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于由亚际书院于2015年4月18－19日在中国杭州主办的“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论坛。我要感谢本次论坛的与会者对这篇文章提出的建议，他们是东京大学的吉见俊哉（Shunya Yoshimi）、香港的陈清侨（Stephen C. K. Chan）、上海的王晓明，以及南非西开普大学的苏伦·皮拉伊（Suren Pillay），和加洲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罗伯特·迈斯特（Robert Meister）。

一个多月前的3月9日，邱玛尼·马科斯威乐（Chumani Maxwele），一个大学政治学专业四年级的学生，把一盒粪便扔到坐落于南非开普敦大学校园的赛西尔·罗兹（Cecil Rhodes）雕像上。马科斯威乐声称这是抗议开普敦大学依然存在的“殖民统治”。他的行动标志着一系列事件的开始，包括一群学生占领开普敦大学的布雷姆纳（Bremner）大楼。一个月后，校委会投票表决移除这尊雕像。邱玛尼·马科斯威乐对媒体说：“这从来就不只事关这尊雕像，而是关于转变。”“罗兹必须倒下”运动散发的请愿书中讲道：“我们要求赛西尔·罗兹的雕像从开普敦大学校园中移除，这是整所大学走向脱殖民的第一步。”[i]

每当民众的不满找到有组织的表达，“转变”就已经浮现为南非院校中的抗争口号。对于独立后不久的林波波省（Limpopo）以北地区，“改变”还有着另一个名称，那就是“瓦解殖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以及确确实实在认识论层面上。我关注的是后者，知识生产及其机构所在地——大学。

非洲的大学

现代大学在两极的张力中发展起来，一方面是基于单一的人的概念的普世主义，另一方面是对前者的民族主义反应。我们面对的挑战——我在本文中未及详述，只在结语中提及——是反思民族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这么做是为了达成我们自己在殖民主义之后一段时间对于现代及其可能性的理解。

对作为权威的知识生产中心的一所大学进行瓦解殖民，这是什么意思？这一问题已经以不同形式处于非洲各大学的争议中心。我将关注发生在以下几所大学中的一些讨论：达累斯萨拉姆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 in Kampala）、开普敦大学（UCT），以及位于达喀尔（Dakar）的名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以下用缩写CODESRIA）的泛非组织。

这些讨论已经演变成一系列问题的连续争鸣：工作人员的非洲化、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知识分子的角色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非洲化的要求，独立之后不久即在更为古老的殖民时代建立的大学里，通过正义与权利这两大主要理念针锋相对的辩论得到明确表达。对于学科与跨学科的讨论是在两种极为不同的脉络下发展起来的：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讨论的是以学科为基础的教育的适当性，在开普敦大学讨论的是关于理解人类经验的两种不同方式的一系列问题——研究白人经验的学科和关注于白人观察者所见之本土经验的区域研究。与此相关的是对于知识分子角色及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这又进一步引发出更多问题——比如关于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本地与全球的关系。推动这些讨论的是两种相关却不相同的职业之间的张力：一类是公共知识分子，另一类是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作为有机力量出现在反殖民运动中，既是民族主义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是民族主义斗争的受益者。而学者是最早对民族主义掌权者作出批评的人，他们受到指导无差别的人类研究的一系列普世价值的启发。这看起来有点反讽，依附于政府或大学官僚机构而得以快速上升的学者——例如阿里·马兹鲁伊（Ali Mazrui）——会表现出对新的独立政府持批评态度。要理解学者与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变化，我们应该审视反殖民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化，首先是作为民众运动，其次是作为一种权力形式。

非洲的大学与殖民现代性的遗产

大部分关于非洲大学的著作首先会将一连串前现代的机构确认为现代非洲大学的先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网页上提及了这些前殖民和前现代时期值得尊敬的机构。著名者包括：亚历山大博物馆和图书馆（the Alexandra Museum and Library），开罗（Cairo）的阿兹哈尔（al-Azhar）、突尼斯（Tunis）的宰图纳（al-Zaitounia）、菲斯（Fez）的卡鲁因（al-Karaouine）、廷巴克图（Timbuktou）的尚克尔（Sankore）等等。它们是否可称为大学是一个长期争论的焦点。

