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12月举办的“第三世界行动计划”杭州站“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启动筹备大会”的讲演，并为亚际书院学刊《人间思想第六辑 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导言。

一

2006年1月18日，多中心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开幕的前夜，一大群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家在巴马科集会，纪念万隆会议五十周年。此后，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巴马科倡议》，主旨是催生一个民众的、多元和多极的历史主体，超越南北方对立，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规则与价值观，于多样性中建构共同性。

《巴马科倡议》提出了具体的十大主题：全球性的政治组织、世界体系的经济组织、农业社会的未来、建立劳动者统一战线、服务民众利益的地区化、真正的社会民主、性别平等、地球资源的友善管理、对传媒与文化多样性的民主管理、国际组织的民主化。

十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世界社会论坛”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人已经明确意识到——万隆精神已经不可避免地失效了。在北方各国，左右翼围绕经济自由主义达成共识，用美国式的低强度民主取代社会民主。在南方各国，政府甘愿放弃社会民主进程而听命于新自由主义，结果是，或者回到民粹主义道路，或者效力于帝国主义，无论哪种，都使民主失信于民。

2015年正值“万隆会议”六十周年。我们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办了“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纪念论坛。六十年前，“万隆会议”在殖民主义的废墟中、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峙中，确立了亚非拉各国的独立姿态与国际连接，由此，“第三世界”集体现身，登上了历史舞台。六十年过去，亚、非、拉学界的数十位同仁齐聚一堂，循着历史的轨迹，在21世纪的复杂境况中重新认知“万隆会议”的历史遗产及其当代意义，重新探究“第三世界”在过去六十年中的知识积累与思想变化，从这些累积和变化中发展出多义的思想模式和知识系统，来直面今日生活世界的纠结繁复，并对之做出多层次的解释。

在那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我专门提出，老的国际主义不够用了，代表现代初期的团结精神的《国际歌》，现在只是在酒酣耳热之后或者在卡拉OK的包房中唱起。“万隆精神”也已经被全球资本的生产／消费体系耗散殆尽，民众在国与国的利益之争中，在全球市场的供需关系中被割裂了，他们被转化成竞争者和敌人。人民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双重结构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战史的纠缠交织中分断与离散，在全球化的生产消费网络中分配与整合——人民的命运，正如艺术家陈界仁所言，是“全球监禁，在地流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追问：21世纪的新形势下，难道只有“发展”和依照利益计算出的“共赢”，才能把我们团结起来吗？萨米尔·阿明所期待的“第五国际”，那种新团结的依据与内核是什么？

2015年那次会议的结果是我们希望进一步创办“万隆书院”，即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我们有意识地旧事重提——重提亚非拉，重提第三世界，因为我们相信历史不容轻易放过。因为这个还未充分展开就已经被宣判失败的计划，是20世纪未完成的历史、被错过的历史。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交织互换的历史现场的背后，是殖民－后殖民、冷战－后冷战、帝国与帝国主义同时并存、彼此交织的历史结构和动力场域。而作为历史的动能和势能，经过各种变异、覆盖和替换，万隆、亚非拉和第三世界在今天依然标识着我们日常生活和现实政治的根基，那不是琐屑而抽象的，而是具体地落实在社会现实的脉络连接之中——在巴马科与贝鲁特之间，金沙萨与开罗之间，或许，也在义乌、马德里与雅典之间，德里、墨西哥城与上海之间……

重提万隆和第三世界，我们不只是希望在当前这个复杂的结构场域中，重新生产出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连接性知识的生产，重新生产出新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并不现成，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博弈中，它随时闭合，方生方死，需要被无数次地重新开启和反复发明。对我来说，在这种反复的发明中，会出现一种转变之可能——从“第三世界”（Third World）到“第三种力量”（Third Power）。

第一种力量，是技术、资本和那些构造出singular universality（单一普遍性）的企业及其金融王国，像Microsoft（微软）、Google（谷歌）、Facebook（脸书），以及国际版权体系等等。它们装扮成中立的、普世的甚至是自然的，因而是真正无远弗届的跨国力量；它们支撑、主导并宰制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感知经验和感性结构。

这种力量是20世纪70年代与90年代资本主义重构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金融资本主义和资讯资本主义。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信息经济、信息资本主义与全球性的社会不平等、两极化（polarization）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交错发展。金融资本主义和资讯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是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所说的“第四世界”——不再是第三世界，也不再分“南北东西”，财富、信息和权利的网络把各地连接整合在一起，地缘政治也被重组了。“第四世界”指的不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是被忽视、被排除在全球网络之外的民众与社会。

