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发言稿

图 1 Lee Felsenstein 演讲现场图

谢谢。首先,我必须解释一下,我不是学者,我是一名工程师。因此,我不会试图去做一些基于事实的断言。我将会提出一些说法,并邀请每个人根据实际情况来检验这些说法。因为在工程领域,你总是在工具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工作,而且还必须产出一个能够满足必要功能的结果。而这始终是一个猜想的过程。因此,我邀请大家在此基础上对我和我的论断进行评判。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图 2),我把它称为社交互联网的起点。1964 年,我在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办公室违规拍摄了这张照片 [1]。现在这个场景看起来并不那么计算机化,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只有电话。它看起来也不是很整洁,效率也不高。但是在这种低效中,我认为产生了一个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图片中)看到人们正在忙着接听电话。那个时候只有两部电话。墙上的物品构成了一个数据库,随着人们的电话呼叫而不断变化。今天,在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里,电话室会井然有序,发送出去的信息或传输进来的信息,会被记录、分类整理,并传递给必要人员,信息双向流动,一切都条理分明,因为商业运作依赖于这一点。

图 2 言论自由运动中心的电话室

这里发生的情况与此不同。人们以各种原因打电话过来。有时他们想要传达信息。有时他们需要解答问题。有时他们想提供资源。我记得在其中一份布告中,有人提供免费理发。因为那时候我们正迎来一个假期,人们回家见父母之前通常都需要理发。而且他们还为它取了个名字,叫做理发中心。当时我们有一个做法就是给所有事物都加上“中心”。这里(图 2)是在言论自由运动中心内。通过这组电话、桌子和这些人,各种联系都在建立。可以想到,你不能随便地让人进到办公室。信息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也展示在墙上。之所以说这对 1964 年和未来都很重要,是因为它是校园社区形成机制的一部分。伯克利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在那个年代,伯克利大学有 2 万名学生。今天则有 3 万了。当时它因人际关系疏离而臭名昭著。当你来到学校,在熙攘的人群中,你是孤独的。你不认识任何人,其他人也不认识你,也不在乎你。当我到了伯克利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那种氛围,但我是个特例。

图 3 反文化到社交媒体

和我们昨天从意大利教授那里听到的情况相反 [2],自由言论运动所围绕的问题是,在当时民权运动正在向北方拓展的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部门想要压制学生们组织支持运动的能力。事实上,1964 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因为在 1964 年夏天,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 Project)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他们尝到了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普遍存在的恐怖主义 [3]。之后有一些学生返回了,有一些没有。返回的这些人就好像是从战场回来的老兵一样。我还记得那种感觉。不是说我有这种感觉,而是那些人身上有,你能明显地感受到。

当时,学校颁布了一项新规定 [4]。这些学生团体在校园外摆起了桌子。人行道上有一面海报墙。成千上万的人在进出校园的路上蜂拥而过,他们可以在这些桌子上获取信息,捐款,还可以报名参加各种活动,包括当年在旧金山共和党全国大会长廊中举行的示威活动。当然,这背后也是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运动先驱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 和一个名叫斯克兰顿(Scranton)的温和派之间的争论。当地的政治领袖站在 MAGA 一方,他对学生在这些桌子上被招募到旧金山去参加大会,并抗议他的候选人感到不满。我们理解,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和其他人对管理层施加了压力,因为当时还在抗议就业歧视,有一些静坐示威,局势相当混乱。

因此,大学正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他们发布了这项规定。但那完全是错误的时机,再次强调,因为公民权问题并不遥远,不仅存在于南方,而且已经直接逼到我们的门口了。从“自由之夏”回来的学生们都深度参与其中。因此,所有学生组织,无论是从极左到极右,从被摧毁的进步劳动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到自由主义者。后者是类似个人主义者协会(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之类的组织,他们的政治立场属于校园中的右翼,包括年轻的共和党人和加州政治行动保守派(Cal Conservatives for Political Action)。他们都团结在一起,形成统一战线来面对这个问题并进行抗争。而由于大学发现他们实际上拥有靠近路缘的人行道上的土地,我们无法将桌子搬出去。因此,桌子必须搬进校园内。我们采取了经典的公民不服从策略,即“填满监狱”。

我们在行政大楼前摆了桌子。如果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会被视为非法,那么这里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院长们会出来登记学生的名字以便进行处分。一旦他们登记了一个人的名字,另一个人就会站出来,包括我也被登记了。最终,在那一天,当学生被叫到院长办公室时,有 150 名学生出席。学校领导想要惩罚我们,但没能做到。第二天,也就是 1964 年 10 月 1 日,抗议活动继续进行。第一个非学生被指控。这对学校来说是一个幸灾乐祸的机会,因为去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任何未注册的学生或教职员工进入校园都将受到刑事处罚。他们抓到一个,也因此做了可能最愚蠢的事情。中午的时候,就在人群即将涌入的前不久,他们开来了一辆警车,然后把这个人,杰克·温伯格(Jack Weinberg)抓进了警车。你能想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所有人都开始坐下,把警车包围住。事态越来越严重,一直持续了 32 个小时。最终双方谈判,达成了协议。

我们持续了两个月,直到最后在学校大楼进行了一场高潮迭起的静坐示威。我参与其中,当时有 784 名学生被捕。教职员工震惊了,他们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几天后,在他们的教师联盟中,以 80% 的支持比例投票支持学生的立场。这为获得政治支持提供了基础,导致大学的所有者,即董事会,做出让步并表示不会干预这件事了。因此,突然之间,校园对于任何类型的学生活动都持开放态度,无论是否经过大学的批准。在此之前,除非经过批准,否则你不能在校园里发传单。而现在你可以分发任何东西。