我先在欧洲与非洲的不同语境中，将大学这一概念及其机构的历史作为问题提出来。我的观点重点强调我们所知的大学的现代特征及其在后文艺复兴的欧洲之起源。欧洲大学出现在12、13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之中，在19世纪的柏林得以制度化，成为无差别的人类的研究家园。

拉丁语的universitas一词意思是“团体”（corporation），源于这一机构得以生成的背景。前现代的大学是学生与教师组成的一种“团体”，他们的地位分别是由一种特权和一种豁免权确定的。教会批准“团体”进行教学，而国家给予其在财务和兵役上的豁免权。在北非和西非，和其他非西方世界一样，没有天主教会这样的对等机构。尤其是当掌权者把教授的特权或礼物授予重要的学者，受益者是个人或家族，而非教师或学生团体。这么说是为了陈述一个明显的事实：体制化学习（即我们现在所知的“大学”）在非洲的这些地方发展的整体语境与在中世纪的欧洲不一样。这一差异导致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将例如“大学”之类的现代范畴跨越时间进行翻译？

要点在于，现代大学的制度形式或课程内容均非源自殖民时代之前的机构；它们是受殖民现代性的激发而产生的。该模式是一个以学科为基础的分门别类的社区，里面的群体（管理者、学者和付学费的学生）界定明确，区别清晰。初创者是柏林大学，该校成立于德国被法国战败后的1810年。经过一个世纪，大学模式传播到欧洲许多地方，又从那里传播到世界各地。不仅是大学的制度形式，而且包括塑造了现代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传统，都是欧洲启蒙经验的产物。欧洲经验提供了原材料，从中打造出人类这一范畴。虽然这一范畴是抽象的，但它从欧洲内外实际的在地斗争中汲取出意义。

打造出人类这一范畴的经验具有两面性，自相矛盾。内在上，人类这一概念是文艺复兴对教会正统的回应。人类成为基督徒这一概念的替代。法国与欧洲的革命者想要将他们的视野投掷到比基督教更为久远的历史中，有意识地精心制作了一份欧洲遗产，把人类这一范畴的源头定在古典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人类大于基督徒，至少理论上，它包括那些基督徒之外的人。外在上，人类的概念是对完全不同的一系列环境的回应——表现为，不仅是一个自省的革命的欧洲形象，同时还是一个不断扩张采取行动征服世界的欧洲形象——从那个新世界开始，然后是亚洲，最后是非洲——欧洲按它自己的设想让世界“变得文明”。[ii] 欧洲帝国把欧洲人理解为人，而把被殖民的诸民族看作各种不同的亚人种。

这一双重起源导致了欧洲遗产的自相矛盾。在它们的普世影响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声称人性具有统一性，并从一种特殊经验以及同样特殊而傲慢的视野这一有利的角度来定义统一性。诞生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普世主义不是承认经验与视野的多样，而是力求精心制作一种世界文明来表达同一性。被这种独特的视野加强了的线性历史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正是我们所知的欧洲中心主义。[iii] 也正是这种视野及其制度形式被移置到殖民地。瓦解殖民因此必须对付无差别的人类这一视野，它是从欧洲历史经验中提炼出的，并通过课程设置渗透到了我们所知的现代大学这一制度形式中。

我们只能谈谈非洲殖民地时期现代大学的出现。殖民地的大学是在两个不同阶段建立的。第一阶段见证了大学在大陆两端的建立。在南端，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和开普敦大学，大学是由外移植而来的。而在北部，诸如阿兹哈尔是既有机构被“现代化”，依照现代西方大学形象进行学科设置和院系分类。[iv]

