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并肩而行的诸多伙伴们：首先是中国美术学院高世名副院长对“思想第三世界”国际工作坊和这个专题的支持，以及当初参与工作坊，尤其是在幕后协助的诸多朋友与同学，尤其是唐晓林、袁安奇、邵琳、曹梅清、张顺仁、韩媛、姚雨辰、李佳霖、彭婉昕、郑卓然、林灿文和沈聪。这个专题的完成，除了感谢与会和供稿的朋友们外，最要感谢的是任劳任怨的翻译团队——姚雨辰、刘羿宏、林书媺、陈柏旭、沈思、沈昆贤、苏颖欣——以及蔡旻萤助理不辞辛苦地校对。当然，贺照田老师的支持与鼓励以及陈光兴老师的启发，是这个专题背后最根本的推力和助力。

“第三世界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方案”，[i] 印度裔美国学者维贾·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在他的著作《较黑的国度》（The Darker Nations）如此宣告。仔细梳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亚非拉集会——从192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帝国主义联盟会议，经1955年的万隆会议，再到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运动会议和1966年在哈瓦那召开的三洲会议，乃至1970年代末在新德里、金斯敦、新加坡和麦加发生的反挫——普拉沙德勾勒了一个世纪以来，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历史图景及其挫折，突显了第三世界改造世界的努力，至今未竟全功。然而，尽管第三世界方案在1970年代遭受顿挫，它毕竟埋下了一颗追求和平、面包与正义的种子，在国际体系中逐渐发芽与茁壮。在姐妹作《较穷的国家》（The Poorer Nations）里，普拉沙德就强调，从1957年成立的国际核能委员会，到1964年77国集团（G77）的创设，乃至于1967年恢复运作的东南亚国协，再到联合国理事会在1973年提出的新国际经济秩序决议和2009年出现的金砖四国——这一连串的体制性建设，形成了冷战后对单极化全球秩序最主要的抵抗力量。这个今日所谓的“全球南方”，虽然无可避免地也掺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当中，但在普拉沙德看来，它仍然代表了正义之声，一个“抗议的世界”，抗议西方对人类共有资源、尊严与权利的窃夺，以及对民主体制与现代性承诺的弱化。[ii] 换句话说，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虽然修辞改变了，但追求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民主公义仍是不变的期待。这也是后冷战全球化三十年后，尽管不少当年的发展中国家已迎头赶上，万隆精神仍在发散、召唤的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后冷战全球化以来，发展最为迅猛、成就最为耀眼的国家，当属中国。即令当前国际处境难险，正深陷贸易战的泥沼当中，中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的另类发展道路，并为全球南方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变化提供经济与政治的动能。不论喜不喜欢中国，视之为威胁或相信它必然崩溃，中国对全球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力早已不容忽视，其意义也不仅仅只止于大国崛起这般的争霸想象，而是更为深刻而悠长的文明轴心转移以及普世价值的重构。如果说，中国崛起代表的不只是自身的复兴，而是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的苏醒，那么中国崛起的成败就不在于自身的霸业能否长久，而在于全球去殖民化的宏图最终是否成功：能否改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体质，使得竞争能够服务于和平与平等？能否改变全球财富与资源不均的状况，以民主分配取代个人积累？能否在全球永续、平等互惠的基础上重新打造现代性的结构与意义，让地球也能休养生息，让万物黎民同享生机？因此，不论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或是便携通讯技术的发展，还是物联网与大数据商务的推进，中国发展的问题都必然与全球南方和国际秩序的变化产生关联，乃至造成关键性的影响。作为一个有幸在全球结构转移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国家，中国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考验，认真思考自己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交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近百年前，孙文在神户对崛起日本的提问，如今似乎已经来到了中国的面前。

在这个意义上，如今再提第三世界，绝不是为了重回冷战对抗的老路，或是再提依附发展的陈腔，而是希望在中国崛起这个新的历史条件底下，重新思考与启动去殖民方案。所谓“去殖民”，并不是一种义和团式的反西方口号，而是对当代世界生成的一种深刻认识：它不仅强调当代世界的构造源于五百年前西方的资本与领土扩张，更体认到权力运作的本质乃是殖民——以强凌弱——的动力，以及我们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往往通过了殖民历史与意识的折射，隐含一种进化论思维的两极反应——要不崇尚西方、贬低自身（所谓全盘西化），要不就是在已然枯朽的传统中寻找自我的镜像与抵抗的安慰（所谓自我东方化）。前者是殖民下的自卑，后者是反殖民的自大与自溺，两者透露的都是自我的丧失。第三世界的去殖民方案所期待的，恰恰是透过知识与认识论的解放，松动殖民历史与结构对第三世界主体的挟持，从而打开一个平等多元的视野（文化虽然不同，未必有高低之别）：一方面将自我从西方与传统的镜像中释放，转向多元他者的参照，另一方面重新审视那些形塑现代自我的价值与教条——既要重新打开那些被西方现代文明所闭锁的文化和思想，更要批判地检视支撑这些文化与思想的历史条件与话语权力，让那些被“现代／进步”打为“封建落后”，乃至“反革命”的过去得以重新回到当前，作为自我主体与思想再发展的资源。同时，借着彼此参照与认可，建构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并在发展进程中，警醒与克服自身权力的殖民性质。我们相信，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集结，尽管多受顿挫，但就其历史与现实——从政治结盟重构地缘政治的板块，到援助合作改变资本市场的体质——都饱含去殖民的精神。在中国深入世界、改变世界的当前，我们更需要对其历史实践以及精神内涵予以关注和反思，作为反求诸己的前提。“思想第三世界”这个专题，正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从亚际文化研究到万隆书院

