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共同面对那段来自1985年的老影像。那些来自往昔岁月的平凡日常的记录,它不是对某一重大事件的报道,而是逝去的风景,找寻回来的时间。它是曾经存在过的世界,如同一艘搁浅在1985年的小船。而现在,它似乎是一个封闭而独立的世界、时间的琥珀、历史的原质。那略显粗粝的、灰白色的世界,它始终粘连在1985,那是我们的镜中时光,倒映在这一眼时间的古井之中。当我们探向大地的深处,那里倒映出一片星空,依稀可辨的,是我们往日的面容。

 

作为中国最早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自1928年创立迄今,中国美术学院已走过了整整八十五个春秋。八十五年来,学院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与中国艺术的探索相携相随。中国美院的历史与中国艺术与社会的历史始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在林风眠先生为首的第一代学院艺术家集群的努力下,中国美院在建校之初就确立了她的理想和风骨:文化会通的视野、艺理兼重的精神,诗性沉思的气质、艺术启蒙的使命。八十五年来,时代变革、风雨沧桑,学院历代艺术家和历届学子们始终坚守着这一独特的精神遗产。值此建院八十五周年校庆之际,我们深入挖掘美院深厚的艺术传统、系统梳理多元互动的学术格局,从丰富、生动的校史脉络中汲取资源,建构前沿性的思想史视野和艺术史观,在新的时代境遇中坚守与弘扬这一独特的理想和风骨。

本次校庆主题展以“八五·85”为题,聚焦1985这一年,对这一年美院的众多人物和事件进行历史考古,以1985这个时间切片作为八十五年历史的载体,将美院八十五年的历史投射在这个时间切片之上加以展现。我们在校史学术脉络中选择了八十五位校友作为个案,重访他们的1985,以作品、文献、访谈、短片等多种表现形式,生动地呈现几代人在1985这一时间节点中的历史经验和艺术实践。

在通行的艺术史叙述中,1985这个年份与“’85新潮美术运动”紧密相连,而当时的浙江美院恰是这场新潮运动的重要策源地。1985在艺术史论述中被分配给了新潮美术。然而,在现实的历史情境中,1985却并不止是新潮美术的八五。1985对学院意味着什么?在美院人的记忆中,1985年发生了太多影响深远的事件:赵无极绘画讲习班、万曼壁挂运动、“八五新空间”的展览……同样,对美院人来说,那一年也有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毕业展的论争与激辩、中青年创作组的深耕与探索、中国画教学研讨会的系统建构,以及当代水墨画的激进实验。在1985这个历史“切片”上,无数相异的个体在各自的历史线索中探索实践着,而在当前的艺术史写作中,他们往往被分割、遣送到一部线性历史的不同单元之中:林风眠只在三四十年代现身,方增先、李震坚、全山石被分配到五六十年代,而众多艺术家却在现行的艺术史叙述中找不到任何位置。

艺术不止是艺术史中记载的东西,更重要的,艺术是一种生命历程。1985对每个个体意味着什么?这些隶属于不同世代的个体,都在1985这幅历史画卷中真实在场。1985年,林风眠在香港进入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创作高峰,陆俨少出版《山水画课徒稿》,吴冠中提出中国油画家的“泾县起义”,方增先开始担任上海美术馆馆长,初任院长的肖峰正在为美院的建设运筹帷幄,全山石正在酝酿着绘画的再次“变法”,范景中在艰苦地翻译西方艺术史名著,潘公凯发表〈中西方传统绘画的差异〉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互补并存、两端深入”的学术思想……除谷文达、王广义、张培力、吴山专、耿建翌这些“新潮美术”的旗手之外,1985同样是林风眠、吴大羽、艾青、沙孟海、郑圣天、赵延年、金一德、许江、范景中等几代美院人艺术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在这次“八五·85”展中,1985是八十五年的共同故事,汇聚着无数个人的历史,这些历史的主体,他们或承接传统、活化转换,或直面当代、挑战实验,或扎根本土、坚守抵抗。艺术史的不同线索在这里平行或者异轨,循着每一条轨道,都发展出一番动人的风景和故事。1985年,被线性历史抛掷入不同历史单元的艺术家们同时在场,向我们展现中国艺术现代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点式迸发。

在展览中,我们试图打破中国“当代艺术”的通行历史论述,尝试着从20世纪的百年语境中,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叙述模式进行长时段的反思。历史没有终点线。我们都“在当代之中”。“在当代之中”,是不同世代当下性地同时在场,是历史与主体的重新连接、重新叙事。让我们从历史的汪洋中打捞起古今中外所有的意义碎片,那些在今天依然起作用的情感与智识,构建一种扎根历史脉络、面向当下现实、具有主体意识的新的“当代”视野。

通过中国美院八十五年的85故事,我们要追问的是: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众多的85故事之间的差异和彼此的疏离?如何看待个人的小历史与大历史、生命经验和历史知识之间的矛盾和错位?在艺术史的长河中,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史具有怎样的意义?如何使被摆置在线性史学单元中的艺术家个体获得解放?

