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1989这个年号跟冷战结束几乎画上等号。从1918威尔逊总统制定盟国介入策略以后，冷战双方的备战和对立贯穿了20世纪，绕开冷战无法谈这个世纪的历史。
冷战是否已经真正结束至今还有所争议：两韩、大陆台湾以及其他民族的分断状况还待解决。可是苏维埃确实在1991年解散；它主动决定关门结业。
冷战结束是否代表资本主义民主阵营胜利？是否是历史的终结？东西两种意识形态都同时打着“自由解放”的旗号，誓要诛灭敌方的邪恶制度。但是冷战结束暴露了两方意识形态的一个共谋：它们在对立形态之下其实共同策划着一个历史阴谋，一个大写的“历史计划”。它们同样坚定不移地追求实现的“现代性”，同样相信历史是个单线路轨，有目的地走向一个历史任务的终点。两方对抗的立场只是在于推动历史的方法，和各自的历史时间表。这个源自希腊和基督教的世界观其实并不是所有人类文化的普世观念，不过是百年冷战的对垒让两方把全世界都拖进这个西方的单线大写历史中。追求“现代性”塑造了非西方对未来历史的想象。
冷战对垒结束也同时暴露了这个大写的历史的神话。虽然，之后的全球化进程让资本主义扩展得更肆无忌惮，可是世界已经改变了。改变的是被现代性建构的“现代人”开始开窍，走上漫长的、真正的、去殖民之路。这次的去殖民是为了解放历史，把人类的未来从单线的、大写的历史中释放，打开历史的天空。1989之前的第三世界“去殖”运动以建立现代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去殖民的目标，但明显的是殖民性一直深埋在已经去殖的民族国家的肌理中。即使随后的“后殖民”运动向“知识结构（或知识型）的暴力”展开近身搏斗，可是无力打破深植思维的殖民。
把人类未来从垄断的大历史中解放就不仅仅是“去殖”或“后殖民”运动所能胜任。1989后的“新去殖”是更艰巨的工程，而且这个“去殖”必须从西方开始，要求对西方启蒙以来的科技和“知识结构”彻底批判与解构。除了掀开世俗化神学所隐藏的神话和预设机制，同时必须打开世界各文明的独特资源，来面对我们今天无法回避的、作为“现代人”的现况。
这个工程的逼切性见于近年的种种全球危机：如人类纪的地理剧变、机械化与自动化智能的“后人类”隐忧，还有日新月异的新科技所隐藏的未知威胁。
1989以来，“后殖民”与“去殖民”的意识也在中国出现，虽然中国在其自己历史语境下对这些命题有不同的判断。百年来中国一直假设“反帝反殖”的道路可以通过革命造就中国式“现代性”。其实恰恰就是革命本身，同时把中国文明推向被“知识型、知识结构”全面殖民的道路。在后1989的年代，中国的转变与逐步觉悟正好与后冷战历史平行发展。
我打算以中国的“后’89艺术”为例子来解读这个课题。我参与策展的“后89中国新艺术”开幕于1993年一月，属于最早在西方推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展。
1989到1992这几年的新艺术的重要性在于开启了新的审美感知，反映了中国从冷战的一个阵营跨越到另一个阵营的政治经济现实下的社会大转型。这个跨越回过头看，居然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感觉；这个顺其自然所反映的就是冷战两方所共谋的历史发展观。
在社会主义世界的艺术，艺术家的任务是为理想的乌托邦创造新世界的造型。艺术这个领域并不需要特殊的“艺术空间”，因为它是与社会和历史命运共同进退的。
在另一端的全球资本艺术，同样也有它的制约机制，不过这里的艺术空间是一个被社会制定的、安全的特殊空间。在“艺术空间”里艺术家被容许逾越、批判。虽然它也有被“国际”艺术机制所制订与监管的批判与策展机制。于是，自由个人表述的代价是缩小观众面，集中面对专业化的观众。艺术行动无法不与社会大势分途。
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艺术界还是保留了冷战双方的两种艺术平台。比方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还是定期接收国家委任的创作任务，而且是带着意识形态要求的创作。但同时，国美于当代艺术的成就在国际艺术圈是有目共睹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美术学院从1928年开始，九十年来一直维持着一个独立的文人书画系统。“文人艺术”无论在观赏文化或传承机制上都有别于另外两种艺术平台，所以是个独立的艺术世界。今天，艺术界不少创新项目都受到传统文化启发，之后再被推到全球平台上。
我要指出的是：即使社会主义今天已不是主流，而且处于弱势，但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艺术世界还是与全球艺术世界并行共处。加上文人艺术传统，在中国美术学院，有三个艺术世界并行不悖。
中国能够如此从容地游走于两种冷战意识形态是有历史伏笔的。早在1920年代国共两党在莫斯科就共同使用一个党部大楼。而冷战终结在中国也不代表胜方克服败方，只是意识形态重心转移。除了两个意识形态的共容，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好前几天公布重大国策：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被压抑的历史要被重新定位。
在中国美术学院三个艺术世界并行，可以象征当代历史现况的缩影。如果20世纪的梦想和愿景表现在它的各种“解放”运动，那么历史重心在1989年的转移就是走向“历史的解放”。这表示人类意识到须要离开“现代”，这将是个漫长艰难的“解放”工程。在我们还没有为真正的“后现代”找到新的“知识结构”和新的审美感知之前，三个世界的机制还必须是我们奋斗的工具和历史参照。