这个专题从构思到成形，既不是凭空而生，更非少数人力能及，而是内在于第三世界去殖民运动的发展。因此，在讨论专题的内容之前，有必要对专题背后的思想动力与机构发展做一记述。

1990年代的东亚，在冷战结束与1970年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波思想解放的高潮。大量的思潮从西方涌入东亚，东亚知识圈也开始得以突破意识型态的边界，彼此交往。2000年创刊至今的《亚际文化研究》就是在这个脉络中出现的国际思想群体，以学术刊物为连接东亚知识圈的平台，创造了一个以文化研究为名，开启彼此参照与介入的思想运动。创办人陈光兴（台湾交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的退休教授）正是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长年以来，他不只推动了台湾与东亚知识圈的联系，更于2010年与中国美术学院的张颂仁、高士明展开合作，推动“西天中土”计划，促成印度与中国思想界以及艺术界的互访与互动。在“西天中土”的基础上，他们借2012上海双年展之便，举办了“变动中的世界，变动中的想象——2012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这个长达两周、召集亚洲四十余名学者的大型学术活动，并且顺势在来年成立了名为“亚际书院”的民间组织，推动中国思想界与国际思想界的互动与串连。透过出版、会议与翻译，亚际书院成功扮演了一个串连东亚知识共同体的桥梁，尤其促成了年轻世代学者的互动与合作，为深受新自由主义学术体制规训的年轻学者打开了一个彼此认识、重新学习的空间。

2015年适逢万隆会议六十周年，在亚际书院的推动下，于四月在中国美术学院举行了“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纪念大会，邀请到包括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以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内的许多重量级国际学者齐聚象山校区，研讨当前重提万隆会议与第三世界主义的意义与作用。会议的结论之一，便是为了因应这个变动的时局和中国崛起的态势，中国思想界有必要进一步地挖掘第三世界主义的历史与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个当口，中国的知识界必须认真思考崛起的中国将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与挑战；思想界与学术界又应该如何参与到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以创造另一个世界。因此，成立学术团体与平台深耕第三世界思想，挖掘被遮蔽与掩藏的未来想象与历史可能性，并展开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和学术合作，便成为当务之急。透过这个活动，亚际书院进行了一波第三世界转向，试图扩大东亚知识圈的知识范畴，建立并强化东亚与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连结，以打造一个全球南方的跨国知识平台。

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下，2016年冬，中国美术学院再次假象山校区举行了“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启动筹备大会”，邀集来自亚非拉等地近三十位学者共同商讨该研究院的目标与愿景，并展开相应的安排、设置以及活动。自成立之初，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就以思想与现实为主要的关怀，将视角关注在当前。是故，万隆会议六十周年不过是一个契机，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在当前的语境中思考第三世界主义的思想传统、南南合作所面临的条件与挑战，以及建立全球南方思想与知识体系连动的可能，以打开想象另一个世界的空间与资源。因此，在设置上，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又名万隆书院），在初期阶段，主要是作为一个思想与学术连动的平台；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向华文世界引介第三世界思想、在中国崛起的现实中思考南南合作的可能性方案，以及建立机构性的交流与合作。据此，如何有系统且持续地译介第三世界思想、建立国内与国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介入当前华文世界中的亚非拉论述和想象，就成为它的工作核心。

2018年六月初举行的“思想第三世界：艺术、翻译与媒体”国际工作坊，就是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后的第一个学术活动，也是这个专题的起点。这个工作坊的目标是在艺术、翻译与媒体这三个场域中思考第三世界如何被呈现，又引进了什么样不同的思想资源。除了邀请南非罗德斯大学的茹斯·辛包（Ruth Simbao）教授发表基调演讲外，工作坊的主体其实是视野涵括三大洲的年轻学者、策展人、译者与媒体工作者——包括北大亚非系的程莹、北京航空大学新媒体艺术和设计学院的王硕、中国美术学院的唐晓林、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魏然、南京大学西语系的张伟劼、南非罗德斯大学的麦尔坎·科瑞高（Malcolm Corrigall）、台湾出身的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独立策展人许芳慈、马来西亚媒体《当今大马》的苏颖欣以及台湾《天下杂志》的记者林怡廷等人。我们希望来自不同地缘脉络的年轻学者，可以透过工作坊，共同思考与面对第三世界视野的意义与局限，以带进各地不同的思考脉络与问题意识，互为参照，一方面开掘第三世界自身的第三世界历史，另一方面使之“落地”，成为各地知识界思考当前问题的批判性视角。

