创造中的人来操作，当数据完备时再释放给群众。如果当前的社交网络平台都是通过收割用户数据来搞营销——这是它们首要的存在理由——那么真正的另类实践将允许用户创造关于他们的世界的多重类型的数据来提升他们自己的集体存在，他们之间多样化的关系不再是原子间的链接，而是在数据中各种各样的存在和栖居，是在互联网时代重新建立新的此在[ Da-sein ]之此[ Da ]。
在这方面，那些投入集体个体化过程的人们需要可以用他们决定的方式来展示，有办法用不同的角色来代表自己，甚至保持匿名而非总是系于同一身份上。我们可以想象某人用假名或匿名，甚至隐藏在完全匿名的集体中。当前的数码社交网络主要是营销机器，去个体化只是其副作用，那些看起来是私密的东西对于运作服务器的人来说其实是是可随意接触的。所以如果要开放集体个体化的空间，那即便是运作服务器的系统管理者也无权接触集体群组的数据。在服务端运用公共密钥技术和编码应该可以阻止服务器运作者监视用户。的确，安全起见，去中心化是有意义的，如果操作得当，贯穿多个服务器，以去中心和冗余的方式来存储数据可以把集体生产的数据受攻击或损坏时的后果最小化。
结论：一个正在到来的社交网络
我们不反对图谱的机制，但是反对网络的世界图像[ Weltbild ]，这张特殊的关于我们世界总体的图像会限制和塑造我们的潜能。27 就像以前以时钟或计算机为模型的世界图像一样，这张网络的图像绝非清白无瑕，它反映出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中的本体论假设：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交换——一种链接方式！——总是发生在个体之间并不是巧合的。我们一再指出网络理论与数码本身没多大关系，如圣西门早在因特网出现之前就想要建立一个网络世界的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数码社交网络，结合社交图谱数学理论以及覆盖全球的数码沟通网络的数码物件，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的工业化，把“社会的”这个难以捉摸的形容词所包含的丰富可能性转变成了总体的原子个体主义，与世界的关系被简化为数据的链接。社交网络远非中立的科学方法论，其预设直接介入了我们的沟通。
集体个体化提出的另一种社交网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它所产生的经济不仅是营销，点击量，用户数量等等。集体社交网络是可能的，它基于我们自身和我们在世界中与他人共在的展现，“群组”是基于共同项目或使命。一个项目[ project ]同时也是投射[ projection ]，即对群组的集体个体化的共同未来的期望。把群组与项目相连，我们把握到个体化不仅仅是社交的和心理的，更是时间的和生存的过程。投射一个共同愿望在项目中，项目自身就生产了群组和个体的共同个体化。而且，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在基于这种群组概念的开放标准影响下的技术基底，不同的另类实践就能通过协议、数据可携带性、尤其是概念化方面相互交流。所以当我们批评社交网络的局限时，批评那些把社会计量学当作理解社交运算的金科玉律来拥抱的研究者时，我们也希望指出：一种新的理解社交和数据的方法——甚至是编程方法！——是可能且紧迫的。
让我们以些许意外的言语为社交网络辩护来结束本文。
放眼全球，一副新的世界图像使我们越发入迷和深陷其中——全球社交网络。也许社交网络在今天的功能就像小说对于已经逝去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一样，如卢卡奇在《小说理论》[ Theory of the Novel ]中的分析：当个体从他们往日稳定的田园生活中被连根拔起推入城市，资产阶级小说的叙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表征，它就像对资本主义来临造成的损伤的见证，并且提供在势不可挡的大都会新世界中获得新的整体认知的象征性方法。28 今天，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的社会生活从特定的城市和国家中被连根拔起，由于飙升的失业率，“工作”（在工厂，工作场所，办公室）的重要性也下降了；所以，在脸书的图像中我们能瞥见一种理解我们如今遍布全球的关系网络、理解我们生活中的“时间线”的意义，这令人惊讶吗？普遍地沉溺于“好友”之中不也暴露了个体的孤独吗？而且不也暴露了人类对真正的朋友的渴望吗？在个人信息页面[ profile ]的力比多投入不正精确地反映了人们在脱离传统和本土的世界中，难以肯定自己身份吗？除了错误的节点链接本体论，在全球社交网络的图像中有一幅大同世界的可能图像，不同于那幅各国界限清晰，各有各的特殊颜色而从未混合的全球图像。莫雷诺的想法（也就是一种能显示整体社会关系的图像）在今天仍未被实现，然而我们可以想像一幅遍布世界的社交网络图像，即构造一个真正全球的朋友和连接的概念的可能性。我们仍然不知道哪幅图像会在全球社交网络的世界图像之后到来，但我们期望那是对所有这类世界图像的废除。一幅图像总是对我们的异化和错失眼前真实的见证。当我们的认知能力培育成熟，能使我们肩负我们共同世界的责任时，将不再有任何关于世界的图像。那时只有世界本身。