而到了非洲中部，撒哈拉以南和林波波以北的大陆中间的高地，被殖民至19世纪末期的那部分非洲，一直到20世纪才有现代大学建立。非洲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差异跟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差异有关：18世纪与19世纪早期殖民主义有着“开化使命”的自我形象，而接下来的世纪标志着这种充满自信的使命后退到对前占有时期作为“习俗”的秩序的保护。大学在早期被视为“开化使命”的标志，而在随后的时期，它们则被看作不守规矩的中产阶级知识阶层的前兆。[v] 英属非洲的学者型行政官员卢吉爵士（Sir Frederick Lugard）制定政策命令，他警告受过教育的本地人小心“印度病”，并说必须尽可能防止这种病进入非洲。[vi]

无论是就其制度特征还是其课程设置而言，殖民地大学借助的是现代欧洲大学模式，而非前殖民地和前现代的非洲传统。殖民现代性的特殊经验塑造了大学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视角。同时，非洲中部的那些大学主要是独立后所创建的。它们是反叛的民族主义的产物。1961年尼日利亚（Nigeria）独立时只有一所大学，而在三十年后有三十一所大学。[vii] 东非的数量也没有太大不同，马凯雷雷曾是该地区殖民地时期唯一一所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助产士——现代国家，目光短浅：大学应当培养使国家和社会去除种族差别所需的人员。受制于此，在大学内部和更广阔的社会中，这种眼界都未能给制度形式或课程设置带来活力。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才能够理解随后要求大学改革的举措。

后独立时代的知识分子、国家和社会

独立后的改革由两波浪潮展开。第一波浪潮是关于入校权（access），即非洲化，而第二波是关于制度改革。鉴于种族排斥是每个殖民地都有的特征，非洲化是独立之后席卷殖民地大学的普遍要求。入校的要求引发了权利和正义这两个普遍观念之间的论辩。种族歧视的受益者在独立后立即提出一切事务权利平等的要求。而其受害者则要求如果歧视是种族化的，那么正义也应该是种族化的。无论是在1960年代初的马凯雷雷大学或者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大学，权利保护总是转变成最低限度的改革话语，同时提出保护历来的特权、呼吁关注当下忘记过去（进一步就是让过去的过去）。与此相反，正义为那些以彻底改变现状为目标的人提供了话语，他们呼吁以积极的行动纠正过去造成的后果。权利和正义这两种话语都在后殖民的背景下被种族化了。

同时，入校权的斗争依据现实背景有着两个非常不同的历史。在欧洲人口聚集数量不大的地方，本土大学几乎没有欧洲学生，这与在没有殖民定居者的大学情况一样，入校权事关加入师资和最高管理，因此相对容易实现，甚至不需要改变课程设置。但是在驻领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大学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体制范畴，“白人的”和“黑人的”，白人大学的种族融合有可能是爆炸性的。这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首先，“白人”和“黑人”教育机构的系统性分裂，无论是大学还是大学预科机构，都是入校权利不平等而导致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的现实之一部分。这意味着当历史上的白人学校响应社会正义的要求，通过积极的入学许可政策来录取更多“黑人”学生，后来失败的也同样是这些学校——开除了超出比例的一批黑人学生以保持质量。对那些就读于历史上是白人大学的黑人学生而言，这导致了强烈的疏远感，学生们愈发意识到需要改变课程内容，产生一个可以稳定黑人的（本土的）经验的课程设置，而不是将其归入区域研究的领域。这种差异有着更深远的后果：非驻领地的情况下，入校权可以被改造大学的要求屏蔽掉，这对于驻领殖民地的情况就没那么容易，正如开普敦大学“罗兹必须倒下”运动所引发的几轮斗争所证明的。虽然改革课程的要求是在非驻领地先提出的——毕竟，政治独立是随着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浪潮来到非驻领殖民地——但这一要求没有种族焦虑，这点与驻领地的情况不同。　

1960年代的改革运动在非驻领殖民地展开。运动的两个大本营位于两个大不相同的校园——马凯雷雷大学是标准的殖民地大学，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在运动中迅速崛起为反殖民民族主义的旗手——领导这场运动的两位捍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阿里·马兹鲁伊呼吁大学应忠实于其传统观念，是“沉迷于理念”的学者的家园；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则把大学看作公共知识分子的家园，一个坚定的知识分子扎根于他身处的地方与时代，并深度地投入更广阔的社会。这些截然对立的视野会产生两种同样片面的关于高等教育的理念：一种强调精英，一种强调普及。