透过工作坊的研讨与交流，我们获得以下观察：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虽然国内的非洲研究与拉美研究获得了显著的提升，陆续成立的研究中心与团队也更多聚焦在这些地区，但这些研究中心或智库主要还是以区域研究为主要的视角和方法，从国际关系与外交经贸结构来理解中非和中拉关系，而较少从思想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设计，遑论试图将三大洲的发展放在一个连动与互动的关系框架中来理解。二、虽然国内对非洲、拉美与亚洲各地的研究高速增长，相应的翻译工作也有不少的成绩，但是对于既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很好的整理与反省，也很少注意到翻译机制本身的问题，从选题选材、译文质量到市场机制的干预等都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些地区文化与社会的理解；换言之，如何从翻译政治这个角度去切入与思考亚非拉研究中的“中国主体性”是一个仍未展开的话题，而如何展开这个话题关涉到中国面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三、海外华人在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中向来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除了在海外华人研究这个特定的范畴中，他们并不在亚非拉研究的主流视野里。因此，如何将亚非拉华人社群的历史、思考以及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互动，置于中国与第三世界关系的前景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以扩大我们的问题意识，进而与第三世界的中国想象“嫁接”。四、亚非拉研究隐含洲际的视角，但是这个视角亦有局限，毕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内部歧异性高，仅仅以“洲”的角度来理解难免过于化约，不但看不到内部的差异，就分析上也有大而无当、隔靴搔痒的嫌疑；但同时，跨洲性的思考又是一个不可放弃的前提，因为它暗示连动、团结与比较的可能性基础。所以，如何在研究上保持平衡，既注意到地方差异，又保持洲际连动的思考，将是一个挑战。

因此，在设计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专题除了呈现工作坊的成果之外，还应该扮演一个引进第三世界思想的桥梁角色，不只是在知识上翻译第三世界的著作，以丰富华文世界对于亚非拉历史思想与社会的认识，更要引介他们的思考，接引南南思想碰撞与交流；同时深入反思翻译本身隐含的主体性问题，思考翻译如何对知识体制进行转化。后者尤其关键，因为知识的产生有其脉络，这个脉络是历史的，也是体制的。就好像人类学知识的发展与转化，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衰退，有着深刻的关连一样，当前华文世界对于第三世界的兴趣，如果有的话，也与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脱不了关系。因此，我们不但应该要认识与理解亚非拉的过去与现在，更要将认识与理解的条件和体制置于思考的前景，进而提出足以改变既有学院体制与思想状态的问题与方向。比方说，中非当代艺术的遭逢所仰赖的是什么样的全球艺术机制（双年展、拍卖会、现代艺术），我们的研究又如何能够揭示这些机制的运作与布局，并予以适度的改造？当年智利总统阿连德所实验的“大数据乌托邦”又可以为今天的互联网经济与数字控制技术及美学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此外，中国国企是如何思考在亚非拉各地的全球布局与在地经营的？国家、外交与国际经贸体制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亚非拉人民会怎么看待中国崛起的意义？行动支付、社群媒体，乃至维稳体系的输出，又将如何影响第三世界社会的发展，带来哪些可能，造成什么问题？同时，人口的跨国流动（例如在华人世界生活的第三世界人民以及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华人）以及产品（包括影视文艺等文化产品）的跨国生产与营销，如何塑造第三世界的想象亦是重要的课题。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的不是重复区域研究的范式、盘点外交和经贸的成果，而是要以第三世界的在地知识和历史经验为基础，重新构想世界的可能，锻造通往另一个世界所需要的感性与理性。

 

关系的政治与权力的殖民性

这个专题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专题论文”是原先发表于工作坊的部分成果，后半部“思想翻译”则是第三世界重要文献的翻译。前者集中呈现了中国与非洲、拉美、马来西亚之间复杂的纠葛，从主流媒体的呈现与当代艺术的介入、文学译介与艺术交往，到马来西亚华人在中国崛起下面临的认同困境，形成了一种关系政治的多元想象，既要在现实处境里应对全球南方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又要在第三世界的理想中，寻找理解与团结的可能。

辛包的文章，〈超越万隆的侧向接触：当代视觉艺术中的无畏团结与偶然的“中非”脚本〉，提供了这个专题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就是如何在万隆的肩膀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不放弃当年强调的精神（团结与尊重），又不昧于当前的实际处境，以一种“侧向接触”（sideways reaching）的实践，去探索亚非拉连结与互动的可能。其目的，不是为了重唱团结的老调，而是去揭示一个从下而上，以民众感受为根基的第三世界互动。所谓“侧向”，一方面是绕过国家与主流媒体的宰制，去观照与开发其他互动的形式；另一方面亦是以艺术、文学为接口，去寻找团结与尊重的实践，如何落实在人民之间，而非国家之间的日常交往。“侧向”的观点，同时意味着交往中实质存在的矛盾与困难，及其代表的意义。程莹和王硕的文章，分别分析了非洲艺术家如何挪用中国产品以响应自身对中非关系的观察和感受，以突显当代艺术的侧向实践如何面对全球化流动所制造的种种矛盾；不论是中国编织袋，还是中国外销品，它们的跨国流转暗喻了中非关系的变化，也指向中非团结的物质基础，不能仅由国际关系与经贸数字来解释，也要仰赖感性的理解与自我的转化。这也是王智明讨论中国旅途书写与非洲想象的核心要旨，亦即将中国在非洲与中国的非洲连系起来，以揭示政经作为与主观感知的关连，借着文化再现的分析展开对当前中非关系的深度审视，进而铺垫一条非洲在中国与非洲的中国的侧向思路，作为双向研究开展的基础。