 

媒介结构

 

图 4 媒介结构

我想在这里谈一谈媒介结构的问题,因为这引起了我的思考。不是说它让我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从 1964 年开始我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当时我是工程系的学生。我坚持一种观点,一种模糊的左翼观点,认为我未来的任务将是自动化和取代劳动力,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社会进步。因为我没有课上,也没有作业,所以我就想去言论自由运动办公室工作。在那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校园里工作。我的目标是找出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我所能做的事情,因为这就是我认为我所能做的一切。我无法改变人们的思想,但我可以制造东西。我稍后会讲到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总之结果就是我走上了一条探索之路,试图找到哪些媒介技术是有效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1965 年 1 月,12 月是学年的最后一个月。当时的校园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人在不同领域里创作。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是反文化的开端,尤其是在旧金山湾区。过去也有过反文化,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文化。我写了些小文章,有人发表了。当然,年轻的工科学生一般不会这么做,我们通常都保持沉默。但人们不再保持沉默,也不再待在一个地方。事实上,当时估计有数千名学生辍学,离开了大学,出现在海特阿什伯利之类的地方 [5]。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社区。这是一切的关键。

我想在这里回顾一下媒介结构。在那前后不久,我对媒介进行了分析,将其分为两类:广播媒介和非广播媒介。广播媒介由单人向多人传播相同的信息。可以是印刷品,不一定非得是电磁传播。它可以在午间集会上进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午间集会。成千上万的人们会听到关于当前危机的消息。我们分发传单。我也帮忙制作了些传单,那是我能做的事情之一。人们早上来到校园,拿着我们分发的传单。他们冒着违纪的风险走出去分发。大家都知道(分发未经大学批准的出版物违反了学生行为规则)。每个人都成了讨论的焦点。人们会走过来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怎么看?我们在伯克利还有一个订户所拥有的广播电台,我认为这推动了整个进程,因为我们有了一种反馈循环。我们可以把信息传递到那个电台。它是非商业性的,由像我们这样的人运营着。

非广播媒介是围绕着传单发放者展开的讨论。我们建立了一个组织结构,有一个庞大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它并不是执行性质的,但它有来自所有生活组织和其他组织的代表。这提供了一个双向信息通道。这些人参与制定政策,还有一个由他们选举产生的指导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决策。在斗争过程中,实际上有一些指导委员会成员被替换,这在革命组织中有点不寻常。但我们建立了一条和所有选民保持联系的途径。我们还有在学生娱乐中心和艺术工作室工作的人。他们在那里进行讨论。我们利用电话系统进行信息交流。这也算作非广播媒介。

图 5 媒介结构

电话是对称且普遍可用的,至少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我在一开始已经讨论过人们(通过电话)提问、给出建议和提供资源。至于这整个过程,我称之为交叉连接(Cross-Connection)。这确实是一个电话技术术语。电话系统中的电线被组织得整整齐齐,直到必须从一组电线交叉连接到另一组电线,就开始混乱了,几乎没有办法做到整洁。所以墙上的纸条是一团糟,但那是交叉连接。这里的情况是,你不能像这样在电话室里进行实质性讨论。他们不得不缩短时间。你可以将信息分为两种形式,即主要信息和次要信息。主要信息是你需要传达的内容,即讲稿、整个故事。次要信息是他们需要联系的人以及如何联系他们,以获取整个故事。因此,电话室交换的是次要信息,而这是有效的。

 

言论自由运动

 

图 6 言论自由运动的成果

我提到,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取得了成功,然后便迎来了 1965 年 1 月的奇迹。几个学生创办了一本令人瞠目结舌的新杂志,也是《滚石》杂志的前身,他们在桌子上悬挂一只巨大的蜘蛛移动装置,以此来做广告 [6]。好吧,他们不得不拆下那个移动装置。我们同意在时间、地点和方式上有规定是可以的。但我们的立场是,“要么言论自由,要么战斗”,即校园内的言论是应受到美国宪法——特别是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的约束。稍后我可以用法律术语来解释,现在不太值得。但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漂亮口号的时候,你就会有所收获。我提到了人们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向。我也是如此。那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我希望生活一直都是那样。结果就是要找到技术工具使这个过程规范、合理。但我发现,这将是一项耗费毕生精力的工作。

图 7 反文化媒体的发展

电话信息交流在反主流文化中仍在继续。我们过去叫总机。这不是正确的电话术语,但不重要。到了 1969 年,所有的电话总机都被列了出来,原因多种多样。给他们打电话,你就能联系到他们。

我刚才提到的地下刊物从 1965 年开始报道反战示威活动,因为那一年越战愈演愈烈,所以反战活动随之而来,并在言论自由运动的推动下成为可能。现在,它被称为另类刊物,并且仍在继续,没有结束。这些报纸是从家庭和小办公室出版的。我相信它们可以成为社区媒体。所以我投身其中,从事写作。我在那里学到了新闻业的相关知识。我还看到了媒体结构所造成的后果。它们充斥着广告、个人广告、性广告,还有性问题的展示广告。它们为出版商赚了很多钱,但它们不再是社区媒体了。

于是我了解到 KPFA 是一家由和平主义反战抗议者于 1949 年创建的订户拥有的电台,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曾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或者被迫做一些政府服务。他们认为媒体需要改变,于是决定设立一家由听众拥有的电台。当时 FM 波段,即频率调制波段,刚刚开始开放。因此,还没有听众。所以他们不得不创造自己的听众。他们需要自己制造收音机并提供给订户。最后也确实做到了。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开始了一项计划,将计算机的力量带入反主流文化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也是我之后的发展方向。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实际上是接管了一家总机的公司外壳,即旧金山的一家快没落的总机,他们在 1970 年将其成立为“资源一号”(Resource One)。我大约在同一时间听说了他们,而我也在那个时候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我正在寻找的是一个计算机网络。那是在 1970 年。你不能随随便便就去买一台计算机。那可是一件大事。我记得当时我在想:我去哪里弄一台计算机呢?