 

在“八五·85”的展厅中,有一段略显粗粝的、灰白色的老影像。那是来自1985年的消息。看着屏幕上那熟悉的环境、那些熟悉的忙忙碌碌的身影,他们都还活着,都还那样年轻,似乎被时间挽留在了许多年前的那些时刻。此刻,那影像中的世界,封闭在屏幕之后的世界,它距离我们如此切近,又如此遥远。1985,耿建翌说,就像上辈子的事。

历史何以成为可经验的?时间恒转如流,时间中的存在何以被我们记忆?

在普鲁斯特看来,记忆就是影像,在记忆中,现实因为疏远于当下而成为可把握的真实的场所。在他那里,现实位于已经过去的远方,影像却表明了接近现实的当下之路。当物体在影像中消失之前,它铭刻下镜头前的那个时刻,这是现实消失、影像得以存在的时刻。在那一时刻和现在(我们注视着影像)之间,是一个小小的时差,当初和此刻的两次凝视将一段时光封闭起来,这是影像内在于自身的历史。

任何发明都将人的历史一分为二。影像同样如此。在摄影术出现之前,人对过去的记忆是一系列印象,平时它潜伏在意识深处,等待着追忆将它从黑暗中唤醒,如同被闪电照映出的黯夜屋宇。那时,通过写作,记忆可以固定、成型,伟大史家的生花妙笔可以使那灰飞烟灭的人间往事重新现形成像。那时,图像之于历史是传奇般的呈现,瞬间的视觉经验尚未完全确立,“光之书写”只是在个体内心鬼魅般成像。而在今天,现实被建构为一个巨大的屏幕,我们的身边世界如同一部冗长、沉闷、琐碎、不着边际、始终未完成的老电影,我们的身体则是一部不断摄录-播映的机械。于是,影像成为历史最直观的显现,成为事件的证据和历史这场赌局的抵押物。影像之于历史学家,如同深埋地下的岩石之于地质学家。地质学者通过岩石中固结的结构,确凿地推断出地球漫长的历史,这些岩石就是静止的时间与地壳运动的证据。一段纪录过去的老影像,成为历史学的符号化身和欲望客体——历史学家似乎总在寻找那段隐秘的过去之影像。这绝不是说历史学家像警察那样企图依赖影像作为某种事实的证据,而是说,历史学越来越把历史把握为一段老影像、一幅整一性的历史景观。甚或,在人们对历史的对象化的占有欲中,那段可能的自动播放的影像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的替代物,真实之魅影。

然而,究其实质,这段老影像却并非历史的可信证物,它只是一种历史学的安慰剂。那在普鲁斯特处被莫名召唤回来的记忆和逝去的时光,凝成了一段影像,如同确凿无疑的证物,我们的记忆却由此被阻隔在这冰冷凝固的证物之后。这正如罗兰·巴特对照片的提醒:“在照片里,时间被堵塞住了。[……]照片从来就不是一种记忆,而且它阻断记忆,很快就变成有碍记忆的东西。”

那么,历史何以成为可经验的?若历史只存在于公共媒体与史学家的字里行间,那我们记忆中的、我们生命中的又是什么?在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涉及私人历史与公共历史的关系。在一次题为“历史在何时?”(When Is the History?)的讲演中,艺术史家柯律格(Craig Clunas)说道:个体经验的历史是切身的游历,是散漫的、局部的、具体的,而公共历史则正如一张包罗万象的地图,无数次个体的旅行不过是地图上不同路径的选择性实现。对于1985年的这85位个体,私人历史之于公共历史,正如一次旅行之于一张地图。作为一次性发生的历史来说,这85位个体的旅行总是先于“八五”这张地图的。而这张作为公共历史的地图恰恰是非历史的,它只是提供了位置,却无法设定行程。地图是一套与现实平行的标识系统,而不是具体事物的归纳或抽象。那么,那段历史学老影像中的公共历史,就不过是一个没有讲述者的故事。

