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我是通过2008年广州三年展早些时候发的一份关于展览构架的文字材料中得到的，它放在展览整体框架的两个主题之中：“盛墟”与“桃花源记”。在临近展览的最后文稿中这些字眼消失了，使我有了重新阅读《桃花源记》原文的愿望。我的意思是说，《桃花源记》起因于衰世，衰世才会想起“桃花源”。借这一阅读我将绕过此届三年展的主要议题或题目，从原文出发。但“出发”的原意是“离开”，所谓的阅读原文的意义就在于离开原文。《桃花源记》原文并无分段落，去标点共321字。为叙述方便，将原文分为12个段落：

1.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晋太元”在公元376－396年之间，中期约在380年间，陶潜写此文约在421年，正处在晋末衰世。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南朝宋武帝，三年后换少帝刘义符，二年后又改文帝刘义隆。421年距他写故事发生的时间380年约四十一年。他四十一岁那年弃官归隐。“武陵”为今湖南常德，附近有桃源县，距离常德约50公里。“捕鱼为业”，渔人，普通职业，卑微之人。“缘溪行”顺路，没有特殊性。“忘路之远近”，渔人专心求鱼心切，故忘远近。“忘”，心的某些意识逃离。渔人的目的在于鱼，其他的事情则处在无意识之中。

2.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忽”和“忘”都是在心的把握之外。忽然出现一个明显标志，但遇于偶然性之中。第一次出现“桃”字，“桃花林”也许跟桃源县有关。“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处在衰世之中，他所经过的地方可能是荒草荒地，并无人烟和兽迹，也没有固定地方得鱼，作为公共财产的鱼也减少，故只是四处奔走并无目标。“桃花林”此时此地如此集中，盛世和衰世的差别，但还不是边界，只是一些前识先兆，只是衰世如此紧紧地临近着盛世。在原文中，其实“桃”字连同标题仅出现两次，但它如此触目，后世只要接触到“桃”、“桃花”、“桃花源”便知道另一世界的开始。如果我们想到1964年“桃园经验”也无意中用了“桃”字，以及它所带来的厄运，不得不和渔人一样惊异。渔人已经有了新的目标——“欲穷其林”。

3.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这一新目标对一个渔人来说并没有带来好处，桃花林结束了，到了水的源头，渔也终结了。“山”在这里另有所指，无论溪水、河水、江湖、大海，水在本质上是连在一起的。“山”也可以是大山，另一个大陆，或另一个洲，水把它们分割开来。“山”没有拒绝来者，也没有大开门户，只是“小口”和“仿佛若有光”。所以这一通道也许是直线形的，也许是略有弯曲，但不长，“数十步”。前面说到桃花林也不大，“夹岸数百步”，可用步量。我们知道现实中存在着不同的“丈量”，当我们在飞行的飞机中踱步丈量距离时，已经不同于在地面上踱步那种距离。古代称为“缩地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这里引用的是《神仙传》或《费长房传》。壶公“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之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而《桃花源记》中的“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很像壶公之壶，但仅此而已。费长房随壶公跃入壶中，“果不觉已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对从衰世过来的人（渔人），或是受衰世盛世再衰世再盛世，又重新落入衰世的世代焦虑来说，“豁然开朗”带来的不是魏晋时期盛行的“仙宫世界”，它带来一种“现代性”，一个现实的世界。

4.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描述放在历来“桃花源”的框架中，尽管历来对“天堂”的描述也无法摆脱地面现实的参照，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另一个地面现实的如实描述，“悉如外人”，“外人”一词是重要的，我们今天对“外国人”一词是直白明确的，我们知道所指的是什么，每一个第一次来欧美旅行的人（非欧美人），如果你愿意坦诚地说，当你从飞机上，在降落的时候，你的第一个俯视对象，难道不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当你着陆时，难道不是“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黄发垂髫”，按1696年康熙年间《古文观止》的注释：“黄发，老人发白转黄。髫，小儿垂发，并注明：纯然古风。”但“黄发”明摆着不是“金发”，汉人黑发老了转白，但无论如何不可能由白再转为金黄。“鸡犬相闻”可能来自《老子》八十章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段文字要么看作是“纯然古风”，要么被看作“蒙昧时期”的倒退，但在今日欧洲，难道不是“邻国相望”？“鸡犬相闻”如果是个和平景象，而不是“鸡飞狗跳”的兵荒年代，“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是不交往，而是互不干扰，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可以保持八九十年的相安——“民至老死”甚至更长。这是一个现实的现代性社会，我们是在讨论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提出的“普遍同质的国家”的观念，或是讨论日裔美国哲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后历史世界”。