一年后,我加入了“资源一号”小组。他们获得了一笔长期贷款,实际上是获得了一台大型计算机的捐赠 [7],而且这台计算机正是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在 1968 年“演示之母”中所使用的机器。在那次演示中,他展示了个人使用(大型主机)计算机的方式。那真是一项天才般的工作。那次演示改变了我对于计算机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看法。

 

公共广场

 

图 8 观察

现在,我想说说我的一些观察,但同样也是值得商榷的。人们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社区,才能过上充实的生活。关于人们如何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中发展起来,我有一整套的讨论,但现在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社区可以定义为定期交流的一群人。现在,我要介绍一下“公共广场(agora)”这个词,这不是一个新词,它源自希腊语,即白天大家聚集的场所 [8]。它的名字来源于 “agon”,即摔跤手在相互搏斗时感受到的痛苦。因此,一般来说,公共广场是公开进行信息交流的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们可以了解其他人是谁。因此,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这就是社区形成的地方。从古至今,我们在每个社区都能看到这一点。有趣的问题是,这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的意思是,比方说,在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文明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但不是在房子里。文明是在房屋之间的空间发展起来的,那就是公共广场。你会发现乡村广场、罗马广场、文艺复兴广场、荷兰平原,它无处不在。文化进化比生物进化更迅速,通过文化进化,对公共广场的需求被内化到我们每个人中。当然这只是我的假设,我还不能说我已经证明了。

图 9 公共广场的演化

我所指的公共广场也就是信息公地。实际上,我在尝试着给它下定义。就像所有公地一样,它可以被攫取、利用和圈占。英国的农业公地等都受制于此,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开端。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公共广场。首先,识字、印刷,人们可以把东西写下来,读给别人和自己听。你必须为此付出点什么,所以它开始私有化。如今,我们的公共广场已经变成了大众传媒,这是一种广播现象。而我所说的公共广场是非广播的,这就是问题所在。同时也正是必须做出改变的地方。

因此,我们建立了第一个社交媒体系统。1973 年,“资源一号”启用。在理查德·格林布拉特(Richard Greenblatt)等黑客的帮助下,我们开发了一个信息检索系统,它不受制于一套预设的索引词。你可以创建自己的索引词。只需要输入就好了。机器负责记账,我们设置了终端,技术上不需要预装数据。我们确实为此做了一些工作。但除此之外,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内容,这些被称为内容的神奇东西,都是由用户自己提供的。我们没有进行广告宣传。我们只是简单地把它放置在一些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必须相当谨慎地选择放置的地点,同时当我们将其迁移时,我们发现其他另一些人会使用它。

它成功了,人们确实使用了它。而我们曾经假设只会有比如工作、住房和汽车的类比,这么猜想的一部分原因是大学的纸贴布告栏被划分为这些类别。但这一设想被打破了,实际上有许多分类,其中包括学习交流对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的著作,在这里提及是因为他对我而言很重要,他在 1970 年或 1971 年写了一本关于去学校化社会的书 [9]。在书的最后,他说:“那我们可以有什么替代学校的东西呢?也许计算机可以用来连接了解某些事情的人和想要学习它们的人”。

图 10 社交媒体的演化

我们中的有些人在数据库中输入了一个条目,询问在湾区哪里能找到好吃的贝果?我必须解释一下,贝果是一种环形面包卷,烤制的面包卷。我感觉这是中国人的发明,我不太确定。后来它成为了犹太特色,主要分布在东海岸,而在旧金山你很难找到它们。于是有两个答案出现了,其中一个是直接告诉你可以在哪里买到。而另一个答案则脱颖而出,它说,如果你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并询问这个名字,一位前贝果制作者会教你如何制作贝果。我们没有弄清他们是否真的这样做了。我想说的是,我们打开了通往网络空间的大门,并发现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领域。个人电脑这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的。我们需要能在公共场合使用的终端。而我就是硬件工程师。我对软件一窍不通。于是我开始了一项调研,为 1975 年个人电脑的到来做好准备。我们还在其它地方看到社交媒体的发展。例如使用电话的公告板系统以及常见的商业网络,这些我都先跳过不讲。

图 11 作为商业的社交媒体

对于之前提及的各个例子,人们都会合理地问,你们做这个赚了多少钱?答案是我们没赚到钱,反而花了钱。对于那些朝着创收的方向发展的人来说,一旦他们赚到钱,他们就停滞发展了。而我们的目标是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社交媒体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部落化、话语孤岛化、政体扭曲——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在美国正在经历这些——以及注意力分散。大多数社交媒体系统中存储信息的技术模型是纸莎草卷轴。这并没有比埃及人更先进。我可以与任何人私下讨论为什么是这样。

图 12 另类方向

因此,我们需要能够规划出一条替代性的道路。我们还需要研究如何管理信息公地。每个公地都必须要有管理。如果公地要生存下去,它就必须有机地发展。有些人写书说:“哦,公地会有悲剧,因为每个人都会贪婪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不,不,那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说话。那不是像渔业、农业这样的历史性公地,这些公地都有自我管理的程序。我们也需要为信息公地发明自我管理的程序。