马凯雷雷是一所由殖民政府建于1922年的公立大学，最初是一所职业学校。由新独立的政府任命的主要管理人员来规定改革的方向与步骤。第一轮改革为泛民族主义阵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要求学者和最高管理层的“非洲化”，这样大学才既在名义上又在构成上是属于民族的。这一改革易见成效。争论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当执政党开始致力于以一党制政体来巩固权力，大学又一次变成了一个绿洲，在这里学术实践的自由同时保证了与执政党意见不一致的人士的政治言论自由。这又反过来造成了民族主义力量和国立大学知识阶层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反叛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学与掌权的民族主义之间发生了冲突，如同在非洲多数国家中一样。

 “非洲化”使得年轻学者的事业青云直上。其中最为知名的是阿里·马兹鲁伊。刚刚携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阿里便被晋升为马凯雷雷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和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系的负责人。马凯雷雷大学的转折点是《转型》（Transition，1961－1968）的诞生，它由拉贾·内奥吉（Rajat Neogy）主编，一批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转型》是期刊和杂志这两种不同媒体的融合，给以大学为基地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空间为大众写作，这大众既包括精英也包括平民。《转型》被设定为非洲东部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文学器官，很多人把它当做非洲的引领性知识刊物。《转型》的作者涵盖了从重要小说家［纳丁·戈迪默（Nadime Gordimer）、钦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保罗·泰鲁（Paul Theraux）］到国家领导人［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各色人物。[viii]

《转型》刊登了几篇超越其时代的文章。马兹鲁伊的写作指责左翼知识分子陷入了亲近一党专政国家的歧途，在那些国家里，由于怯懦和无力，政权采取了“左”的立场。尤其是他的两篇文章，〈坦桑费里亚〉（Tanzaphilia）是关于坦桑尼亚（Tanzania）的左翼学术界和朱利叶斯·尼雷尔之间的关系；马兹鲁伊认为达累斯萨拉姆的山上那些“坚定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批判眼光，无法清醒认识朱利叶斯·尼雷尔。另一篇文章〈恩克鲁玛，列宁式沙皇〉（Nkrumah, the Leninist Tsar）嘲弄了另一位左翼偶像。保罗·泰鲁写了〈流放者泰山〉（Tarzan was an expatriate）和〈厌恶亚洲人〉（Hating the Asians）。第一篇是对于文学角色泰山和珍妮的政治解读，把他们作为流放者的原型，在宜人的气候下穿最少的衣服，完全沉浸于肉体的欢愉，坚持左翼的选择——但是后果也是最小化的。第二篇关注反殖民斗争是如何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轻易的妥协而告终的：那些位于东非的由于殖民而形成的种族等级的高端（白人）与底层（黑人）时不时地聚到一起，把少数亚裔社群当作好用的替罪羊。创办《转型》的同一团体还在城里的钟楼旁就公共利益事务展开公开辩论，辩论双方是政府知识分子与马凯雷雷大学的教师，尤其是在司法部长阿多克·内基翁（Adoko Nekyon）与阿里·马兹鲁伊教授之间。

这就是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沃尔特·罗德尼和马凯雷雷大学的阿里·马兹鲁伊之间，先后在马凯雷雷和达累斯萨拉姆进行的一系列值得纪念的辩论的背景。这些辩论给持续进行的公共辩论带入了两种不同立场的对话与对抗。罗德尼呼吁知识分子加入斗争以巩固民族独立，那个时代的殖民主义虽已终结，帝国主义统治却依然称雄。与罗德尼全心关注外部世界相反，马兹鲁伊呼吁关注内部，关注在一个新权力正日益巩固的时代里争取民主的斗争。如果说罗德尼关注的是民族主义的外层，马兹鲁伊呼吁关注其内部。如果说罗德尼呼吁知识分子团结在巩固民族独立的需求周围，进而实现反殖民主义未完成的目标，那么马兹鲁伊呼吁警惕掌权的民族主义的独裁倾向。双方的辩论反映了更大的社会进程，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尖锐竞争。在这层意义上说，马兹鲁伊是第一位站在民主立场针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者。