张伟劼的文章借着对比加莱亚诺和略萨两位知名拉美作家的思考，作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参照。而唐晓林的文章则介绍了中国与墨西哥艺术界交往的一段不为人知的重要历史，提醒我们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这两个第三世界艺术实践的重要方针——其意义远比我们理解的更为深刻与复杂，因为它们不只是来自或对应于西方的美学原则，更是源于第三世界革命的需要而浮现的政治方案。借此参照，我们得以窥见万隆时代的第三世界交往，不只是口号，更是改造世界的切实行动；这也提醒我们，当前中拉关系的发展或许更需要从发展模式与文化互涉的思考入手，以面对去殖民运动最核心的认同、土地与主权问题。苏颖欣与许芳慈的文章分别展现了去殖民运动的核心焦虑就是认同，以及形塑认同背后一整套的权力话语和文化资源。苏颖欣对马来西亚华人认同焦虑的历史分析，突显了中国之于华人既是资源也是包袱；中国文化一方面赋予大马华人一种主体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主体的特殊性亦使之处于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文化边界之间，无处着根、时时飘零。马华主体性的讨论，因而不只是大马华社，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困扰，更是中国与其离散群体之间一种幽微的关系政治；它可以成为第三世界团结的助力，也可以变成海外华人在追求主体性道路上的不可承受之轻。虽然脉络不尽相同，许芳慈对菲律宾导演塔西米克生平与作品的讨论，同样揭示了一种主体性的艰难。借着突出英语和泰加洛语之间平行却不对称的关系，许芳慈试图展现去殖民挣扎中的菲律宾主体，如何在隐而未显，却又挥之不去的语音幽微中屡屡现身。如此“附身着魔”的主体状态，一种为求发声而未得的焦灼，标示了殖民历史仍然完而未了，以及文化霸权最为深刻的权力殖民性。

“思想翻译”引介的六篇文章正是对关系政治与权力殖民性最为深刻的批判和剖析。这六篇文章（除了最后一篇外）在后殖民研究领域里都是奠基性作品，并被广泛引用，然而它们却一直没有被正式译为中文，引入华文世界。对中文读者来说，这不仅是个遗憾，更是第三世界思想认知上的一大欠缺。不过，我们这次选取翻译的期待，并不仅仅在于引入第三世界的思想资源，更看重这些文章所提出的问题——权力的殖民性、知识帝国主义和另类实践——至今是否依然有效。如同阿尼瓦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指出的，自美洲的征服开始，权力的殖民性就是以种族劳动划分与欧洲中心主义为核心，前者以资源取得和资本积累为重心，后者则围绕着原始与文明二元一体的轴线发展；权力的殖民性指的不只是欧洲（普世）现代性的打造依赖殖民主义作为底层结构，更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运作本身仰赖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暴力，以控制劳动、资源和产品。基哈诺的研究源于1980年代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对于全球化的批判，他的观察不仅广为西方知识界所接受，对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亦仍具洞察力。

基哈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强烈的呼应。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这篇［收录在他专著《心灵的去殖民》（Decolonising the Mind）里的第四章］便具体地从大学英文系课程改革方针的辩论向欧洲中心论发出檄文。所谓“相关性的追求”要强调的，便是非洲人文知识的养成，必须抛开西方文明的压制，转向关注自身与第三世界文明的生成，因为惟有如此，我们的知识、主体，乃至于品味与偏好，才不致于成为西方的谐仿。当然，这并不意味西方自此不再重要，而是要求对西方与现代性的一切抱持批判的态度，并在这个批判的过程当中，追求与自身主体重建相关的资源。提安哥的这篇文章不只是对非洲大学课程改革的一个记录，更启动了整个后殖民世代与世界对文化去殖民运动的思辨。菲律宾学者温迪吉·康斯坦蒂诺（Vintage Constantino）和马来西亚学者赛·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两人的文章亦可以如是观。前者感性地梳理了菲律宾人民如何受到美国殖民教育的影响，而丧失了主体发声的能力，后者则提出了知识帝国主义的命题以及超克的方向；前者强调教育和语言之于去殖民运动的重要性，后者则指向超克知识模仿与帝国主义的连续关系，必须从解放知识与打倒知识买办阶级着手。   

费尔南多·索拉纳斯（Fernando Solanas）与奥克塔维奥·赫蒂诺（Octavio Getino）合撰的〈朝向第三电影〉和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的演讲〈民族发展的控制论：智利经验〉，从实践经验中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去殖民例证，一是第三电影在拉丁美洲的发展，二是智利总统阿连德当政时所进行的经济实验。这两个例子清楚地显示了，第三世界国家从未束手就擒，而是不断在知识与实践上寻求突破殖民主义的可能。不论是将第三电影视为一种地下放映与组织传播的行动形式，还是以控制论为理论基础所进行的民主经济和产业改革，第三世界反抗的火苗于今依然炽烈，因为大地上受苦的人民仍在仰望民主变革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诚如比尔在演讲里提到的，重点不在于物质享受与民主投票的形式，那未必代表了“进步”，而在于人民是否能够掌握“幸福”的可能。作为一个方案，第三世界追求的不仅仅是万隆会议所代表的平等、反抗与尊严——那诚然是个重要的起点，更是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追索和“幸福”生活的具体实践。朝向这个目标，道阻且长，但我们仍要上路、并肩而行。

 

注释：

[i]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The New Press, 2007, p. xv.
[ii] Vijay Prashad, The Poorer Nations, Verso, 2012, p. 9.