图 13 陈旧机构——新奇用途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叫监察局的东西。这些人有权进行调查,但无权采取任何行动。一位名叫波克森(Porxsen)的德国教授在写一本书《数字狂热》,他联系了我,请我写一篇序言。他说这就是新闻学。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他是对的,我们需要真正的新闻报道。我建议采用公共公园的模式。人们会说,那公共公园将如何收回成本?如何自给自足呢?它们不需要。但它们发挥了许多凝聚集体的功能。多年来我一直在说,信息公地的天然监护人是图书馆员,或者至少是受过这方面教育的人。还有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几十年来一直志愿工作,以保持互联网的正常运行,尽管一直有不同的私人机构试图接管它,但都被成员们拒绝了,因为这是工人的权力。这些都是从事真正工作的工程师。他们不会让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我的演讲已经接近尾声。我会努力继续我的工作,现在有人问我:“你不后悔吗”?我不后悔。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指明方向,而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交媒体的发展方向。他们会做自己的事情。我对阻止他们不感兴趣。我们也无法阻止他们。我们必须提供自我管理信息公地的结构、文化和实践。我能为此做点什么,我相信你们也可以。谢谢大家。

Q&A 观众问答


问题 1:感谢您精彩的演讲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所以,我想知道,在您看到的现有事物中,哪一种系统或机构最接近您设想的类型?当你说到图书管理员是信息中介,或者是作为公共空间的信息共享中心,人们可以在这里与他人会面时,我立刻想到了公共图书馆。我还想到了科学文献以及科学文献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我想知道是否有特定的在线或离线机构或系统,目前在您看来最接近理想模型。

答:我想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成为媒介批评家。我批评媒介,是的,但我仍在努力建构一些东西。如果你不太了解竞争对手,他们可能会把你吓跑。所以,对于什么是最接近的,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我邀请大家尝试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并进行讨论。这将是最有成效的结果。所以,我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说这个最接近,那个不接近。抱歉。

问题 2:感谢您的分享。我的问题可能就像您所说的,应该是我自己深思熟虑的问题。但我一直在思考,例如,对于我们当前的现实,比如中国社会,我了解社会结构与您经历或提供的有所不同。例如,如果今天在公共公园组织活动,作为一种另类方案,与我们在这里可以做的事情相比,是更容易还是有些不同。此外,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交媒体结构,就像我们必须将人们从例如微信中迁移到新的结构。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并没有那种结构。所以我不知道您是否对构建不同结构中的技术方面有何想法。因为也许我在技术知识方面缺乏知识,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使用任何其它的网络,例如蓝牙等,我不太了解这方面。

答:可能我比较奇怪,我对过去了解很多。我也在尝试着发明未来,但我对现在并不是很了解。首先,公园是一个隐喻。我谈论的是使用相同的组织概念,它们对很多可能提出的异议提供了答案。并不是说我们要字面上地在“公园”里行动。所以让我们明确这一点。我知道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我只在西方社会和中东社会进行了研究,而且不太多。我的大部分教育都来自于我在伯克利的时间,确切来说是 29 年,因为我在那里生活并创业。我们还有许多人类学研究要做。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很棒的博物馆。我非常期待参观它,开始我的中国文化史教育。

我对发展出意外事物的过程确实有一些经验。这需要一定程度的视野“狭窄”。所以如果你学习各个方面的一切知识,你就会知道所有方法都不可行。因此,你需要限制学习的广度,必须有选择性地学习。你必须基于远见前进。你无法证明自己是对的,但你有这种远见。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去实践、测试、经历并分析。这就是辩证的过程。如果有人来找我要一本关于如何做的书,好吧,其实我将在一年内出版一本书。我已经写好了。它详细介绍了我一直在说的事情以及更多的内容。我希望人们不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有趣的文本来阅读,然后说,看这个疯子,而是说,我在其中看到的某个部分让我考虑到了某些事情。那将是最好的结果。我没有比这更好的建议。买我的书吧!我们将尝试做一个中文版。我会和我的出版商讨论一下。但我想可能需要和你们交流一下这本书的读后感。无论如何,祝愿大家好运。我指望还能再活上 15 年,如果我幸运的话。但 15 年后的李·费尔森斯坦可能不太像现在。我可能只是一个自封的先知,没打算告诉人们该如何做任何事情。没人应该听我的。但与此同时,我确实希望能够创作一些作品,不仅基于我所学知识的新版本社区记忆(Community Memory),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个人的贡献,这是我所期待的。

问题 3:你谈到了卷轴和纸莎草纸卷轴,我们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你是否可以多补充一点。

答:嗯,每台计算机从最早的计算机开始都必须具备一些编辑功能。你有一个信息块,那就是一个文件。你总是能够在文件的末尾添加东西并向下延伸,就像卷轴一样。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社交媒体系统开始和结束开发的地方。然而对于社区记忆,我们将其视为一本书。它有一个索引。有趣的部分是读者可以创建索引。并对他们的项目添加索引词等。我们通过三代的开发对此进行了改进。发展成为一种双数据结构,通过超链接的方式,你可以附加你的项目或索引词。或者任何读者都可以添加索引词,无论它们是否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几乎没有开始在实操中使用它。它只运行了两年。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开始的地方。

计算机是有能力的,它们可以做我们无法做的事情。否则,目前,如果你要在 Craigslist 中查找,理论上,你会进入一个部分,然后开始阅读该部分的滚动条目。这个滚动非常长,以至于你只能查看一天的信息。因此,每次你将一个项目放到 Craigslist 上,你都必须返回并再次输入以保持其活动状态。于是这个庞大的滚动条不断发展,没有人会阅读到。然后我们有 Slack 和 Discord,这是为游戏玩家设计的,为过度摄入咖啡因青少年设计的,他们只想有一个地方可以写点东西,让人们看到它,然后它就会无限滚动,永远不会有被看到的第二次机会。因此,你可以看到结构本身就有其内置的用途。因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拥有索引并能够创建对话。从我看来,这才是社交媒体的基本单位。事实上,我们希望不久后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允许人们在物理空间中这样做,并记录下结果。我当然希望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是,我将继续改进。

问题 4: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运动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主修社会科学或具有技术和工程背景的学生,他们的主动性也非常强。他们在采取主动时非常积极。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心态的变化也会带来强有力的行动。但如今,那些主修技术和工程背景的学生正在失去采取行动的动机。那么,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又如何能有动力去学习更多的技术背景知识,从而促进自己的研究呢?