5.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

一开始渔人遇到桃花林“甚异之”，现在，“桃花源”中人“见渔人，乃大惊”，虽然在同一世界中，但生活在后历史世界与历史世界的人，仍然有很大差别。无论如何，“桃花林”、“林近水源”、“山有口”、“豁然开朗”，诸多信息和循进过程已经给历史世界的人（渔人）诸多准备。但“渔人”一旦主动出现在后历史世界，不管他是合法的“小口”进入，还是从其他旁门左道非法进入，“乃大惊”，惊异产生好奇，在今天一个外国人碰到另一个外国人，难道第一句不就是问其原籍“问所从来”。“便要还家”，“要”和“邀”音意类同，邀请到家，“设酒杀鸡作食”和“皆出酒食”，从一个空中观看到着陆后的初步印象，进而个体与“外人”接触。从一个宏观的管理完善合理、经济活动丰富的社会到普通人家，随手拿出酒、鸡招待客人，这对于一个从衰世或历史世界中过来的人是富足的，富足且好客。

6.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绝境”的传统解释是指和社会现实隔绝，在这里，“绝境”是否可以解释为“历史的终结”。“不复出焉”是否在讨论历史终结之后可能又重新开始，只是他们选择“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一部分历史已经终结，其他部分尚在延续，但无意识地朝着终结发展，“外人”尚在，两部分历史在很长时间内将同时存在。如果全部的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便无“外人”可言。

7.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尽管后历史世界也是从历史世界中发展而来，“自云先世避秦时乱……”，或是如黑格尔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看到历史的终结。对后历史世界的人“问今是何世”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构成以往或现在仍然存在的历史世界中，无论是揭竿而起，或是改朝换代的少数英雄、多数贫困的历史，对那些所谓民族、国家而革命、而战斗、而生而死的历史经验已感到厌倦，只剩下酒食后的“叹惋”。在讨论“普遍同质的国家”或是“后历史世界”中，我们不得不同时讨论尼采的“末人”。按尼采的说法，“末人”“不再富裕或者贫穷——不再统治和被统治——大家都是平等——有自己的小快乐——他们珍爱健康”，而且在他未完成的遗稿中，有如下笔录：“末人：一种类型的中国人。”“桃花源”中的“秦人”并未处在盛衰循环之中。所以“秦人”与“普遍同质的国家”、“后历史世界”、“末人”都是相似的，最重要的相似是他们都已经达到自身的终点。

8. 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是什么原因促使渔人想回去，是盛情的款待和关心？渔人处在“桃花源”之内和之外的界线上犹豫和矛盾之中，当历史该终结之时，仍然想着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就颠倒了。此中人对渔人也是矛盾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意思是“你肯定会跟外人说”或是“你应该跟外人说”，因为口是存在的，消息必被外传。而且，后历史世界必然要影响历史世界。渔人希望一脚踏进后历史世界，一脚留在历史世界，后来证明是行不通的。全文出现了三次不同含义的“外人”：“悉如外人”——和渔人同族相对的外人，理想中的人是外人；“遂与外人间隔”——桃花源先于别人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使自己成为外人的外人；“不足为外人道也”——把渔人当作自己人，因为后世界的人的使命就是包容所有历史世界的人，渔人就被迫处在双重的外人之中。到此为止，“桃花源”的信息中断了。

9.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

渔人想必是从同样一条路出去，因为他找到他丢下的船，“桃花源”留有唯一的口，出口和入口是同一个口，就像“普遍同质的国家”或“历史的终结”尚留有缺口一样。渔人为什么不留在“桃花源”，他身处在晋末衰世难道不指望有一个盛世的到来？他不知道所有这些世代改换的历史只是无意识地要达到这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普遍同质的国家，他已先于他人到达，他是无意识的，无意识就是那个“小口”。渔人决意离去是否也无意中煽动了对“普遍同质的国家”的不满，尽管他面对的是一个普遍满意的场面，他也不清楚“不满”是个使命，他只是清楚地意识到应该把这条路仔细记下来，因为返回也是一种“豁然开朗”。