学科与跨学科性

围绕学科性的辩论在两个不同的语境下展开：1970年代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1990年代的开普敦大学。需要牢记的是这些辩论之间的差别。跨学科性的要求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是被作为改革的前沿提出的，然而在开普敦大学却是被看作遗留问题的一部分。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讨论是在政治局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展开的，由1966年10月22日的学生示威引发，这场示威抗议政府所提出的强制所有中学毕业生服役这一决定。政府声称原本的决定对于“让受教育的年轻人做好为国家服务的准备”是必要的，便把所有334名抗议学生遣送回家，并取消了他们的奖学金。几个月后的1967年2月5日，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发表声明，即《阿鲁沙宣言》（The Arusha Declaration），宣布了官方政策的巨变。随之而来的是一项民族化－社会主义计划。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反应是在1967年3月11－13日期间组织了一场会议，主题是“大学的角色——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在社会主义坦桑尼亚”。会议结束时呼吁“相关性”（relevance）问题，指出“各类学科与相关科目（不是）在东非尤其是坦桑尼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愿景、关怀和问题之语境中（进行研究的）”。其中的一条建议就是进行“持续的‘课程审核’”[ix]。

会议引发了校园中教学人员和学生轰轰烈烈的辩论。纵观这些讨论可以分辨出三种不同观点。激进派想要的是在课程和管理结构上进行彻底的改革；总之是想要废除以学科为基础的院系。温和派是大多数，包括大多数坦桑尼亚籍员工，他们同意对课程进行彻查，但不应废除院系。保守派抵制对课程或学科为基础的大学组织进行任何激进改革。

之后进行了两轮改革。第一轮始于“发展研究所”引进一个跨学科项目。但是发生的变化是临时的，而且自相矛盾：跨学科的“职业串流”（career streams）结构被引进，但是在原有的院系内部。反响很混杂，反对意见很明显。法律系的一位卡尼万尼教授（Kanywanyi，1989）回忆起“政治集会像是上课”，“演讲者主要是从学校外面拉进来的”，包括“政府部长和其他各界公众人物”。课程“在学生中变得不受欢迎了”——确实，学生们在1969年否决了新课程。[x] 可能最为敏锐的观察来自1970年11月接受任命来检查项目的校董下属委员会。[xi] 它一开始就指出在原有的院系中引进职业串流这一妥协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些院系在试图回应市场状况的时候，就已经严重偏离了串流结构。”这导致的张力“恰好证明了那些反对串流与院系共存的人的忧虑是正确的，二者共存使得各学科以跨学科项目为代价，重新树立自己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校董下属委员会要求的是对问题的解决是否可能着重于减少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性内容，与其培养“理性的毕业生”，不如培养“技术专家”。[xii] 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教学人员要么用脚投票，要么被逐出大学。从1971年6月至11月，有28名教学人员辞职，46份学术合同未得到续签。所设86席学术职位中，42%的人离开了。鉴于此，校董下属委员会要求“仔细筹划”，招聘新的教学人员。

第二轮改革始于双轨制的机构重组。艺术和社会科学系建立了自己的跨学科核心课程，由自己的教员来教。发展研究所（IDS）被建立起来，在包括科学与其他专业在内的所有其他院系教授跨学科核心课程。1973年至1990年间发展研究所聘用了30多名教员。院系得到了保留，职业串流和子流也保留下来。课程进行了修改，跨学科必修课程在各年级实行。艺术和社会科学系的跨学科核心课程称为“东非社会与环境”（EASE），第一年重点教授历史学、生态学和政治学，占用学生40%的课时（2－5门课程）。在第二和第三年，投入跨学科核心课程的时间减少到五门中的一门，第二年的重点在科学技术史，第三年则是发展规划。