真正的历史在何时发生?在存在学的意义上,历史本身就是发生(Geschichte,Ereignis),是变迁,是沧海桑田。它在变化中发生,也只存在于变化之时刻。而这一切发生与变迁都要由白驹过隙的个体生命来丈量。历史何以成为可经验的?这个问题已把历史预先设定为等待着我们去经验的现成对象,那段潜在的老影像。然而,历史或许从来首先就是“向来我属”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那是经过个人的存在测度过的小小的历史。而所谓公共历史,则是一种不可经验的意识形态虚构,真实存在的,只是那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是曾经的社会仪式——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的集合体——的现场。人们讨论历史并不仅仅为了记忆申述,而是要建构一种社会符号的考古学。我们都是社会记忆的收藏者,然而此社会记忆却不是为了重构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可经验的历史、作为经验的历史——是那“经过个人存在测量的小小历史”的众声喧哗的节日。

从这可经验的小小的历史出发,1985,就不是线性历史中的一瞬,甚至不是时间之流的一个横切面。因为时间与我们的存在是不可分的,它只是“人生在世”的一个生存论环节。就像博尔赫斯所说:“时间就是构成我的东西。时间就是裹挟我向前的河流,不过我就是那条河;时间是扭伤我的老虎,不过我就是那只老虎;时间就是燃烧我的火焰,不过我就是那场火焰。”

这些年,我的思绪时常被一个“景象”所牵引:脱开线性叙事的幻相,历史乃是一片汪洋,所谓“当代”只不过是海面。海面只是我们看上去的那层“表面”幻相,实则与大海同体无间。这一片汪洋,起伏不定,动荡纵横,在我们身体内外穿梭往复。它不但“无界”,而且“有情”。在历史学家所欲把握的潜在图像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张有标题的照片的局部。而在“八五·85”中,整一的历史图像——那张“有标题的照片”,崩解为八十五位个人的故事。它所触及的,却不是历史的碎片,而是平行、交错却各自完整的生命历程。历史不止是持续发生、变易着的一连串事件之集合,而且是从我们身上开始倒叙的话语构造,是一种不断自我回溯和自我解释的行动。个人从历史图像中的出离,并不是躲入个体生命史的秘密花园里寻求解脱,而是历史可能性与个体能动性的激活,它牵动的是生命政治旷日持久的斗争。

“八五·85”讲述的是1985年,一所学院、八十五个人的历史。在历史学所叙述的大事件中,我们都是一张有标题的照片的局部。事件本身越强大,每个局部碎片所被分配的意义就越微小。然而,事件并不是构成历史故事的情节或主题。“事件”之为“事件”,首先在于它的上下文还没有闭合,它始终承载着历史的势能。

如果“八五”是一个“事件”,那么它还尚未终结。它不是必将烟消云散的坚硬的历史事实,所以不是一段“被追补的历史”。它不是一去不返的逝去的风景,所以没有怀旧与乡愁。“八五”是延伸到我们脚下的那条路,是由我们生命中的时刻、意志和行动构造出的集体事件,是与我们自身命运再也分割不开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吴山专说:“我一直在1985。”

据说,我们都是一张有标题的照片的局部。在历史学的景观中,成为琐碎的、不完整的局部,似乎已是现代人的命运。然而,不正是那张“有标题的照片”把我们变成了它的局部?

无论是对1985这个年头,还是对八十五年中的85位个体,“八五·85”所要打捞出的,并不是从那些“局部”出发的历史;它所要建造的,也不只是1985年这个时间点上,无数个体漫游其间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它所指向的,是要在对历史关系和事件的再造中建构出更多的意义、更激烈的现实和更强大的主体,是事件中不同历史线索的交错与鸣响,是历史的交响中人的现身与解放。

时间的遗产没有任何遗言。时间恒转如流,历史变动不居。唯有从那张“有标题的照片”中解放出来,才能摆脱“局部”之命运,成为历史的主体;只有成为历史主体,进入一种尚未被定义的“无题”状态,才能在“无题”中发掘我们的内在之可能,从命运中赢得我们每个人与所有人的未来。

在所谓“后历史”时代,历史任务还在,人却消失了。“八五·85”期待着历史叙述中消失的人们重新现身;“八五·85”,愿成为众人的节日。

 