10.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陶潜写如何去“桃花源”写得很仔细，因为是无意识，如何来回却写得很简约。渔人自从发现了末人，便带有末人的痕迹，他把大地变小，并带着他的好消息：“我们发现了满意。”“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所有统治权力和大小政治官僚的象征。“说如此”，但我们仍然不清楚渔人说了些什么，他发现了什么，是发现了现代的西方社会，还是发现了仍然活到现在的“秦人”，是发现了“普遍同质的国家”，还是发现了终结历史的“末人”？总之这些意向都是混杂在一起的，有些部分是互相重叠，有些部分是相互矛盾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渔人没有想到要充当非法的革命者，尽管他已回到革命的语境之中，而是“及郡下，诣太守”，以求获得正统。渔人还是像奴隶一样卑微，太守还是像主人一样傲慢，正式这种模式的保存，使通往这一可能世界或另一现实世界的路自动关闭。

11.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在晋书“隐逸”类有《刘驎子传》记载：“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志存遯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后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上述两种经历类同，尤其是作为向导的“伐弓人”和“渔人”却是无名的卑微者。但陶潜作了三个地方改动，他同刘驎之的字，而不是他的名。刘驎之是为了寻“仙灵方药”，像魏晋时代大多数隐士。而《桃花源记》中刘子骥是为了寻找“另一社会”。《晋书》中说刘驎之“卒以寿终”，陶潜把他改为“未果，寻病终”。“寻”，不久，也有“寻找”的含义，他病终成了那段“寻找”的直接后果，增加了那些急于想寻找另一个“终极”或“满意”的解决方案的人的危险性。陶潜四十一岁才离官归隐，刘子骥士大夫出身，“官”和“隐”有着内在关系，官是隐现，隐是官匿。

12. 后遂无问津者。

不但是有意识去问的人没有了，而且是无意识的门已被关掉。因为问总是在门里。陶潜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开了这扇门又自己关上，留下的只是一个空洞“类型”——“隐逸”。从晋末到1648年明末，一千多年的历史“隐逸”就这样被固定下来，直至《清史稿》才改为“遗逸”，并专门来指明末后未能顺应改朝换代的遗老遗少。在一个持续盛衰循环的历史世界中，“隐逸”还是被或明或暗地“鼓励”，尽管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是在“花园”或“田园”或“桃花源”下的秘密。

 

2008年8月8日

《桃花源记》我是通过2008年广州三年展早些时候发的一份关于展览构架的文字材料中得到的，它放在展览整体框架的两个主题之中：“盛墟”与“桃花源记”。在临近展览的最后文稿中这些字眼消失了，使我有了重新阅读《桃花源记》原文的愿望。我的意思是说，《桃花源记》起因于衰世，衰世才会想起“桃花源”。借这一阅读我将绕过此届三年展的主要议题或题目，从原文出发。但“出发”的原意是“离开”，所谓的阅读原文的意义就在于离开原文。《桃花源记》原文并无分段落，去标点共321字。为叙述方便，将原文分为12个段落：

1.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晋太元”在公元376－396年之间，中期约在380年间，陶潜写此文约在421年，正处在晋末衰世。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南朝宋武帝，三年后换少帝刘义符，二年后又改文帝刘义隆。421年距他写故事发生的时间380年约四十一年。他四十一岁那年弃官归隐。“武陵”为今湖南常德，附近有桃源县，距离常德约50公里。“捕鱼为业”，渔人，普通职业，卑微之人。“缘溪行”顺路，没有特殊性。“忘路之远近”，渔人专心求鱼心切，故忘远近。“忘”，心的某些意识逃离。渔人的目的在于鱼，其他的事情则处在无意识之中。

2.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忽”和“忘”都是在心的把握之外。忽然出现一个明显标志，但遇于偶然性之中。第一次出现“桃”字，“桃花林”也许跟桃源县有关。“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处在衰世之中，他所经过的地方可能是荒草荒地，并无人烟和兽迹，也没有固定地方得鱼，作为公共财产的鱼也减少，故只是四处奔走并无目标。“桃花林”此时此地如此集中，盛世和衰世的差别，但还不是边界，只是一些前识先兆，只是衰世如此紧紧地临近着盛世。在原文中，其实“桃”字连同标题仅出现两次，但它如此触目，后世只要接触到“桃”、“桃花”、“桃花源”便知道另一世界的开始。如果我们想到1964年“桃园经验”也无意中用了“桃”字，以及它所带来的厄运，不得不和渔人一样惊异。渔人已经有了新的目标——“欲穷其林”。