课程内容的瓦解殖民得以发展是由于两个平行但相关的举措。除了正式的课程改革，尤其是引入跨学科必修课程，还有由持激进改革观点的人员实行的更多非正式举措，把教学人员与学生汇聚到同一屋檐下。有两个举措尤其值得一提。第一个是所谓“意识形态班”，特意安排在每周日上午十点。它所宣称的目标是世俗的，给学生们提供去教堂礼拜之外一个替代选择。第二个是成立一系列课余学习小组，多年来大量增长。我想起1975年那时候，参加了6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有2－8名左右成员，每周一会，都要求做大约一百页左右的背景阅读。各个小组关注的主题如下：

1. 《资本论》； 

2. 三个国际；

3. 俄国革命； 

4. 中国革命；

5. 土地问题；

6. 乌干达社会与政治——昌贡贝（Changombe）小组。

除了最后一个小组由来自大学内外的乌干达流亡者组成，没有哪个团体关注坦桑尼亚、东非或非洲。

那是知识分子骚动剧烈的时期，标志为两条不同的路线，各由不同的著作引发。第一部是沃尔特·罗德尼以依附理论模式写的《欧洲如何限制非洲》（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与《阿鲁沙宣言》极为一致。第二本书将《阿鲁沙宣言》的语言及承诺与之后的社会政治发展现实进行对比。依萨•史维吉（Issa Shivji）所著的两本书，《沉默的阶级斗争》（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和《坦桑尼亚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Tanzania），反映了内部进程的重点。史维吉著作的出版引发了达累斯萨拉姆学术界关于帝国主义与国家的辩论。[xiii] 如果说阿里·马兹鲁伊是第一个重要的对掌权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的自由知识分子，那么依萨•史维吉是对其进行批判的重要的左翼知识分子。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课程改革运动需要放在以《阿鲁沙宣言》为标志的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下解读。同时，这一运动不是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结果；它是由自下而上的知识分子社会运动所塑造并维持的。这一社会运动还包括广泛的社会角色，从大学学术界到学生活动家，从像执政党青年团这样的正式团体到诸如《麻吉麻吉》（Maji Maji）和《切切》（Che Che）这样的学生杂志。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年后在开普敦大学展开的关于学科的辩论与此在背景上存在差异。开普敦大学的辩论是在种族隔离结束后作为课程改革举措的一部分出现的。大学创设了一个非洲研究教席若尔丹教授（A.C. Jordan），并提议由担任这一教席的学者为大一学生开设一门非洲研究的跨学科课程。[xiv] 这门课将是所有进入这所大学的学生所必修的。随之发生的辩论关注的是该课程的内容：南非应不应该成为这门非洲研究课程的内容之一？学科与区域研究的跨学科特征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关于南非的内容是否应该成为非洲研究课程之一部分这一问题，针对的是南非学术界广泛认同的一种假定，即认为南非经验是特殊的。南非学术界的传统做法是在涉及南非研究时，在教学上把“本地”经验与“殖民定居者”的经验分开。1996年11月，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讨论一开始，这一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要开创真正的非洲研究，必须首先接受南非特殊论和广为接受的偏见，认为南非虽然地理上属于非洲，但在文化和政治上并非如此，更勿论经济方面。据我所见，这种观点是南非知识界多数人的认识，不分黑人白人、左翼右翼、男性女性。”[xv] 我至今仍坚持这些观察，但是事后发现，它们的影响在当时只不过是池中微澜。主要是因为做这番分析的学者是从外部空降的，与开普敦大学的学者群体（也包括学生）以及校园外的社会运动都几乎毫无联系。

围绕入门必修课程的辩论聚焦在南非特殊论的问题，以及学科与跨学科区域研究分野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一个后种族隔离的学术界教授关于非洲的知识。［……］在历史上，非洲研究是在非洲之外而非其内发展起来的。这是关于非洲的研究，却不是非洲人做的。”其发展语境是殖民主义、冷战与种族隔离。这一时期形成了西方学术界的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学科与区域研究之间有着关键性的区别。研究白人经验的学科是普遍性的、关于人类的、经验性的；区域研究则是把有色人民的经验作为种族经验来研究。非洲研究主要关注班图（Bantu）的行政管理、习俗法、班图语和人类学。这一导向就开普敦大学的非洲研究而言是这样的，其他区域研究中心也如出一辙。”[xvi]