2013年8月20日

于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

让我们共同面对那段来自1985年的老影像。那些来自往昔岁月的平凡日常的记录,它不是对某一重大事件的报道,而是逝去的风景,找寻回来的时间。它是曾经存在过的世界,如同一艘搁浅在1985年的小船。而现在,它似乎是一个封闭而独立的世界、时间的琥珀、历史的原质。那略显粗粝的、灰白色的世界,它始终粘连在1985,那是我们的镜中时光,倒映在这一眼时间的古井之中。当我们探向大地的深处,那里倒映出一片星空,依稀可辨的,是我们往日的面容。

 

作为中国最早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自1928年创立迄今,中国美术学院已走过了整整八十五个春秋。八十五年来,学院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与中国艺术的探索相携相随。中国美院的历史与中国艺术与社会的历史始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在林风眠先生为首的第一代学院艺术家集群的努力下,中国美院在建校之初就确立了她的理想和风骨:文化会通的视野、艺理兼重的精神,诗性沉思的气质、艺术启蒙的使命。八十五年来,时代变革、风雨沧桑,学院历代艺术家和历届学子们始终坚守着这一独特的精神遗产。值此建院八十五周年校庆之际,我们深入挖掘美院深厚的艺术传统、系统梳理多元互动的学术格局,从丰富、生动的校史脉络中汲取资源,建构前沿性的思想史视野和艺术史观,在新的时代境遇中坚守与弘扬这一独特的理想和风骨。

本次校庆主题展以“八五·85”为题,聚焦1985这一年,对这一年美院的众多人物和事件进行历史考古,以1985这个时间切片作为八十五年历史的载体,将美院八十五年的历史投射在这个时间切片之上加以展现。我们在校史学术脉络中选择了八十五位校友作为个案,重访他们的1985,以作品、文献、访谈、短片等多种表现形式,生动地呈现几代人在1985这一时间节点中的历史经验和艺术实践。

在通行的艺术史叙述中,1985这个年份与“’85新潮美术运动”紧密相连,而当时的浙江美院恰是这场新潮运动的重要策源地。1985在艺术史论述中被分配给了新潮美术。然而,在现实的历史情境中,1985却并不止是新潮美术的八五。1985对学院意味着什么?在美院人的记忆中,1985年发生了太多影响深远的事件:赵无极绘画讲习班、万曼壁挂运动、“八五新空间”的展览……同样,对美院人来说,那一年也有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毕业展的论争与激辩、中青年创作组的深耕与探索、中国画教学研讨会的系统建构,以及当代水墨画的激进实验。在1985这个历史“切片”上,无数相异的个体在各自的历史线索中探索实践着,而在当前的艺术史写作中,他们往往被分割、遣送到一部线性历史的不同单元之中:林风眠只在三四十年代现身,方增先、李震坚、全山石被分配到五六十年代,而众多艺术家却在现行的艺术史叙述中找不到任何位置。

艺术不止是艺术史中记载的东西,更重要的,艺术是一种生命历程。1985对每个个体意味着什么?这些隶属于不同世代的个体,都在1985这幅历史画卷中真实在场。1985年,林风眠在香港进入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创作高峰,陆俨少出版《山水画课徒稿》,吴冠中提出中国油画家的“泾县起义”,方增先开始担任上海美术馆馆长,初任院长的肖峰正在为美院的建设运筹帷幄,全山石正在酝酿着绘画的再次“变法”,范景中在艰苦地翻译西方艺术史名著,潘公凯发表〈中西方传统绘画的差异〉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互补并存、两端深入”的学术思想……除谷文达、王广义、张培力、吴山专、耿建翌这些“新潮美术”的旗手之外,1985同样是林风眠、吴大羽、艾青、沙孟海、郑圣天、赵延年、金一德、许江、范景中等几代美院人艺术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在这次“八五·85”展中,1985是八十五年的共同故事,汇聚着无数个人的历史,这些历史的主体,他们或承接传统、活化转换,或直面当代、挑战实验,或扎根本土、坚守抵抗。艺术史的不同线索在这里平行或者异轨,循着每一条轨道,都发展出一番动人的风景和故事。1985年,被线性历史抛掷入不同历史单元的艺术家们同时在场,向我们展现中国艺术现代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点式迸发。

在展览中,我们试图打破中国“当代艺术”的通行历史论述,尝试着从20世纪的百年语境中,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叙述模式进行长时段的反思。历史没有终点线。我们都“在当代之中”。“在当代之中”,是不同世代当下性地同时在场,是历史与主体的重新连接、重新叙事。让我们从历史的汪洋中打捞起古今中外所有的意义碎片,那些在今天依然起作用的情感与智识,构建一种扎根历史脉络、面向当下现实、具有主体意识的新的“当代”视野。

通过中国美院八十五年的85故事,我们要追问的是: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众多的85故事之间的差异和彼此的疏离?如何看待个人的小历史与大历史、生命经验和历史知识之间的矛盾和错位?在艺术史的长河中,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史具有怎样的意义?如何使被摆置在线性史学单元中的艺术家个体获得解放?