答:我能建议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不同的部落之间进行对话,我们是否可以称它们为部落?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但事实上,社交媒体可以为此提供便利。尽管如此,重要的对话还是在个人讨论中进行。我想,房间里最大的问题总是:我怎样才能靠这个赚大钱?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你不会在这个媒介上赚大钱,但人们可以通过它扩大自己在世界上的机会。很久以前广播里有一个笑话。有人说他们家要装中央供暖系统,所以要把暖气片放在外面。正直的人说,这是为什么呢?他说,如果外面暖和,里面也会暖和。这应该是我们的想法。我们要让外面暖和,里面才会暖和。这就带来了一个文化问题,如何让人们接受这些信息。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的,但我明白。讨论和对话,尤其是一对一的讨论和对话,是必须的。因此,你需要创建一个论坛,让这些对话得以进行。很抱歉,我不能说得更详细。每当我遇到一个问题,我都会制定一个计划。工程师都是这么做的,而我对此没有计划。但你也可以这样做,好吗?

问题 5:您认为如今的联邦制社交媒体(如 Mastodon)能解决社交媒体商业化的问题吗?谢谢。

答:首先,我不了解 Mastodon。我只是听说过,所以我不能给你一个明智的答案。为一个目的开发的东西能用于另一个目的吗?也许吧,如果幸运的话。但你可能必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这就是文化转型。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他们本不想这么用,但每个人都在这么用。所以,他们要么跟风,要么就为自己能赚到钱而高兴。但这个方向并不是注定的。所以,Mastodon 是有目的的,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用户必须把它的目的变成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相反。他们必须发展实践、神话、文学,并且能够用这种语言描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使用以前从未使用过的词汇和术语。文化挪用,我想就是这个词。是时候进行文化挪用了吧?所以我不能直接回答 Mastodon 本身,但总的来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编译:蔡泽锐



 注释


[1] 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是 1964-65 年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学生领导的一场争取学生及公民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民权运动。可参见李·费尔森斯坦于 1998 年创建的自由言论运动档案馆 ( https://www.fsm-a.org ) 。 
[2] 指的是 Franco Bifo Berardi 的演讲,参见 https://www.caa-ins.org/archives/11757 。 
[3] 1962 年,密西西比州只有 5.3% 的非裔美国人登记投票。自由之夏是 1964 年 6 月由联合组织理事会(Council of Federated Organizations)策划的美国志愿活动,目标是推广密西西比的非裔美国人的投票登记。这些非洲裔美国人由于选民登记及其他法例的限制,一直无法获得投票权。计划参与者包括密西西比黑人以及超过一千名来自另一个州的白人。活动其间,参与者受到三 K 党、警方、州政府及当地政府的暴力袭击,包括欧打、纵火、非法拘捕。三名参与者遭到谋杀。这个计划同时也在密西西比的小镇设立许多自由学校、自由之家以及社区中心,以帮助当地的黑人。 
[4] 1964 年,在美国反越战和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等大背景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学生开始在校园内开展相关宣传、筹款等政治活动。1964 年 9 月,学校教务长 Katherine Towle 宣布禁止在校园内进行非学校性政治活动(off-campus political activities),引发学生不满。 
[5] 海特·阿什伯利区是美国 60 年代嬉皮士文化的发源地。其为 60 年代爱之夏 (Summer of Love)、权力归花 (Flower power) 等社会运动,以及死之华乐团(Grateful Dead)的发源地,如今仍是旧金山拥有丰富历史的知名景点。 
[6] 蜘蛛(Spider)是性、政治、药物和摇滚(Sex, Politics, Drugs and Rock-and-Roll)的扩展缩写。 
[7] 这笔经费,来自《全球概览》停刊的”发钱派对”。 
[8] 阿哥拉(古希腊语:ἀγορά)是古希腊城邦的中心公共空间,节日、聚会和市集所在地。 
[9] Ivan Illich. (2000). Deschooling Society (New edition).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Ltd. 

Speech at the 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Network Society

First, I must explain that I am not an academic, I'm an engineer. And therefore, I will not attempt to make assertions that are based on fact, and they will be claims that I make, and I invite everybody to test those claims against real life. Because in engineering, you always work with imperfect tools and inadequate information, and you must therefore produce a result that will serve the necessary function, and that's always a matter of guesswork. So, I ask you to judge me or my assertions here on this basi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Now we see here a picture that I call “the origin point for the social internet”. In 1964 it is taken against the rules by myself in the office of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in Berkeley. Now, this doesn't look very computerized. It isn't. There's no computer in those days. There are just telephones. And it doesn't look very neat, doesn't look very efficient. But in this inefficiency, an outcome was developed, I think it is still redounding today. We see people busy listening to phones. There are only two telephones. And the items on the wall constitute the database, which was constantly changing as people called in.

Now a telephone room in a well-run company will have a good order and information will come in, it will be recorded, it would be categorized, it will be passed up to the necessary people. Information to go out or come in, and it would be a flow of information going both ways, all very orderly becaus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business would rely upon that. That's not happening here.