把非洲作为“区域”对待的研究中心起源于西方学术界，然后输入到驻领殖民地大学。非驻领殖民地的大学，无论是像马凯雷雷这样的建于殖民时期的几所大学，还是在民族主义权力之下成立的许多大学，都认为自己是在延续西方学术界的传统，是人文研究的中心，虽然是在非洲背景之下。对于非洲背景的重视，也并不意味着非洲大学将自身局限于非洲研究；它毫无疑问是全球研究的中心。

知识分子与社会：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

南非问题的辩论在民主大学职员联合会（UDUSA）内部展开。辩论集中于如何回应两个决定性的不平等，二者均源于南非大学制度中的种族隔离，其一存在于过去只收白人的大学和只收黑人的大学中，其二存在于高等学校中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之间。辩论的双方又一次集合在相似的旗帜下，维护精英和追求普及。

在一篇论“民主南非的高等教育”（1991）的文章中，南非劳动历史学家范·昂赛雷恩（Van Onselen）追溯了教育系统中种族经验之间的不平等：当白人大学已经在与核心经济生活的关系中得到了“合理地、有机地发展”，外围的黑人大学仍是社会引擎“人为”发动的结果。开普敦大学前任副校长斯图尔特·桑德斯（Stuart Saunders，1992）阐述了这一观点：“白人大学受益于与核心政治经济的关系，而发展成各种精英的中心，通过声誉排名、资源享有、优质毕业生、英才发展或研究与发表中反映出的‘附加价值’来标识。相形之下，历史上的黑人大学仍是初创时的样子，外围院校各类指标也都排名很低。”[xvii] 与“核心政治经济”的关系无疑发挥了作用，而关键的政治权力在此一关系中却奇怪地缺席。

我第一次接触这一辩论是在1992年7月受邀于民主大学职员联合会德班（Durban）年会的时候。随着讨论的展开，我理解到，精英与普及已经成为正在进行的辩论的密码：批评者把对追求精英的呼吁看作对种族隔离时期特权的暗暗维护；他们指望普及（和入校权）来挑战专有权。然而白人与黑人大学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维护特权。

白人大学的话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辩解说特权源自优异——号召人人都来维护他们获取资源的特权，以维护为了推进优秀学术所必需的学术标准。另一方面，他们为追求学术精英所必需的管理和知识自主权——学术自由——进行了一场持续的成功斗争。

黑人大学的经历却大相径庭：黑人大学曾作为诸多种族隔离国家的管理延伸机构来运行的。缺乏行政自主，黑人大学中任何重大的斗争都会迅速带上政治含义，使学术团体直面种族隔离的官僚机构。黑人大学的知识分子要求全面的学术自由，不论在白人大学还是黑人大学。否则，都是在掩饰对在温室中孕育的知识分子特权的维护。当白人知识分子加入反种族隔离运动（很多人确实这么做了），他们把上述信条传播到大学之外。在这一竞赛中，双方形成了对比鲜明的自我设想：白人“学者”和黑人“公共知识分子”。　

CODESRIA和公共知识分子

CODESRIA1973年由捐赠者鼓励和资助始建时，原由非洲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发展理事会的一些委员组成，随后几年再变成非洲社会（与经济——按原本的构想）研究发展委员会。尽管采用了这个名称，CODESRIA主要变成了两种研究者群体的家园。第一种来自小国家，这些国家的典型是一个政府－一所国立大学。这一背景导致政府与学者之间剑拔弩张的对抗，学者们在CODESRIA找到了跨越国界的自由。第二种由来自正在经历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国家的流亡学者构成，比如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代表性最小的学者来自大学数量最多的国家，那里的大学数量大到足以建立全国性的职业联合会和学术期刊。这一群体包括尼日利亚和南非。 

CODESRIA更像是拥有很多听众、由小版块组成的一系列专题讨论会和会议，使围绕公共利益事务的公共辩论借助自身来得以展开。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现成的论坛。同时，各种其他论坛——多国研究团体、全国工作组、小型的博士生研究补助计划——为培养年轻学者提供了空间。　