感谢并肩而行的诸多伙伴们：首先是中国美术学院高世名副院长对“思想第三世界”国际工作坊和这个专题的支持，以及当初参与工作坊，尤其是在幕后协助的诸多朋友与同学，尤其是唐晓林、袁安奇、邵琳、曹梅清、张顺仁、韩媛、姚雨辰、李佳霖、彭婉昕、郑卓然、林灿文和沈聪。这个专题的完成，除了感谢与会和供稿的朋友们外，最要感谢的是任劳任怨的翻译团队——姚雨辰、刘羿宏、林书媺、陈柏旭、沈思、沈昆贤、苏颖欣——以及蔡旻萤助理不辞辛苦地校对。当然，贺照田老师的支持与鼓励以及陈光兴老师的启发，是这个专题背后最根本的推力和助力。

“第三世界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方案”，[i] 印度裔美国学者维贾·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在他的著作《较黑的国度》（The Darker Nations）如此宣告。仔细梳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亚非拉集会——从192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帝国主义联盟会议，经1955年的万隆会议，再到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运动会议和1966年在哈瓦那召开的三洲会议，乃至1970年代末在新德里、金斯敦、新加坡和麦加发生的反挫——普拉沙德勾勒了一个世纪以来，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历史图景及其挫折，突显了第三世界改造世界的努力，至今未竟全功。然而，尽管第三世界方案在1970年代遭受顿挫，它毕竟埋下了一颗追求和平、面包与正义的种子，在国际体系中逐渐发芽与茁壮。在姐妹作《较穷的国家》（The Poorer Nations）里，普拉沙德就强调，从1957年成立的国际核能委员会，到1964年77国集团（G77）的创设，乃至于1967年恢复运作的东南亚国协，再到联合国理事会在1973年提出的新国际经济秩序决议和2009年出现的金砖四国——这一连串的体制性建设，形成了冷战后对单极化全球秩序最主要的抵抗力量。这个今日所谓的“全球南方”，虽然无可避免地也掺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当中，但在普拉沙德看来，它仍然代表了正义之声，一个“抗议的世界”，抗议西方对人类共有资源、尊严与权利的窃夺，以及对民主体制与现代性承诺的弱化。[ii] 换句话说，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虽然修辞改变了，但追求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民主公义仍是不变的期待。这也是后冷战全球化三十年后，尽管不少当年的发展中国家已迎头赶上，万隆精神仍在发散、召唤的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后冷战全球化以来，发展最为迅猛、成就最为耀眼的国家，当属中国。即令当前国际处境难险，正深陷贸易战的泥沼当中，中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的另类发展道路，并为全球南方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变化提供经济与政治的动能。不论喜不喜欢中国，视之为威胁或相信它必然崩溃，中国对全球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力早已不容忽视，其意义也不仅仅只止于大国崛起这般的争霸想象，而是更为深刻而悠长的文明轴心转移以及普世价值的重构。如果说，中国崛起代表的不只是自身的复兴，而是第三世界／全球南方的苏醒，那么中国崛起的成败就不在于自身的霸业能否长久，而在于全球去殖民化的宏图最终是否成功：能否改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体质，使得竞争能够服务于和平与平等？能否改变全球财富与资源不均的状况，以民主分配取代个人积累？能否在全球永续、平等互惠的基础上重新打造现代性的结构与意义，让地球也能休养生息，让万物黎民同享生机？因此，不论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或是便携通讯技术的发展，还是物联网与大数据商务的推进，中国发展的问题都必然与全球南方和国际秩序的变化产生关联，乃至造成关键性的影响。作为一个有幸在全球结构转移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国家，中国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考验，认真思考自己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交出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近百年前，孙文在神户对崛起日本的提问，如今似乎已经来到了中国的面前。

在这个意义上，如今再提第三世界，绝不是为了重回冷战对抗的老路，或是再提依附发展的陈腔，而是希望在中国崛起这个新的历史条件底下，重新思考与启动去殖民方案。所谓“去殖民”，并不是一种义和团式的反西方口号，而是对当代世界生成的一种深刻认识：它不仅强调当代世界的构造源于五百年前西方的资本与领土扩张，更体认到权力运作的本质乃是殖民——以强凌弱——的动力，以及我们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往往通过了殖民历史与意识的折射，隐含一种进化论思维的两极反应——要不崇尚西方、贬低自身（所谓全盘西化），要不就是在已然枯朽的传统中寻找自我的镜像与抵抗的安慰（所谓自我东方化）。前者是殖民下的自卑，后者是反殖民的自大与自溺，两者透露的都是自我的丧失。第三世界的去殖民方案所期待的，恰恰是透过知识与认识论的解放，松动殖民历史与结构对第三世界主体的挟持，从而打开一个平等多元的视野（文化虽然不同，未必有高低之别）：一方面将自我从西方与传统的镜像中释放，转向多元他者的参照，另一方面重新审视那些形塑现代自我的价值与教条——既要重新打开那些被西方现代文明所闭锁的文化和思想，更要批判地检视支撑这些文化与思想的历史条件与话语权力，让那些被“现代／进步”打为“封建落后”，乃至“反革命”的过去得以重新回到当前，作为自我主体与思想再发展的资源。同时，借着彼此参照与认可，建构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并在发展进程中，警醒与克服自身权力的殖民性质。我们相信，从第三世界到全球南方的集结，尽管多受顿挫，但就其历史与现实——从政治结盟重构地缘政治的板块，到援助合作改变资本市场的体质——都饱含去殖民的精神。在中国深入世界、改变世界的当前，我们更需要对其历史实践以及精神内涵予以关注和反思，作为反求诸己的前提。“思想第三世界”这个专题，正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从亚际文化研究到万隆书院