People are calling in for various reasons. Sometimes they have information they wanted to pass on. Sometimes they have a question they wanted answered. Sometimes they wanted to offer a resource. I think in one of these notices, someone is offering haircuts for free. Because we were coming up on a time when the holidays would have people going home to face their parents, and often, they would need a haircut. So, and they also named it Haircut Central. We sort of have an approach of naming everything central. So this was within FSM Central. And all manner of connections are being made through this set of phones and this desk and these people, and you may well imagine that you can't just put any people in there. The information is in part in the heads of the people as well as on the walls.

Now the reason why this is important, it both for the immediate situation in 1964 and for the future, is that it was a part of a mechanism that allowed the campus community to form. Now, Berkeley is a big place. In those days, it was 20,000 students, today at 30,000. And it was notorious for alienation. You came there, you were all alone within a massive crowd. You didn't know anybody. They didn't know you and they didn't care. Now, when I got there, I actually liked that situation, but I'm a special case.

Contrary to what we heard from the professor from Italy yesterday[1], the issue that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formed around was the suppression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organize, to support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which at that time was extending into the north. And in fact, 1964 was the particular year because in the summer of 1964, the Freedom Summer Project had attracte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get a taste of the terrorism that was prevalent in Mississippi and Alabama. And then they returned, a few didn't. And it was as if these were veterans coming back from combat. I remember the feeling well, not that I was feeling it, they were, and you could tell that.

And at that time, the university issued a new rule. There were tables that these student groups had set up just outside of campus. There's a wall of posts on the sidewalk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would stream past on the way in and out of the campus. And they could get information at these tables. They could give donations, they could sign up for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things, including demonstrators in the galleries of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that was held in San Francisco that year. And of course, there was the contention between the first of the, in effect, the MAGA Barry Goldwater and some moderate guy named William Scranton. And the local political boss was on the side of the MAGA, and he was not amused by students being recruited at these tables to come over to the San Francisco, to the convention and make noise against this candidate. And so, we understand, we don't have this in a literal proof that he put pressure and others put pressure on the administration because there were also protests underway to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there were sit-ins. It was rather disorderly at that time.

So, the university was receiving pressure from outside. They issued this rule and it was a completely the wrong time to do it, because, again, civil rights was not a distant matter. It was not just in the South. It had come right into our front yard, and the students who came back from Freedom Summer were heavily involved. So, all of the student organizations from the far left to the far right, from the Maoist Progressive Labor Party to the libertarian—what was a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 something like that, they were to the right of the campus—Young Republicans or Cal Conservatives for Political Action, they all united as the united front to face this and to fight it.

And since the university had discovered that they actually owned the land on that sidewalk strip out much closer to the curb, we couldn't move the tables out so that tables had to go into campus. And we engaged in classical civil disobedience, strategy known as “filling the jails”. We set up tables right in fro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If it's going to be illegal to have it anywhere on campus, that's as good a place as any. And deans would come out and take names of students for disciplinary purposes. As soon as they took one person's name, another one would take their place, take my name too. And eventually in that day, when they were summoned to the dean's office, 150 students showed up, you know, punish us. They weren't able to do that. The next day was October 1st, the protest continued and the first non-student was cited. And this was like a gleeful opportunity for the university because a law had been passed in the last year that provided criminal penalties for anybody being on campus without being a registered student or faculty member. We got one. So they did the most stupid thing possible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shortly before the vast torrent of people were to come past, they brought up a police car and they put this person, Jack Weinberg, in the police car. And what can you expect? Everybody started sit down and the police car was captured. And this grew and grew and lasted for 32 hours. Eventually, there were negotiations. There was some kind of arrangement made.

We went on it for two months till finally there was a climactic sit-in in the university building. I was involved, and 784 students were arrested. The faculty was shocked into recognizing the situation and in a few days, they voted in their faculty senate by a factor of 80% to support the student position. This provided the political support to cause the owners of the university, the regents too, back off and say, well, we're not going to interfere with this. So suddenly, the campus became open to any and all kinds of student activity, whether or not it was approved by the university. Prior to that point, you couldn't hand out a leaflet on campus unless it was approved. Now you could hand out anything you wanted.

I'm going to talk here about media structure because this got me thinking about it. I don’t mean it got me thinking about it right now. I mean it got me think about it in 1964. I was an engineering student. I adhere to the opinion, sort of vaguely left-wing opinion that my future task would be automation and replacing labor and that would somehow advance social progress. And I had a tried to attach myself to the FSM office because I didn't have any classes or homework. I was working on campus for that six-month period and my quest was to find out what I could do as a technologist because that's all I thought I could do. I was not going change anybody's mind, but I could build things. And I will talk at a later time about what happened there, but the result was that I went off on a path of exploration, trying to find what, especially what media technologies would be effective.

Now the reason to do this is that December was the last months of the academic year, January of 1965, the campus was amazing. All sorts of people were doing all sorts of things in all sorts of fields. This, we didn't expect. This was the opening of the counterculture, certainly in the Bay Area, there have been countercultures in the past, but the one we consider here is the counterculture of the 1960s. And I wrote some little essay which somebody published. And of course, this is not what young engineering students do. We usually keep our mouths shut. But people weren't keeping their mouth shut, and they weren't staying in one place. In fact, we can estimate that some thousands of students dropped out, left the university and turned up later in places like the Haight-Ashbury. They formed their own communities and that was the key to it all.