新世纪以来，财富－信息－权利的网络已经建立起一种总体性全球治理，统治与压迫的形式与主题改变了，变得更加隐形。技术／信息／权力的全球网络隐形了，统治和压迫的机器隐形了，我们不是在与某个外在于我们的“中心”斗争，甚至不是要与束缚禁锢着我们的某堵围墙较劲，我们再也找不到明确的敌人。脸书、谷歌、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和社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它们无限地隐身于社会，或者说，公司已然成功地装扮成社会本身，他们所构造起的全球治理装置没有外部。压迫和剥削隐于我们自身，消融入我们身处其中并且乐在其中的日常生活，迫使我们必须与我们自己的情感与欲望机制做斗争。

第二种力量，是知识界生产出的智性反思的力量，那些汗牛充栋的批判性思想和社会理论，尤其是1968年前后，从“文革”和越战这两个亚洲事件所激发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中孕生出的批判性左翼，包括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左翼话语、知识和运动。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五十年前，两个亚洲事件——文革和越战——撬动了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想象，启动了1968年以来的文化、思想和政治进程。但是其冲击在西方语境中发展出的，却是一系列新社会运动的“修修补补”。1968年西方那些关于解放的宣称，经由新社会运动，竟然跟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相安无事。在这个意义上，柏林世界文化宫、伦敦Iniva（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等机构所宣称和实践的多元文化主义恰恰是第三世界失败的表征。此处有许多问题需要追问：为什么19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要左派却不要社会主义？为什么当年宣称的社会革命变成了各种NGO式的社会工作？为什么社会运动绕过了最重要的社会政体变革，转而给现行体制“打补丁”？为什么冷战之后，1968所生产出的斗争性的社会意识如此轻易地兼容于资本主义的景观治理？半个世纪的社会运动究竟是壮大了人民主体还是壮大了主权体制？

近年来，基于西方激进哲学的知识左翼的危机已经逐渐显露出来，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纽约，在台湾还是在香港，知识左翼在日益复杂的现实政治中日益失语或者失据，在最新的一轮形左实右的社会运动中，他们被轻易地收编，又被无情地抛弃。简言之，知识左翼在现实政治中是没有用的，因为帝国同时是左中右。

那么，什么是“第三种力量”呢？

在国家体制的政治操作，以及学术界、知识界的观念操作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正是我所说的“第三种力量”得以生长的土壤；因为它的复杂，也因为它的平凡，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中还远未现身。就目前来说，现身的还只是民众的身体。

21世纪初各地民众的“占领”运动与1968的运动全然不同，1968是文化的社会运动，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而新世纪出现的“占领”运动的主体，是被社会排斥的人群，是无名的多数，是被全球网络牺牲的众人。他们没有组织，因为没有计划，他们忍无可忍，却不知道去向何方。生活已经是“温水煮青蛙”，他们不得不爆发，他们只能为爆发而爆发。这就是新世纪以来四处“占领”的人群，不同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人运动或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他们预先被原子化了，他们甚至称不上集体，他们走上街头，聚集到广场，只是为了一种展示，哪怕这种展示产生了明确的政治／社会后果，如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或者“颜色革命”（称之为“革命”只是显示出我们语言的贫乏！）都只是一种非意图的副产品。集结的意义就是集结和展示本身，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我存在。

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去召唤出这“第三种力量”，甚至还无法恰当地描述这种力量。要想激发出这种力量，须得像白乐晴先生多年来坚持的那样，把“第三世界”当作一个动词。这作为动词的“第三世界”，恰可以称为“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白先生指出：我们讨论“第三世界”，并不是要把世界一分为三，相反，是要把分离成各个阵营、不同层级的世界，在民众生活的意义上重新统合为一。为此，我们就必须暂时搁置既有的话语和知识，扎根各个世界（无论第一还是第三）的民众生活和现实经验，从不同区域的民众生活、现实感觉以及社会意识的连结中，去发掘出一种新的知行合一的力量——第三种力量。

“万隆会议”之后六十年的“再出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打通1950年代以来形成的多种“体制”，接续起那些被错过的未完成的历史，这“第三种力量”的潜在历史。通过这“打通”和“接续”，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这股自上个世纪遗传下来的历史势能，这无名的诸众在场的力量，这被错过的、未实现的历史主体的力量。要真正理解这种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去“打通”和“接续”，从十月革命到万隆，从文革到花朵革命，从1968直到今天，在这百年来的生活史、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进程中，为复杂、矛盾而多变的20世纪补写一份宣言！