3.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这一新目标对一个渔人来说并没有带来好处，桃花林结束了，到了水的源头，渔也终结了。“山”在这里另有所指，无论溪水、河水、江湖、大海，水在本质上是连在一起的。“山”也可以是大山，另一个大陆，或另一个洲，水把它们分割开来。“山”没有拒绝来者，也没有大开门户，只是“小口”和“仿佛若有光”。所以这一通道也许是直线形的，也许是略有弯曲，但不长，“数十步”。前面说到桃花林也不大，“夹岸数百步”，可用步量。我们知道现实中存在着不同的“丈量”，当我们在飞行的飞机中踱步丈量距离时，已经不同于在地面上踱步那种距离。古代称为“缩地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这里引用的是《神仙传》或《费长房传》。壶公“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之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而《桃花源记》中的“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很像壶公之壶，但仅此而已。费长房随壶公跃入壶中，“果不觉已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对从衰世过来的人（渔人），或是受衰世盛世再衰世再盛世，又重新落入衰世的世代焦虑来说，“豁然开朗”带来的不是魏晋时期盛行的“仙宫世界”，它带来一种“现代性”，一个现实的世界。

4.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描述放在历来“桃花源”的框架中，尽管历来对“天堂”的描述也无法摆脱地面现实的参照，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另一个地面现实的如实描述，“悉如外人”，“外人”一词是重要的，我们今天对“外国人”一词是直白明确的，我们知道所指的是什么，每一个第一次来欧美旅行的人（非欧美人），如果你愿意坦诚地说，当你从飞机上，在降落的时候，你的第一个俯视对象，难道不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当你着陆时，难道不是“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黄发垂髫”，按1696年康熙年间《古文观止》的注释：“黄发，老人发白转黄。髫，小儿垂发，并注明：纯然古风。”但“黄发”明摆着不是“金发”，汉人黑发老了转白，但无论如何不可能由白再转为金黄。“鸡犬相闻”可能来自《老子》八十章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段文字要么看作是“纯然古风”，要么被看作“蒙昧时期”的倒退，但在今日欧洲，难道不是“邻国相望”？“鸡犬相闻”如果是个和平景象，而不是“鸡飞狗跳”的兵荒年代，“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是不交往，而是互不干扰，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可以保持八九十年的相安——“民至老死”甚至更长。这是一个现实的现代性社会，我们是在讨论俄裔法国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提出的“普遍同质的国家”的观念，或是讨论日裔美国哲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后历史世界”。

5.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

一开始渔人遇到桃花林“甚异之”，现在，“桃花源”中人“见渔人，乃大惊”，虽然在同一世界中，但生活在后历史世界与历史世界的人，仍然有很大差别。无论如何，“桃花林”、“林近水源”、“山有口”、“豁然开朗”，诸多信息和循进过程已经给历史世界的人（渔人）诸多准备。但“渔人”一旦主动出现在后历史世界，不管他是合法的“小口”进入，还是从其他旁门左道非法进入，“乃大惊”，惊异产生好奇，在今天一个外国人碰到另一个外国人，难道第一句不就是问其原籍“问所从来”。“便要还家”，“要”和“邀”音意类同，邀请到家，“设酒杀鸡作食”和“皆出酒食”，从一个空中观看到着陆后的初步印象，进而个体与“外人”接触。从一个宏观的管理完善合理、经济活动丰富的社会到普通人家，随手拿出酒、鸡招待客人，这对于一个从衰世或历史世界中过来的人是富足的，富足且好客。

6.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绝境”的传统解释是指和社会现实隔绝，在这里，“绝境”是否可以解释为“历史的终结”。“不复出焉”是否在讨论历史终结之后可能又重新开始，只是他们选择“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一部分历史已经终结，其他部分尚在延续，但无意识地朝着终结发展，“外人”尚在，两部分历史在很长时间内将同时存在。如果全部的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便无“外人”可言。

7.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尽管后历史世界也是从历史世界中发展而来，“自云先世避秦时乱……”，或是如黑格尔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看到历史的终结。对后历史世界的人“问今是何世”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构成以往或现在仍然存在的历史世界中，无论是揭竿而起，或是改朝换代的少数英雄、多数贫困的历史，对那些所谓民族、国家而革命、而战斗、而生而死的历史经验已感到厌倦，只剩下酒食后的“叹惋”。在讨论“普遍同质的国家”或是“后历史世界”中，我们不得不同时讨论尼采的“末人”。按尼采的说法，“末人”“不再富裕或者贫穷——不再统治和被统治——大家都是平等——有自己的小快乐——他们珍爱健康”，而且在他未完成的遗稿中，有如下笔录：“末人：一种类型的中国人。”“桃花源”中的“秦人”并未处在盛衰循环之中。所以“秦人”与“普遍同质的国家”、“后历史世界”、“末人”都是相似的，最重要的相似是他们都已经达到自身的终点。