 

在“八五·85”的展厅中,有一段略显粗粝的、灰白色的老影像。那是来自1985年的消息。看着屏幕上那熟悉的环境、那些熟悉的忙忙碌碌的身影,他们都还活着,都还那样年轻,似乎被时间挽留在了许多年前的那些时刻。此刻,那影像中的世界,封闭在屏幕之后的世界,它距离我们如此切近,又如此遥远。1985,耿建翌说,就像上辈子的事。

历史何以成为可经验的?时间恒转如流,时间中的存在何以被我们记忆?

在普鲁斯特看来,记忆就是影像,在记忆中,现实因为疏远于当下而成为可把握的真实的场所。在他那里,现实位于已经过去的远方,影像却表明了接近现实的当下之路。当物体在影像中消失之前,它铭刻下镜头前的那个时刻,这是现实消失、影像得以存在的时刻。在那一时刻和现在(我们注视着影像)之间,是一个小小的时差,当初和此刻的两次凝视将一段时光封闭起来,这是影像内在于自身的历史。

任何发明都将人的历史一分为二。影像同样如此。在摄影术出现之前,人对过去的记忆是一系列印象,平时它潜伏在意识深处,等待着追忆将它从黑暗中唤醒,如同被闪电照映出的黯夜屋宇。那时,通过写作,记忆可以固定、成型,伟大史家的生花妙笔可以使那灰飞烟灭的人间往事重新现形成像。那时,图像之于历史是传奇般的呈现,瞬间的视觉经验尚未完全确立,“光之书写”只是在个体内心鬼魅般成像。而在今天,现实被建构为一个巨大的屏幕,我们的身边世界如同一部冗长、沉闷、琐碎、不着边际、始终未完成的老电影,我们的身体则是一部不断摄录-播映的机械。于是,影像成为历史最直观的显现,成为事件的证据和历史这场赌局的抵押物。影像之于历史学家,如同深埋地下的岩石之于地质学家。地质学者通过岩石中固结的结构,确凿地推断出地球漫长的历史,这些岩石就是静止的时间与地壳运动的证据。一段纪录过去的老影像,成为历史学的符号化身和欲望客体——历史学家似乎总在寻找那段隐秘的过去之影像。这绝不是说历史学家像警察那样企图依赖影像作为某种事实的证据,而是说,历史学越来越把历史把握为一段老影像、一幅整一性的历史景观。甚或,在人们对历史的对象化的占有欲中,那段可能的自动播放的影像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的替代物,真实之魅影。

然而,究其实质,这段老影像却并非历史的可信证物,它只是一种历史学的安慰剂。那在普鲁斯特处被莫名召唤回来的记忆和逝去的时光,凝成了一段影像,如同确凿无疑的证物,我们的记忆却由此被阻隔在这冰冷凝固的证物之后。这正如罗兰·巴特对照片的提醒:“在照片里,时间被堵塞住了。[……]照片从来就不是一种记忆,而且它阻断记忆,很快就变成有碍记忆的东西。”

那么,历史何以成为可经验的?若历史只存在于公共媒体与史学家的字里行间,那我们记忆中的、我们生命中的又是什么?在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涉及私人历史与公共历史的关系。在一次题为“历史在何时?”(When Is the History?)的讲演中,艺术史家柯律格(Craig Clunas)说道:个体经验的历史是切身的游历,是散漫的、局部的、具体的,而公共历史则正如一张包罗万象的地图,无数次个体的旅行不过是地图上不同路径的选择性实现。对于1985年的这85位个体,私人历史之于公共历史,正如一次旅行之于一张地图。作为一次性发生的历史来说,这85位个体的旅行总是先于“八五”这张地图的。而这张作为公共历史的地图恰恰是非历史的,它只是提供了位置,却无法设定行程。地图是一套与现实平行的标识系统,而不是具体事物的归纳或抽象。那么,那段历史学老影像中的公共历史,就不过是一个没有讲述者的故事。