 

二

记得在2012年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上，周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的讲演标题是“帝国主义存活无恙，但依然在进化中”。我很认同这个标题所传达的信息。经过漫长的20世纪的演进，资本主义已历经几次迭代，呈现出新的升级版本和运作形态，简单地说就是——从剥削发展到剥夺，从压迫变成替换，从占有转为支配。

资本主义所代表的不止是意识形态－治理技术，而且还是生活方式－知识方式；从软体到硬体，从coding（编码）到governing（治理），它宰制着不同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渗透入社会肌体和生命政治，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梦想方式、欲望建制和情感结构。在最近的三十年中，资本经由生产关系对人之劳动价值的“剥削”，已经转化为生命政治层面上对人之能动性的“剥夺”。技术全球化加上跨国资本构造起全球性的占有和支配，我们每个人的现实处境都是“全球监禁，在地流放”。这种情况下，所谓“解放”不再是从禁锢与宰制中挣脱出来，也不再是惯常的反压迫和反控制。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个自由的外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资本的“空间再生产”、熊比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说的“创造性破坏”，已然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这种新形式的统治中，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完美合一，帝国主义与帝国同时并存。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争夺的不再是占有权，而是支配权。生命政治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压迫，而是替换。从压迫到替换，就是用假肢替换并废除你的器官——不是我们缺失才做了假肢，相反正是这预先生产的假肢把我们变成残废。我强烈地感觉到——当代艺术、民间艺术、各种学科化知识以及大学建制本身，恰恰是我们当代人政治、伦理、感性的假肢。

全球资本主义的创新统治不再需要通过压迫和榨取，因为主宰者已然隐身，再也找不到可以反抗的敌人。在这新统治中，起作用的是消费主义政治的替换的逻辑：你要社会革命，就给你替换为社会运动；你要社会主义，就给你替换为知识左派；你要的生活发展的自由，被替换为自由市场的自由；你要媒体自由，却得到自媒体；你召唤民众的集结与现身，获得的只是社交媒体的朋友圈；你本来应该是文化的生产者，却很自然地变成了消费者；你想成为战士，却只是成为了演员……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与艺术界如何联手克服这一新统治的剥夺和替换？我并不相信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说的——彻底地无产者化可能产生解放的潜能。我们必须学会真正去面对无数人的现实经验、情感与命运。我们无一例外，都是些被日常生活的生产和消费耗尽并替换的身体，被琐碎的日常生活磨平、击败了的个人。我们得在自己身上重新发掘出感情与智性，发掘出感受－理解－行动的能量，继而重新找回自我表达和自我改变的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促使我们去发明一种新的历史－技术哲学，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和新的生命政治，去发展出一种贯穿群我、打通身心的新的知行之学。

人类进入21世纪已经十六年了。从“9·11”，到全面“反恐”，从次贷危机到占领华尔街，从“太阳花”和“雨伞”等各种或左或右的“占领”，到所谓“阿拉伯之春”，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愤怒者”到“黑夜站立”，从欧洲移民潮到英国脱欧，从斯诺登事件到特朗普当选……通过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我强烈地意识到——21世纪已经逐步奠基，新世纪的“意境”已经初露端倪，然而我们对此意境却还没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媒介更新了，社会治理与社会运动的方式改变了，民众集结的方式改变了，散布和接受信息的端口改变了，民主、民粹甚至政治本身的意义改变了。

改变已经发生，改变的力量已经浮现，可是，我们准备好了吗？

以上这些，是我最近常常想到的，我期待着通过诸位朋友们的思考和论辩，更重要的是通过未来的长期合作，可以去思考这些改变，尝试着去理解这个正在自我奠基中的世纪。出于以上这些思考，我们为这个研究院增加了一个很矛盾的体制外命名——Another World Project: Bandung School——“万隆”的现实性（或者相反）和“异世界”的非现实性（或者相反）所构成的张力是其中关键所在。

作为艺术工作者，我更期待着我们可以联动思想界、艺术界的多方力量，在“讯息－景观－资本”的多重现实中为我们的感受力拓展出一片新的田野，为我们的创造力开辟出一个新的战略空间。在这片新的田野和空间中，让“第三世界”在当下的新现实中重新奠基，让“万隆精神”得以重新发明，并生长出“异世界”的花朵。