这个专题从构思到成形，既不是凭空而生，更非少数人力能及，而是内在于第三世界去殖民运动的发展。因此，在讨论专题的内容之前，有必要对专题背后的思想动力与机构发展做一记述。

1990年代的东亚，在冷战结束与1970年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波思想解放的高潮。大量的思潮从西方涌入东亚，东亚知识圈也开始得以突破意识型态的边界，彼此交往。2000年创刊至今的《亚际文化研究》就是在这个脉络中出现的国际思想群体，以学术刊物为连接东亚知识圈的平台，创造了一个以文化研究为名，开启彼此参照与介入的思想运动。创办人陈光兴（台湾交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的退休教授）正是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长年以来，他不只推动了台湾与东亚知识圈的联系，更于2010年与中国美术学院的张颂仁、高士明展开合作，推动“西天中土”计划，促成印度与中国思想界以及艺术界的互访与互动。在“西天中土”的基础上，他们借2012上海双年展之便，举办了“变动中的世界，变动中的想象——2012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这个长达两周、召集亚洲四十余名学者的大型学术活动，并且顺势在来年成立了名为“亚际书院”的民间组织，推动中国思想界与国际思想界的互动与串连。透过出版、会议与翻译，亚际书院成功扮演了一个串连东亚知识共同体的桥梁，尤其促成了年轻世代学者的互动与合作，为深受新自由主义学术体制规训的年轻学者打开了一个彼此认识、重新学习的空间。

2015年适逢万隆会议六十周年，在亚际书院的推动下，于四月在中国美术学院举行了“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纪念大会，邀请到包括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以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内的许多重量级国际学者齐聚象山校区，研讨当前重提万隆会议与第三世界主义的意义与作用。会议的结论之一，便是为了因应这个变动的时局和中国崛起的态势，中国思想界有必要进一步地挖掘第三世界主义的历史与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个当口，中国的知识界必须认真思考崛起的中国将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与挑战；思想界与学术界又应该如何参与到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以创造另一个世界。因此，成立学术团体与平台深耕第三世界思想，挖掘被遮蔽与掩藏的未来想象与历史可能性，并展开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和学术合作，便成为当务之急。透过这个活动，亚际书院进行了一波第三世界转向，试图扩大东亚知识圈的知识范畴，建立并强化东亚与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连结，以打造一个全球南方的跨国知识平台。

正是在这样的期待下，2016年冬，中国美术学院再次假象山校区举行了“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启动筹备大会”，邀集来自亚非拉等地近三十位学者共同商讨该研究院的目标与愿景，并展开相应的安排、设置以及活动。自成立之初，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就以思想与现实为主要的关怀，将视角关注在当前。是故，万隆会议六十周年不过是一个契机，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在当前的语境中思考第三世界主义的思想传统、南南合作所面临的条件与挑战，以及建立全球南方思想与知识体系连动的可能，以打开想象另一个世界的空间与资源。因此，在设置上，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又名万隆书院），在初期阶段，主要是作为一个思想与学术连动的平台；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向华文世界引介第三世界思想、在中国崛起的现实中思考南南合作的可能性方案，以及建立机构性的交流与合作。据此，如何有系统且持续地译介第三世界思想、建立国内与国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介入当前华文世界中的亚非拉论述和想象，就成为它的工作核心。

2018年六月初举行的“思想第三世界：艺术、翻译与媒体”国际工作坊，就是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后的第一个学术活动，也是这个专题的起点。这个工作坊的目标是在艺术、翻译与媒体这三个场域中思考第三世界如何被呈现，又引进了什么样不同的思想资源。除了邀请南非罗德斯大学的茹斯·辛包（Ruth Simbao）教授发表基调演讲外，工作坊的主体其实是视野涵括三大洲的年轻学者、策展人、译者与媒体工作者——包括北大亚非系的程莹、北京航空大学新媒体艺术和设计学院的王硕、中国美术学院的唐晓林、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魏然、南京大学西语系的张伟劼、南非罗德斯大学的麦尔坎·科瑞高（Malcolm Corrigall）、台湾出身的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独立策展人许芳慈、马来西亚媒体《当今大马》的苏颖欣以及台湾《天下杂志》的记者林怡廷等人。我们希望来自不同地缘脉络的年轻学者，可以透过工作坊，共同思考与面对第三世界视野的意义与局限，以带进各地不同的思考脉络与问题意识，互为参照，一方面开掘第三世界自身的第三世界历史，另一方面使之“落地”，成为各地知识界思考当前问题的批判性视角。