卢睿洋 译
注释
1. Gilbert Simondon, Imagination et Invention, Editions de la Transparence, 2008.
2. Bernard Stiegler, ‘Who? What?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in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4-180.
3. J.L. Moreno, Who Shall Survive?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Sociodrama, Beacon House, 1978, p. 95.
4. J.L. Moreno,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An Introduction in Sociome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4.1 (February, 1941), p.15-35.
5. Pierre Musso, ‘Aux origines du concept moderne: corps et réseau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aint Simon’, Quaderni 3 (Hiver 87/88), p.11-29.
6.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Penguin Classics, 1992 (1867).
7 畅销书作家克莱•舍基 [Clay Shirky]的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中文不知为何译成《未来是湿的》。
8.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1966).
9. See, http://www.hatebook.org/.
10.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佩鲁[ François Perroux ]重拾源于圣西门的工业与社会转型问题，他发展完善了一副集体创造的图景，在其中人类与机器互相作用，通过对对象的标准化，人类能够更新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出一套“自动集体创造”的系统。要注意到佩鲁也受到了约瑟夫·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 ]的影响，尤其是后者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
参考 François Perroux, Industrie et création collective, tome I: Saint-simonisme du XXe siècle et création collective,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64.
11. Bernard Stiegler, États de choc: Bêtise et savoir au XXIe Siècle, Fayard/Mille et une Nuit, 2012.
1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outledge, 2003 (1943). 更多有关“创造性破坏”，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destruction.
13. Dan Brickley, ‘Re: Twitter and Iran Elections’, posting to W3C mailing list, 16 June 2009, http://lists.w3.org/Archives/Public/public-xg-socialweb/2009Jun/0096.html.
14. For more on RDF see, http://www.w3.org/TR/2004/REC-rdf-concepts-20040210/.
15. See, http://www.foaf-project.org/.
16. Brad Fitzpatrick and David Recordon,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bradfitz.com, 17 August 2007, http://bradfitz.com/social-graph-problem/.
17. Brad Fitzpatrick and David Recordon,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18. For more on ‘Open Graph Protocol’ see, http://ogp.me/.
19. Alexander Galloway,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MIT Press, 2006.
20. Bernard Stiegler, Ce qui fait que la vie vaut la peine d’être vécue: De la pharmacologie, Flammarion, 2010.
21.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Editions Aubier, 1989.
22. See, https://www.indymedia.org/.
23. Ken Jordan, Jan Hauser and Steven Foster, ‘The Augmented Social Network: Building Identity and Trust into the Next-generation Internet’, First Monday 8.8 (4 August 2003),
http://www.uic.edu/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068/988.
24. See, https://joindiaspora.com/.
25. See, https://lorea.org/.
26. See, https://we.riseup.net/.
27. Yuk Hui, ‘Computational Turn or a New Weltbild?’, Junctures: The Journal for Thematic Dialogue, 13 Unseen (2010): 41-51. Available at, http://www.junctures.org/index.php/junctures/article/view/6/4.
28. Georg Lukács,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 A. Bostoc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 (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