 

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12月举办的“第三世界行动计划”杭州站“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启动筹备大会”的讲演，并为亚际书院学刊《人间思想第六辑 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导言。

一

2006年1月18日，多中心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开幕的前夜，一大群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家在巴马科集会，纪念万隆会议五十周年。此后，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巴马科倡议》，主旨是催生一个民众的、多元和多极的历史主体，超越南北方对立，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规则与价值观，于多样性中建构共同性。

《巴马科倡议》提出了具体的十大主题：全球性的政治组织、世界体系的经济组织、农业社会的未来、建立劳动者统一战线、服务民众利益的地区化、真正的社会民主、性别平等、地球资源的友善管理、对传媒与文化多样性的民主管理、国际组织的民主化。

十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世界社会论坛”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等人已经明确意识到——万隆精神已经不可避免地失效了。在北方各国，左右翼围绕经济自由主义达成共识，用美国式的低强度民主取代社会民主。在南方各国，政府甘愿放弃社会民主进程而听命于新自由主义，结果是，或者回到民粹主义道路，或者效力于帝国主义，无论哪种，都使民主失信于民。

2015年正值“万隆会议”六十周年。我们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办了“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纪念论坛。六十年前，“万隆会议”在殖民主义的废墟中、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峙中，确立了亚非拉各国的独立姿态与国际连接，由此，“第三世界”集体现身，登上了历史舞台。六十年过去，亚、非、拉学界的数十位同仁齐聚一堂，循着历史的轨迹，在21世纪的复杂境况中重新认知“万隆会议”的历史遗产及其当代意义，重新探究“第三世界”在过去六十年中的知识积累与思想变化，从这些累积和变化中发展出多义的思想模式和知识系统，来直面今日生活世界的纠结繁复，并对之做出多层次的解释。

在那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我专门提出，老的国际主义不够用了，代表现代初期的团结精神的《国际歌》，现在只是在酒酣耳热之后或者在卡拉OK的包房中唱起。“万隆精神”也已经被全球资本的生产／消费体系耗散殆尽，民众在国与国的利益之争中，在全球市场的供需关系中被割裂了，他们被转化成竞争者和敌人。人民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双重结构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战史的纠缠交织中分断与离散，在全球化的生产消费网络中分配与整合——人民的命运，正如艺术家陈界仁所言，是“全球监禁，在地流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追问：21世纪的新形势下，难道只有“发展”和依照利益计算出的“共赢”，才能把我们团结起来吗？萨米尔·阿明所期待的“第五国际”，那种新团结的依据与内核是什么？

2015年那次会议的结果是我们希望进一步创办“万隆书院”，即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我们有意识地旧事重提——重提亚非拉，重提第三世界，因为我们相信历史不容轻易放过。因为这个还未充分展开就已经被宣判失败的计划，是20世纪未完成的历史、被错过的历史。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交织互换的历史现场的背后，是殖民－后殖民、冷战－后冷战、帝国与帝国主义同时并存、彼此交织的历史结构和动力场域。而作为历史的动能和势能，经过各种变异、覆盖和替换，万隆、亚非拉和第三世界在今天依然标识着我们日常生活和现实政治的根基，那不是琐屑而抽象的，而是具体地落实在社会现实的脉络连接之中——在巴马科与贝鲁特之间，金沙萨与开罗之间，或许，也在义乌、马德里与雅典之间，德里、墨西哥城与上海之间……

重提万隆和第三世界，我们不只是希望在当前这个复杂的结构场域中，重新生产出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连接性知识的生产，重新生产出新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并不现成，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博弈中，它随时闭合，方生方死，需要被无数次地重新开启和反复发明。对我来说，在这种反复的发明中，会出现一种转变之可能——从“第三世界”（Third World）到“第三种力量”（Third Power）。

第一种力量，是技术、资本和那些构造出singular universality（单一普遍性）的企业及其金融王国，像Microsoft（微软）、Google（谷歌）、Facebook（脸书），以及国际版权体系等等。它们装扮成中立的、普世的甚至是自然的，因而是真正无远弗届的跨国力量；它们支撑、主导并宰制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感知经验和感性结构。

这种力量是20世纪70年代与90年代资本主义重构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金融资本主义和资讯资本主义。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信息经济、信息资本主义与全球性的社会不平等、两极化（polarization）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交错发展。金融资本主义和资讯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是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所说的“第四世界”——不再是第三世界，也不再分“南北东西”，财富、信息和权利的网络把各地连接整合在一起，地缘政治也被重组了。“第四世界”指的不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是被忽视、被排除在全球网络之外的民众与社会。