I want to go back to looking at the media structure. What I came up with around that time and shortly thereafter was an analysis of media into two categories, broadcast and non-broadcast. Broadcast media emits the same message from one to many. Now this can be on print, doesn't have to be in electromagnetic, and it can be done from noon rallies. We had noon rallies almost every day. Thousands of people would listen to what's going on about the crisis at the particular moment. We handed out leaflets. I helped produce those leaflets. That’s the one thing I was able to do. And people would come to the campus in the morning to take the leaflets we had turned out, and they would go out and they were risking discipline by doing so. And people knew that. Each of them became a focal point for discussion. People would come up to them and say, well, why are you doing this? What's up? What's going on? What do you think? We also had a subscriber-owned radio station in Berkeley, which I think advanced the entire process because we had a kind of feedback loop. It was possible to get information into that station. It was noncommercial and run by people mostly like us.

The non-broadcast medium were the discussions happening around the leafleteers. We also created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ith a large executive committee that really wasn't executive, but it had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living organizations and others. This provided a two-way information conduit. These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setting the policy and there was a steering committee that they elected, which handled the moment-to-moment decisions. And some of those members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were, in fact, replaced during this struggle, which is a little unusual among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But we had this path going out to all these people that were the constituents. We also had people who worked in the student recreation center and the art studios. They would carry on discussion there. So we also had the telephone system and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on that, that counts as a non-broadcast medium.

We look at a telephone, symmetric,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t least in where we were. And I've already discussed the questions, suggestions, offer resources. What the process was, I call cross-connection. Now, that is an actual telephone technology term. Everything in the phone system is neat, neat, neat, until it comes up to the point where everything has to be cross-connected from one set of wires to the other. That's a mess. There’s almost no way to do that this neat. So there were notes on the wall, that was a mess. But it was the cross-connection. And what happened here, you couldn’t go through the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on the phone like that, on the phone room. They would have to cut it short. You can divide the information into two forms,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imary information is the content that you need to convey, the lecture, the whole story. Secondary information is who they need to contact and how to contact them in order to get that whole story. So the telephone room was exchanging secondary information, and this worked.

I mentioned that we succeeded at our goals from the objective standpoint, and then we had the magic of January 1965. Some students started an outrageous new magazine and precursor to Rolling Stone. And advertised it with a gigantic spider[2] mobile hanging over their table. Well, they had to take that mobile down. We agreed that it was okay to have regulations on time, place, and manner. But our position had been, in reference to the U.S. Constitution, "First and Fourteenth or Fight", 1th amendment and 14th amendment. I can explain that in legalistic terms later. It’s not worth doing now. But when you have a nice slogan like that, you’ve got something. I mentioned how people were changing the direction of their lives. I was, too. And it was a magical feeling. I wanted life to be like that all the time. And so, resolve to find the technological tools to make the process regular, rational. But it’s a whole lifetime’s worth of work, as I found out.

So the telephone information exchanges continued. Within the counterculture, maybe we're called switchboards. That's not the proper telephone terminology, but it's who cares? And by 1969, there was a listing of all of them for all the various causes.

And the underground press that I just mentioned started in 1965 to report upon the anti-war demonstrations because the Vietnam War was heating up that year. So the anti-war activity followed and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Free Speech Movement. It’s now called the alternative press and it continues. There’s no ending date on it. But these were little papers put out of houses and little offices. And I believe they could be a community media. So I went into them. I worked there as a writer. I learned journalism there. And I also saw what happened by the very structure of the media. They came loaded up with ads, personal ads, sex ads, and then display ads for sex matters. They made a lot of money for the publisher, but they were not community media anymore.

And so I learned the subscriber-owned radio station KPFA, established in 1949 by pacifist anti-war objectors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and otherwise had to do governmen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and they decided that the media needs to change and we’ll set up a station that our listeners will own. Up on the FM band, the frequency modulation band, was just opening up at that time. So there were no listeners. They had to make their own listeners. They had to build their own radio set and offer it to subscribers. And they did.

And computer students began a project to bring the power of computers to the counterculture. And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where my path leads me. They formed an organization. They actually took over a corporate shell from a switchboard, a San Francisco switchboard, which was going dormant, and set it up as Resource One in 1970. And I heard about them just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I had reached a conclusion on my own that what I was looking for was a network of computers. And this is in 1970, you couldn’t run out and buy that. That was a big deal. And I remember saying, well, where am I going to get a computer? One year later, I was in that group, Resource One. They had secured the long-term loan, which is in effect the donation of not only a good mainframe computer, but the very same computer that had been used by Douglas Engelbart in 1968 for what is called “The Mother of All Demos”, where he demonstrated the personal use of computers, the big mainframe computer. But this was a bit of a genius bit of work. And when I heard about that demo, demonstration, I changed my thinking about what computers could do and how they could do it.

Now some observations, again, subject to question. People need a functioning community fulfilling to for a fulfilling life. I have a whole discussion on how that developed out of a Neolithic village, but I won't do that now. And a community can be defined as a group of people who communicate on a regular basis.

Now, some observations, again, subject to question. People need a functioning community for a fulfilling life. I have a whole discussion on how that developed out of a Neolithic village, but I won’t do that now. And a community can be defined as a group of people who communicate on a regular basis. Now, I’m going to introduce the term agora, which is not a new term. It’s Greek. It’s sort of the field where everybody hung out during the day. And the name derives from agon, the pain that the wrestlers felt when they were contending with each other. So in general, the agora is the place where information exchange occurs in public. This is very important. And people gain knowledge of who the other people are. So they become no longer isolated individuals. And this is where community forms. So that has been, we can see that in every community from antiquity. And the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how that developed. I mean, this is, let’s say that in a Neolithic village, civilization developed there, but not in the houses. It developed in the space between the houses, and that became the agora. So you find village squares, the Roman forums, Renaissance Piazza, the plain of Netherlands. It’s everywhere. And through cultural evolution, which occurs on a much more rapid basis than biological evolution, the need for the agora is built into every one of us. That’s something I’ll posit, and I can’t claim to have proved it.