透过工作坊的研讨与交流，我们获得以下观察：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虽然国内的非洲研究与拉美研究获得了显著的提升，陆续成立的研究中心与团队也更多聚焦在这些地区，但这些研究中心或智库主要还是以区域研究为主要的视角和方法，从国际关系与外交经贸结构来理解中非和中拉关系，而较少从思想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设计，遑论试图将三大洲的发展放在一个连动与互动的关系框架中来理解。二、虽然国内对非洲、拉美与亚洲各地的研究高速增长，相应的翻译工作也有不少的成绩，但是对于既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很好的整理与反省，也很少注意到翻译机制本身的问题，从选题选材、译文质量到市场机制的干预等都影响了我们对于这些地区文化与社会的理解；换言之，如何从翻译政治这个角度去切入与思考亚非拉研究中的“中国主体性”是一个仍未展开的话题，而如何展开这个话题关涉到中国面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三、海外华人在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中向来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除了在海外华人研究这个特定的范畴中，他们并不在亚非拉研究的主流视野里。因此，如何将亚非拉华人社群的历史、思考以及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互动，置于中国与第三世界关系的前景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以扩大我们的问题意识，进而与第三世界的中国想象“嫁接”。四、亚非拉研究隐含洲际的视角，但是这个视角亦有局限，毕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内部歧异性高，仅仅以“洲”的角度来理解难免过于化约，不但看不到内部的差异，就分析上也有大而无当、隔靴搔痒的嫌疑；但同时，跨洲性的思考又是一个不可放弃的前提，因为它暗示连动、团结与比较的可能性基础。所以，如何在研究上保持平衡，既注意到地方差异，又保持洲际连动的思考，将是一个挑战。

因此，在设计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专题除了呈现工作坊的成果之外，还应该扮演一个引进第三世界思想的桥梁角色，不只是在知识上翻译第三世界的著作，以丰富华文世界对于亚非拉历史思想与社会的认识，更要引介他们的思考，接引南南思想碰撞与交流；同时深入反思翻译本身隐含的主体性问题，思考翻译如何对知识体制进行转化。后者尤其关键，因为知识的产生有其脉络，这个脉络是历史的，也是体制的。就好像人类学知识的发展与转化，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衰退，有着深刻的关连一样，当前华文世界对于第三世界的兴趣，如果有的话，也与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脱不了关系。因此，我们不但应该要认识与理解亚非拉的过去与现在，更要将认识与理解的条件和体制置于思考的前景，进而提出足以改变既有学院体制与思想状态的问题与方向。比方说，中非当代艺术的遭逢所仰赖的是什么样的全球艺术机制（双年展、拍卖会、现代艺术），我们的研究又如何能够揭示这些机制的运作与布局，并予以适度的改造？当年智利总统阿连德所实验的“大数据乌托邦”又可以为今天的互联网经济与数字控制技术及美学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此外，中国国企是如何思考在亚非拉各地的全球布局与在地经营的？国家、外交与国际经贸体制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亚非拉人民会怎么看待中国崛起的意义？行动支付、社群媒体，乃至维稳体系的输出，又将如何影响第三世界社会的发展，带来哪些可能，造成什么问题？同时，人口的跨国流动（例如在华人世界生活的第三世界人民以及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华人）以及产品（包括影视文艺等文化产品）的跨国生产与营销，如何塑造第三世界的想象亦是重要的课题。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的不是重复区域研究的范式、盘点外交和经贸的成果，而是要以第三世界的在地知识和历史经验为基础，重新构想世界的可能，锻造通往另一个世界所需要的感性与理性。

 

关系的政治与权力的殖民性

这个专题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专题论文”是原先发表于工作坊的部分成果，后半部“思想翻译”则是第三世界重要文献的翻译。前者集中呈现了中国与非洲、拉美、马来西亚之间复杂的纠葛，从主流媒体的呈现与当代艺术的介入、文学译介与艺术交往，到马来西亚华人在中国崛起下面临的认同困境，形成了一种关系政治的多元想象，既要在现实处境里应对全球南方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又要在第三世界的理想中，寻找理解与团结的可能。

辛包的文章，〈超越万隆的侧向接触：当代视觉艺术中的无畏团结与偶然的“中非”脚本〉，提供了这个专题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就是如何在万隆的肩膀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不放弃当年强调的精神（团结与尊重），又不昧于当前的实际处境，以一种“侧向接触”（sideways reaching）的实践，去探索亚非拉连结与互动的可能。其目的，不是为了重唱团结的老调，而是去揭示一个从下而上，以民众感受为根基的第三世界互动。所谓“侧向”，一方面是绕过国家与主流媒体的宰制，去观照与开发其他互动的形式；另一方面亦是以艺术、文学为接口，去寻找团结与尊重的实践，如何落实在人民之间，而非国家之间的日常交往。“侧向”的观点，同时意味着交往中实质存在的矛盾与困难，及其代表的意义。程莹和王硕的文章，分别分析了非洲艺术家如何挪用中国产品以响应自身对中非关系的观察和感受，以突显当代艺术的侧向实践如何面对全球化流动所制造的种种矛盾；不论是中国编织袋，还是中国外销品，它们的跨国流转暗喻了中非关系的变化，也指向中非团结的物质基础，不能仅由国际关系与经贸数字来解释，也要仰赖感性的理解与自我的转化。这也是王智明讨论中国旅途书写与非洲想象的核心要旨，亦即将中国在非洲与中国的非洲连系起来，以揭示政经作为与主观感知的关连，借着文化再现的分析展开对当前中非关系的深度审视，进而铺垫一条非洲在中国与非洲的中国的侧向思路，作为双向研究开展的基础。