新世纪以来，财富－信息－权利的网络已经建立起一种总体性全球治理，统治与压迫的形式与主题改变了，变得更加隐形。技术／信息／权力的全球网络隐形了，统治和压迫的机器隐形了，我们不是在与某个外在于我们的“中心”斗争，甚至不是要与束缚禁锢着我们的某堵围墙较劲，我们再也找不到明确的敌人。脸书、谷歌、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和社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它们无限地隐身于社会，或者说，公司已然成功地装扮成社会本身，他们所构造起的全球治理装置没有外部。压迫和剥削隐于我们自身，消融入我们身处其中并且乐在其中的日常生活，迫使我们必须与我们自己的情感与欲望机制做斗争。

第二种力量，是知识界生产出的智性反思的力量，那些汗牛充栋的批判性思想和社会理论，尤其是1968年前后，从“文革”和越战这两个亚洲事件所激发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中孕生出的批判性左翼，包括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左翼话语、知识和运动。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五十年前，两个亚洲事件——文革和越战——撬动了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想象，启动了1968年以来的文化、思想和政治进程。但是其冲击在西方语境中发展出的，却是一系列新社会运动的“修修补补”。1968年西方那些关于解放的宣称，经由新社会运动，竟然跟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相安无事。在这个意义上，柏林世界文化宫、伦敦Iniva（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等机构所宣称和实践的多元文化主义恰恰是第三世界失败的表征。此处有许多问题需要追问：为什么19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要左派却不要社会主义？为什么当年宣称的社会革命变成了各种NGO式的社会工作？为什么社会运动绕过了最重要的社会政体变革，转而给现行体制“打补丁”？为什么冷战之后，1968所生产出的斗争性的社会意识如此轻易地兼容于资本主义的景观治理？半个世纪的社会运动究竟是壮大了人民主体还是壮大了主权体制？

近年来，基于西方激进哲学的知识左翼的危机已经逐渐显露出来，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纽约，在台湾还是在香港，知识左翼在日益复杂的现实政治中日益失语或者失据，在最新的一轮形左实右的社会运动中，他们被轻易地收编，又被无情地抛弃。简言之，知识左翼在现实政治中是没有用的，因为帝国同时是左中右。

那么，什么是“第三种力量”呢？

在国家体制的政治操作，以及学术界、知识界的观念操作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正是我所说的“第三种力量”得以生长的土壤；因为它的复杂，也因为它的平凡，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中还远未现身。就目前来说，现身的还只是民众的身体。

21世纪初各地民众的“占领”运动与1968的运动全然不同，1968是文化的社会运动，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而新世纪出现的“占领”运动的主体，是被社会排斥的人群，是无名的多数，是被全球网络牺牲的众人。他们没有组织，因为没有计划，他们忍无可忍，却不知道去向何方。生活已经是“温水煮青蛙”，他们不得不爆发，他们只能为爆发而爆发。这就是新世纪以来四处“占领”的人群，不同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人运动或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他们预先被原子化了，他们甚至称不上集体，他们走上街头，聚集到广场，只是为了一种展示，哪怕这种展示产生了明确的政治／社会后果，如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或者“颜色革命”（称之为“革命”只是显示出我们语言的贫乏！）都只是一种非意图的副产品。集结的意义就是集结和展示本身，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我存在。

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去召唤出这“第三种力量”，甚至还无法恰当地描述这种力量。要想激发出这种力量，须得像白乐晴先生多年来坚持的那样，把“第三世界”当作一个动词。这作为动词的“第三世界”，恰可以称为“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白先生指出：我们讨论“第三世界”，并不是要把世界一分为三，相反，是要把分离成各个阵营、不同层级的世界，在民众生活的意义上重新统合为一。为此，我们就必须暂时搁置既有的话语和知识，扎根各个世界（无论第一还是第三）的民众生活和现实经验，从不同区域的民众生活、现实感觉以及社会意识的连结中，去发掘出一种新的知行合一的力量——第三种力量。

“万隆会议”之后六十年的“再出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打通1950年代以来形成的多种“体制”，接续起那些被错过的未完成的历史，这“第三种力量”的潜在历史。通过这“打通”和“接续”，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这股自上个世纪遗传下来的历史势能，这无名的诸众在场的力量，这被错过的、未实现的历史主体的力量。要真正理解这种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去“打通”和“接续”，从十月革命到万隆，从文革到花朵革命，从1968直到今天，在这百年来的生活史、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进程中，为复杂、矛盾而多变的20世纪补写一份宣言！