8. 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是什么原因促使渔人想回去，是盛情的款待和关心？渔人处在“桃花源”之内和之外的界线上犹豫和矛盾之中，当历史该终结之时，仍然想着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就颠倒了。此中人对渔人也是矛盾的，“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意思是“你肯定会跟外人说”或是“你应该跟外人说”，因为口是存在的，消息必被外传。而且，后历史世界必然要影响历史世界。渔人希望一脚踏进后历史世界，一脚留在历史世界，后来证明是行不通的。全文出现了三次不同含义的“外人”：“悉如外人”——和渔人同族相对的外人，理想中的人是外人；“遂与外人间隔”——桃花源先于别人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使自己成为外人的外人；“不足为外人道也”——把渔人当作自己人，因为后世界的人的使命就是包容所有历史世界的人，渔人就被迫处在双重的外人之中。到此为止，“桃花源”的信息中断了。

9.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

渔人想必是从同样一条路出去，因为他找到他丢下的船，“桃花源”留有唯一的口，出口和入口是同一个口，就像“普遍同质的国家”或“历史的终结”尚留有缺口一样。渔人为什么不留在“桃花源”，他身处在晋末衰世难道不指望有一个盛世的到来？他不知道所有这些世代改换的历史只是无意识地要达到这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普遍同质的国家，他已先于他人到达，他是无意识的，无意识就是那个“小口”。渔人决意离去是否也无意中煽动了对“普遍同质的国家”的不满，尽管他面对的是一个普遍满意的场面，他也不清楚“不满”是个使命，他只是清楚地意识到应该把这条路仔细记下来，因为返回也是一种“豁然开朗”。

10.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陶潜写如何去“桃花源”写得很仔细，因为是无意识，如何来回却写得很简约。渔人自从发现了末人，便带有末人的痕迹，他把大地变小，并带着他的好消息：“我们发现了满意。”“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所有统治权力和大小政治官僚的象征。“说如此”，但我们仍然不清楚渔人说了些什么，他发现了什么，是发现了现代的西方社会，还是发现了仍然活到现在的“秦人”，是发现了“普遍同质的国家”，还是发现了终结历史的“末人”？总之这些意向都是混杂在一起的，有些部分是互相重叠，有些部分是相互矛盾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渔人没有想到要充当非法的革命者，尽管他已回到革命的语境之中，而是“及郡下，诣太守”，以求获得正统。渔人还是像奴隶一样卑微，太守还是像主人一样傲慢，正式这种模式的保存，使通往这一可能世界或另一现实世界的路自动关闭。

11.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在晋书“隐逸”类有《刘驎子传》记载：“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志存遯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后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上述两种经历类同，尤其是作为向导的“伐弓人”和“渔人”却是无名的卑微者。但陶潜作了三个地方改动，他同刘驎之的字，而不是他的名。刘驎之是为了寻“仙灵方药”，像魏晋时代大多数隐士。而《桃花源记》中刘子骥是为了寻找“另一社会”。《晋书》中说刘驎之“卒以寿终”，陶潜把他改为“未果，寻病终”。“寻”，不久，也有“寻找”的含义，他病终成了那段“寻找”的直接后果，增加了那些急于想寻找另一个“终极”或“满意”的解决方案的人的危险性。陶潜四十一岁才离官归隐，刘子骥士大夫出身，“官”和“隐”有着内在关系，官是隐现，隐是官匿。

12. 后遂无问津者。

不但是有意识去问的人没有了，而且是无意识的门已被关掉。因为问总是在门里。陶潜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开了这扇门又自己关上，留下的只是一个空洞“类型”——“隐逸”。从晋末到1648年明末，一千多年的历史“隐逸”就这样被固定下来，直至《清史稿》才改为“遗逸”，并专门来指明末后未能顺应改朝换代的遗老遗少。在一个持续盛衰循环的历史世界中，“隐逸”还是被或明或暗地“鼓励”，尽管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是在“花园”或“田园”或“桃花源”下的秘密。

 

2008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