张伟劼的文章借着对比加莱亚诺和略萨两位知名拉美作家的思考，作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参照。而唐晓林的文章则介绍了中国与墨西哥艺术界交往的一段不为人知的重要历史，提醒我们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这两个第三世界艺术实践的重要方针——其意义远比我们理解的更为深刻与复杂，因为它们不只是来自或对应于西方的美学原则，更是源于第三世界革命的需要而浮现的政治方案。借此参照，我们得以窥见万隆时代的第三世界交往，不只是口号，更是改造世界的切实行动；这也提醒我们，当前中拉关系的发展或许更需要从发展模式与文化互涉的思考入手，以面对去殖民运动最核心的认同、土地与主权问题。苏颖欣与许芳慈的文章分别展现了去殖民运动的核心焦虑就是认同，以及形塑认同背后一整套的权力话语和文化资源。苏颖欣对马来西亚华人认同焦虑的历史分析，突显了中国之于华人既是资源也是包袱；中国文化一方面赋予大马华人一种主体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主体的特殊性亦使之处于马来西亚与中国的文化边界之间，无处着根、时时飘零。马华主体性的讨论，因而不只是大马华社，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困扰，更是中国与其离散群体之间一种幽微的关系政治；它可以成为第三世界团结的助力，也可以变成海外华人在追求主体性道路上的不可承受之轻。虽然脉络不尽相同，许芳慈对菲律宾导演塔西米克生平与作品的讨论，同样揭示了一种主体性的艰难。借着突出英语和泰加洛语之间平行却不对称的关系，许芳慈试图展现去殖民挣扎中的菲律宾主体，如何在隐而未显，却又挥之不去的语音幽微中屡屡现身。如此“附身着魔”的主体状态，一种为求发声而未得的焦灼，标示了殖民历史仍然完而未了，以及文化霸权最为深刻的权力殖民性。

“思想翻译”引介的六篇文章正是对关系政治与权力殖民性最为深刻的批判和剖析。这六篇文章（除了最后一篇外）在后殖民研究领域里都是奠基性作品，并被广泛引用，然而它们却一直没有被正式译为中文，引入华文世界。对中文读者来说，这不仅是个遗憾，更是第三世界思想认知上的一大欠缺。不过，我们这次选取翻译的期待，并不仅仅在于引入第三世界的思想资源，更看重这些文章所提出的问题——权力的殖民性、知识帝国主义和另类实践——至今是否依然有效。如同阿尼瓦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指出的，自美洲的征服开始，权力的殖民性就是以种族劳动划分与欧洲中心主义为核心，前者以资源取得和资本积累为重心，后者则围绕着原始与文明二元一体的轴线发展；权力的殖民性指的不只是欧洲（普世）现代性的打造依赖殖民主义作为底层结构，更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运作本身仰赖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暴力，以控制劳动、资源和产品。基哈诺的研究源于1980年代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对于全球化的批判，他的观察不仅广为西方知识界所接受，对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亦仍具洞察力。

基哈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强烈的呼应。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这篇［收录在他专著《心灵的去殖民》（Decolonising the Mind）里的第四章］便具体地从大学英文系课程改革方针的辩论向欧洲中心论发出檄文。所谓“相关性的追求”要强调的，便是非洲人文知识的养成，必须抛开西方文明的压制，转向关注自身与第三世界文明的生成，因为惟有如此，我们的知识、主体，乃至于品味与偏好，才不致于成为西方的谐仿。当然，这并不意味西方自此不再重要，而是要求对西方与现代性的一切抱持批判的态度，并在这个批判的过程当中，追求与自身主体重建相关的资源。提安哥的这篇文章不只是对非洲大学课程改革的一个记录，更启动了整个后殖民世代与世界对文化去殖民运动的思辨。菲律宾学者温迪吉·康斯坦蒂诺（Vintage Constantino）和马来西亚学者赛·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两人的文章亦可以如是观。前者感性地梳理了菲律宾人民如何受到美国殖民教育的影响，而丧失了主体发声的能力，后者则提出了知识帝国主义的命题以及超克的方向；前者强调教育和语言之于去殖民运动的重要性，后者则指向超克知识模仿与帝国主义的连续关系，必须从解放知识与打倒知识买办阶级着手。   

费尔南多·索拉纳斯（Fernando Solanas）与奥克塔维奥·赫蒂诺（Octavio Getino）合撰的〈朝向第三电影〉和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的演讲〈民族发展的控制论：智利经验〉，从实践经验中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去殖民例证，一是第三电影在拉丁美洲的发展，二是智利总统阿连德当政时所进行的经济实验。这两个例子清楚地显示了，第三世界国家从未束手就擒，而是不断在知识与实践上寻求突破殖民主义的可能。不论是将第三电影视为一种地下放映与组织传播的行动形式，还是以控制论为理论基础所进行的民主经济和产业改革，第三世界反抗的火苗于今依然炽烈，因为大地上受苦的人民仍在仰望民主变革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诚如比尔在演讲里提到的，重点不在于物质享受与民主投票的形式，那未必代表了“进步”，而在于人民是否能够掌握“幸福”的可能。作为一个方案，第三世界追求的不仅仅是万隆会议所代表的平等、反抗与尊严——那诚然是个重要的起点，更是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追索和“幸福”生活的具体实践。朝向这个目标，道阻且长，但我们仍要上路、并肩而行。

 

注释：

[i] 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The New Press, 2007, p. xv.
[ii] Vijay Prashad, The Poorer Nations, Verso, 2012, 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