 

二

记得在2012年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上，周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的讲演标题是“帝国主义存活无恙，但依然在进化中”。我很认同这个标题所传达的信息。经过漫长的20世纪的演进，资本主义已历经几次迭代，呈现出新的升级版本和运作形态，简单地说就是——从剥削发展到剥夺，从压迫变成替换，从占有转为支配。

资本主义所代表的不止是意识形态－治理技术，而且还是生活方式－知识方式；从软体到硬体，从coding（编码）到governing（治理），它宰制着不同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渗透入社会肌体和生命政治，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梦想方式、欲望建制和情感结构。在最近的三十年中，资本经由生产关系对人之劳动价值的“剥削”，已经转化为生命政治层面上对人之能动性的“剥夺”。技术全球化加上跨国资本构造起全球性的占有和支配，我们每个人的现实处境都是“全球监禁，在地流放”。这种情况下，所谓“解放”不再是从禁锢与宰制中挣脱出来，也不再是惯常的反压迫和反控制。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个自由的外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资本的“空间再生产”、熊比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说的“创造性破坏”，已然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这种新形式的统治中，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完美合一，帝国主义与帝国同时并存。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争夺的不再是占有权，而是支配权。生命政治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压迫，而是替换。从压迫到替换，就是用假肢替换并废除你的器官——不是我们缺失才做了假肢，相反正是这预先生产的假肢把我们变成残废。我强烈地感觉到——当代艺术、民间艺术、各种学科化知识以及大学建制本身，恰恰是我们当代人政治、伦理、感性的假肢。

全球资本主义的创新统治不再需要通过压迫和榨取，因为主宰者已然隐身，再也找不到可以反抗的敌人。在这新统治中，起作用的是消费主义政治的替换的逻辑：你要社会革命，就给你替换为社会运动；你要社会主义，就给你替换为知识左派；你要的生活发展的自由，被替换为自由市场的自由；你要媒体自由，却得到自媒体；你召唤民众的集结与现身，获得的只是社交媒体的朋友圈；你本来应该是文化的生产者，却很自然地变成了消费者；你想成为战士，却只是成为了演员……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与艺术界如何联手克服这一新统治的剥夺和替换？我并不相信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说的——彻底地无产者化可能产生解放的潜能。我们必须学会真正去面对无数人的现实经验、情感与命运。我们无一例外，都是些被日常生活的生产和消费耗尽并替换的身体，被琐碎的日常生活磨平、击败了的个人。我们得在自己身上重新发掘出感情与智性，发掘出感受－理解－行动的能量，继而重新找回自我表达和自我改变的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促使我们去发明一种新的历史－技术哲学，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和新的生命政治，去发展出一种贯穿群我、打通身心的新的知行之学。

人类进入21世纪已经十六年了。从“9·11”，到全面“反恐”，从次贷危机到占领华尔街，从“太阳花”和“雨伞”等各种或左或右的“占领”，到所谓“阿拉伯之春”，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愤怒者”到“黑夜站立”，从欧洲移民潮到英国脱欧，从斯诺登事件到特朗普当选……通过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我强烈地意识到——21世纪已经逐步奠基，新世纪的“意境”已经初露端倪，然而我们对此意境却还没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媒介更新了，社会治理与社会运动的方式改变了，民众集结的方式改变了，散布和接受信息的端口改变了，民主、民粹甚至政治本身的意义改变了。

改变已经发生，改变的力量已经浮现，可是，我们准备好了吗？

以上这些，是我最近常常想到的，我期待着通过诸位朋友们的思考和论辩，更重要的是通过未来的长期合作，可以去思考这些改变，尝试着去理解这个正在自我奠基中的世纪。出于以上这些思考，我们为这个研究院增加了一个很矛盾的体制外命名——Another World Project: Bandung School——“万隆”的现实性（或者相反）和“异世界”的非现实性（或者相反）所构成的张力是其中关键所在。

作为艺术工作者，我更期待着我们可以联动思想界、艺术界的多方力量，在“讯息－景观－资本”的多重现实中为我们的感受力拓展出一片新的田野，为我们的创造力开辟出一个新的战略空间。在这片新的田野和空间中，让“第三世界”在当下的新现实中重新奠基，让“万隆精神”得以重新发明，并生长出“异世界”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