各位同仁，谨此向1989祝酒！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1989这个年号跟冷战结束几乎画上等号。从1918威尔逊总统制定盟国介入策略以后，冷战双方的备战和对立贯穿了20世纪，绕开冷战无法谈这个世纪的历史。
冷战是否已经真正结束至今还有所争议：两韩、大陆台湾以及其他民族的分断状况还待解决。可是苏维埃确实在1991年解散；它主动决定关门结业。
冷战结束是否代表资本主义民主阵营胜利？是否是历史的终结？东西两种意识形态都同时打着“自由解放”的旗号，誓要诛灭敌方的邪恶制度。但是冷战结束暴露了两方意识形态的一个共谋：它们在对立形态之下其实共同策划着一个历史阴谋，一个大写的“历史计划”。它们同样坚定不移地追求实现的“现代性”，同样相信历史是个单线路轨，有目的地走向一个历史任务的终点。两方对抗的立场只是在于推动历史的方法，和各自的历史时间表。这个源自希腊和基督教的世界观其实并不是所有人类文化的普世观念，不过是百年冷战的对垒让两方把全世界都拖进这个西方的单线大写历史中。追求“现代性”塑造了非西方对未来历史的想象。
冷战对垒结束也同时暴露了这个大写的历史的神话。虽然，之后的全球化进程让资本主义扩展得更肆无忌惮，可是世界已经改变了。改变的是被现代性建构的“现代人”开始开窍，走上漫长的、真正的、去殖民之路。这次的去殖民是为了解放历史，把人类的未来从单线的、大写的历史中释放，打开历史的天空。1989之前的第三世界“去殖”运动以建立现代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为去殖民的目标，但明显的是殖民性一直深埋在已经去殖的民族国家的肌理中。即使随后的“后殖民”运动向“知识结构（或知识型）的暴力”展开近身搏斗，可是无力打破深植思维的殖民。
把人类未来从垄断的大历史中解放就不仅仅是“去殖”或“后殖民”运动所能胜任。1989后的“新去殖”是更艰巨的工程，而且这个“去殖”必须从西方开始，要求对西方启蒙以来的科技和“知识结构”彻底批判与解构。除了掀开世俗化神学所隐藏的神话和预设机制，同时必须打开世界各文明的独特资源，来面对我们今天无法回避的、作为“现代人”的现况。
这个工程的逼切性见于近年的种种全球危机：如人类纪的地理剧变、机械化与自动化智能的“后人类”隐忧，还有日新月异的新科技所隐藏的未知威胁。
1989以来，“后殖民”与“去殖民”的意识也在中国出现，虽然中国在其自己历史语境下对这些命题有不同的判断。百年来中国一直假设“反帝反殖”的道路可以通过革命造就中国式“现代性”。其实恰恰就是革命本身，同时把中国文明推向被“知识型、知识结构”全面殖民的道路。在后1989的年代，中国的转变与逐步觉悟正好与后冷战历史平行发展。
我打算以中国的“后’89艺术”为例子来解读这个课题。我参与策展的“后89中国新艺术”开幕于1993年一月，属于最早在西方推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展。
1989到1992这几年的新艺术的重要性在于开启了新的审美感知，反映了中国从冷战的一个阵营跨越到另一个阵营的政治经济现实下的社会大转型。这个跨越回过头看，居然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感觉；这个顺其自然所反映的就是冷战两方所共谋的历史发展观。
在社会主义世界的艺术，艺术家的任务是为理想的乌托邦创造新世界的造型。艺术这个领域并不需要特殊的“艺术空间”，因为它是与社会和历史命运共同进退的。
在另一端的全球资本艺术，同样也有它的制约机制，不过这里的艺术空间是一个被社会制定的、安全的特殊空间。在“艺术空间”里艺术家被容许逾越、批判。虽然它也有被“国际”艺术机制所制订与监管的批判与策展机制。于是，自由个人表述的代价是缩小观众面，集中面对专业化的观众。艺术行动无法不与社会大势分途。
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艺术界还是保留了冷战双方的两种艺术平台。比方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还是定期接收国家委任的创作任务，而且是带着意识形态要求的创作。但同时，国美于当代艺术的成就在国际艺术圈是有目共睹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美术学院从1928年开始，九十年来一直维持着一个独立的文人书画系统。“文人艺术”无论在观赏文化或传承机制上都有别于另外两种艺术平台，所以是个独立的艺术世界。今天，艺术界不少创新项目都受到传统文化启发，之后再被推到全球平台上。
我要指出的是：即使社会主义今天已不是主流，而且处于弱势，但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艺术世界还是与全球艺术世界并行共处。加上文人艺术传统，在中国美术学院，有三个艺术世界并行不悖。
中国能够如此从容地游走于两种冷战意识形态是有历史伏笔的。早在1920年代国共两党在莫斯科就共同使用一个党部大楼。而冷战终结在中国也不代表胜方克服败方，只是意识形态重心转移。除了两个意识形态的共容，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好前几天公布重大国策：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被压抑的历史要被重新定位。
在中国美术学院三个艺术世界并行，可以象征当代历史现况的缩影。如果20世纪的梦想和愿景表现在它的各种“解放”运动，那么历史重心在1989年的转移就是走向“历史的解放”。这表示人类意识到须要离开“现代”，这将是个漫长艰难的“解放”工程。在我们还没有为真正的“后现代”找到新的“知识结构”和新的审美感知之前，三个世界的机制还必须是我们奋斗的工具和历史参照。
各位同仁，谨此向1989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