The agora is a commons of information. In effect, I’m creating a kind of a definition here. And like all commons, it can be captured and exploited and enclosed. The agricultural commons of England and so forth were subject to that, and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capitalism. And it happened to the agora. First of all, literacy, print, people could write stuff down, read it to others, read it to themselves. You had to pay something for that, so it’s beginning to be privatized. And it’s gone all the way to the fact that our agora these days is the mass media, which is a broadcast phenomenon. An agora that I’ve been talking about is non-broadcast, and therein lies the rub. There’s where the change has to be made.

So we set up the first social media system. There was a Resource One, and it opened in 1973. We have had, with the help of hackers like Richard Greenblatt, we developed an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 that was not tied to a predetermined set of indexing words. You could create your own index word. You just enter it. The machine took care of the bookkeeping. And we set up terminals, technically without preloading them with data. Now, we did a little work to do that admittedly. It was not, it was complete zero. But otherwise, beyond that, all the media, all the content, this magical stuff called content, was provided by the users themselves. We did not advertise it. We simply set it up in a few places that people frequented. We had to choose the place fairly carefully, and when we moved it, other people would use it, and the people wouldn’t follow it. We found, discovered that out.

But it was successful because people did use it. And whereas we had assumed that there would only be a few categories like jobs, housing, and cars, in part because the paper bulletin boards of the university were divided into those areas, that supposition went out the window. It was a tremendous range of things, which included a learning exchange dialogue. And one can look at the writings of Ivan Illich, I-L-I-C-H, I may mention that here, who was important to me, but he had written a whole book about Deschooling Society in 1970 or 71. And at the end of it, he said, well, what can we have instead of schools? Well, maybe computers can be used to connect people who know things with people who want to learn them. Right?

And some of our people had seeded an item into the database saying, where can we find good bagels in the Bay Area? Now, I must explain here, a bagel is a toroidal roll, baked roll. I think it’s a Chinese invention. I’m not sure. And it became a Jewish specialty, which is mostly on the East Coast, and you couldn’t get many, there weren’t many places to get them in San Francisco. So two answers came in here. Here you can buy them, literally. And the third answer was the winner. And it said, if you call this phone number and ask for this name, a former bagel maker will teach you how to make bagels. We never found out if they actually did. So I like to say that we opened the door to cyberspace and found that it was hospitable territory. And the personal computer flowed out of this. We needed to have terminals that would work in public. There I was the hardware engineer. I didn’t know much software. And I began an investigation. And what came of this was preparation for the arrival of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 1975. We also had social media developing elsewhere. The bulletin board systems using telephones — I’m going to skip through this — and the usual commercial networks.

Now, each of these examples — I can be asked legitimately, how much money did you make at this? And the answer is we didn’t make any money. It cost us money. For those who went in the direction of something that made income, as soon as they could get some money going, they stopped development. We were there to continue that development. And we can see today that social media has generated a number of problems. Tribalization, siloization of discourse, distortion of the polity — I mean, we’re living this in the U.S. right now — and a distraction. So, just one point. The technical model for how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 most social media systems is the papyrus scroll. Not any more advanced than the Egyptians. And I’ll discuss that privately with anyone as to why that is.

So, we need to be able to plan an alternative direction. And we need to work out how to manage the commons of information. Every commons must have management. And it develops organically if the commons is to survive. There are people around who write books saying, oh, there’s a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ecause everybody will be greedy and go for their maximum self-interest. No, no, that’s Adam Smith talking. That’s not the historical commons like fisheries, agricultural commons. Each of those have processes for self-management. We need to invent processes for self-management for the commons of information.

And one thing that I didn’t have the word for, I thought we had to have something called the inspectorate. And these are people who are empowered to investigate but not empowered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And it is finally a professor named Bernhard Pörksen in Germany writing a book, Digital Fever, who contacted me and asked me to write an introduction. He says this is journalism. That’s what we were missing. And he’s right. So, we need journalism.

Now, I suggest a model of public parks. People say, well, how’s it going to pay for itself? How do public parks pay for itself? They don’t. And they serve many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agora. And I have been saying for years that the natural custodians of the commons of information are librarians, or at least people educated that way. And there’s 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which has been working for decades on a voluntary basis to keep the Internet working, where there has been constant attempts to take them over by different private concerns, which are all rejected by the members because it’s workers’ power. These are the engineers who do the work. They’re going to not let somebody tell them what to do. And I think we’re there. I think we’re at the end.

So, I’m going to be trying to continue my work because people are now asking me, aren’t you sorry? I’m not sorry. We have much more work to do. And I think we can chart a course this way, which is not the course that’s going for what we call social media today. They’ll do their own thing. I’m not interested in stopping them. We couldn’t stop them. But we have to provide the structures, the culture, and the practices of self-management of our commons of information. And I can help. And I think you can, too. Thank you.

[1] Editor's note: denote Pr.Franco Bifo Berardi. See https://13.124.147.85/archives/11757 
[2] Editor's note: Jackie Goldberg, Rich and Sue Currier, Andy Magid, Sandor Fuchs, Alice Huberman, Steve DeCanio and Jim Prickett had together begun publishing a fortnightly magazine. Since there were eight editors, and a spider has eight legs, they decided to call it Spider, and the ex post facto title was a strained acronym for Sex, Politics,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Drugs, Extremism and Rock 'n' Ro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