真正的历史在何时发生?在存在学的意义上,历史本身就是发生(Geschichte,Ereignis),是变迁,是沧海桑田。它在变化中发生,也只存在于变化之时刻。而这一切发生与变迁都要由白驹过隙的个体生命来丈量。历史何以成为可经验的?这个问题已把历史预先设定为等待着我们去经验的现成对象,那段潜在的老影像。然而,历史或许从来首先就是“向来我属”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那是经过个人的存在测度过的小小的历史。而所谓公共历史,则是一种不可经验的意识形态虚构,真实存在的,只是那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是曾经的社会仪式——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的集合体——的现场。人们讨论历史并不仅仅为了记忆申述,而是要建构一种社会符号的考古学。我们都是社会记忆的收藏者,然而此社会记忆却不是为了重构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可经验的历史、作为经验的历史——是那“经过个人存在测量的小小历史”的众声喧哗的节日。

从这可经验的小小的历史出发,1985,就不是线性历史中的一瞬,甚至不是时间之流的一个横切面。因为时间与我们的存在是不可分的,它只是“人生在世”的一个生存论环节。就像博尔赫斯所说:“时间就是构成我的东西。时间就是裹挟我向前的河流,不过我就是那条河;时间是扭伤我的老虎,不过我就是那只老虎;时间就是燃烧我的火焰,不过我就是那场火焰。”

这些年,我的思绪时常被一个“景象”所牵引:脱开线性叙事的幻相,历史乃是一片汪洋,所谓“当代”只不过是海面。海面只是我们看上去的那层“表面”幻相,实则与大海同体无间。这一片汪洋,起伏不定,动荡纵横,在我们身体内外穿梭往复。它不但“无界”,而且“有情”。在历史学家所欲把握的潜在图像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张有标题的照片的局部。而在“八五·85”中,整一的历史图像——那张“有标题的照片”,崩解为八十五位个人的故事。它所触及的,却不是历史的碎片,而是平行、交错却各自完整的生命历程。历史不止是持续发生、变易着的一连串事件之集合,而且是从我们身上开始倒叙的话语构造,是一种不断自我回溯和自我解释的行动。个人从历史图像中的出离,并不是躲入个体生命史的秘密花园里寻求解脱,而是历史可能性与个体能动性的激活,它牵动的是生命政治旷日持久的斗争。

“八五·85”讲述的是1985年,一所学院、八十五个人的历史。在历史学所叙述的大事件中,我们都是一张有标题的照片的局部。事件本身越强大,每个局部碎片所被分配的意义就越微小。然而,事件并不是构成历史故事的情节或主题。“事件”之为“事件”,首先在于它的上下文还没有闭合,它始终承载着历史的势能。

如果“八五”是一个“事件”,那么它还尚未终结。它不是必将烟消云散的坚硬的历史事实,所以不是一段“被追补的历史”。它不是一去不返的逝去的风景,所以没有怀旧与乡愁。“八五”是延伸到我们脚下的那条路,是由我们生命中的时刻、意志和行动构造出的集体事件,是与我们自身命运再也分割不开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吴山专说:“我一直在1985。”

据说,我们都是一张有标题的照片的局部。在历史学的景观中,成为琐碎的、不完整的局部,似乎已是现代人的命运。然而,不正是那张“有标题的照片”把我们变成了它的局部?

无论是对1985这个年头,还是对八十五年中的85位个体,“八五·85”所要打捞出的,并不是从那些“局部”出发的历史;它所要建造的,也不只是1985年这个时间点上,无数个体漫游其间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它所指向的,是要在对历史关系和事件的再造中建构出更多的意义、更激烈的现实和更强大的主体,是事件中不同历史线索的交错与鸣响,是历史的交响中人的现身与解放。

时间的遗产没有任何遗言。时间恒转如流,历史变动不居。唯有从那张“有标题的照片”中解放出来,才能摆脱“局部”之命运,成为历史的主体;只有成为历史主体,进入一种尚未被定义的“无题”状态,才能在“无题”中发掘我们的内在之可能,从命运中赢得我们每个人与所有人的未来。

在所谓“后历史”时代,历史任务还在,人却消失了。“八五·85”期待着历史叙述中消失的人们重新现身;“八五·85”,愿成为众人的节日。

 

2013年8月20日

于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