没有哪部伟大的书是在CODESRIA的支持和赞助下写就的。而写出重要作品的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阿齐·马佛杰（Archie Mafeje）、克劳德·阿克（Claude Ake）、塔迪卡·姆坎达维尔（Thandika Mkandawire）、伊菲·阿马蒂姆（Ifi Amadiume）、依萨•史维吉、万巴－迪亚－万巴（Wamba-dia-Wamba）、萨姆•莫约（Sam Moyo），借助CODESRIA发起了能够改变非洲大陆的公共话语的辩论，比如关于依附与民主，以及之后关于性别的辩论就属于这种情况。

由于任命刚离开美国常春藤大学教职的阿吉尔·姆本贝（Achille Mbembe）担任执行秘书，公开辩论的传统在1990年代后期遭到了尖锐的批评。这位新任执行秘书决心在公共辩论与学术讨论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并进而将CODESRIA重新定位为一个学术机构，从公共辩论舞台撤离，他决定对新鲜的思想敞开机构的大门。这一行动的标志性方案是1998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召开的社会科学会议。持国际立场的许多西方学者被邀请提交论文——而非洲学者被要求作为本地讨论者作出回应。如果说目标在于震动非洲后殖民学术界的守门人，那么它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不仅仅是震动了这些独立后的第一代知识精英，它还以一种傲慢的殖民主义式的种族尊卑秩序回归的幽灵使他们震怒。同时，如果意在开启一个新的更为学术化的研究议程，这一过程尚未起步。

当辩论日益白热化之时，双方互称对方为“全球主义者”和“泛非主义者”。“全球主义者”批评CODESRIA乐衷于召开大型专题研讨会和会议，将知识分子工作政治化，裁制奖学金以满足公共论争的需求。“泛非主义者”呼吁保护CODESRIA，将它作为一个全部由非洲人组成的机构，一个打造非洲研究与智识议程的受保护的空间。受新任执行秘书厚颜的干涉所引发的“全球主义者”和“泛非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在他离任后没有继续下去。但是它也预先制止了一场没有开始的更为重要的知识讨论。

CODESRIA作为一个无学科的空间发展起来，在那里我们都可以摆脱自身的学科特色，接受非学科的观点；从退步的一面来说，所有人都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衣钵。政治经济学越是成为学术界的主要学科，它就带上越多不同倾向的标记；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把人宣称为“经济人”。在美国，对政治经济学霸权野心的不满给文学研究让路，对有形物的关注让位于表现研究。这一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姆本贝从CODESRIA“被驱逐”的意外后果，即知识分子的退步。政治经济学的霸权镌刻在后殖民学术界大多数新建的和革新的部门：名为“东非社会与环境”的跨学科课程的实质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发展研究课程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甚至连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院（Dar es Salaam School of History）也因坚持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而为人所知；并且，最重要的是，CODESRIA是激进学者的家园，他们坚信政治经济学，简直如同宣誓效忠一般。毕竟，正是姆本贝试图使CODESRIA摆脱政治经济学，转向关注话语和表现。当这种自上而下的努力疏远了所有人，它也推迟了一场围绕CODESRIA的政治经济学和认识论问题展开的辩论。

瓦解殖民、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

我们对瓦解殖民的理解随时间改变：从政治的，到经济的，到话语的（认识论的）。对瓦解殖民的政治理解，已经从先前的局限于从外来统治下获得政治独立，转移到更为广阔的体制改革，尤其是针对种族隔离制度下合法实行的种族与民族主体性再生产的批评。对瓦解殖民的经济理解也已经从地方对地方资源的所有权，扩展到内部和外部制度的改革，这些制度维护着不平等殖民形式的经济关系。瓦解殖民的认识论维度集中在我们对世界进行建造、拆解、再造，进而理解的那些范畴。它与我们的一些观念紧密相关，如什么是人，什么是特殊的，什么是普遍的。这一辩论未能在CODESRIA找到空间。至少目前，它局限于个别学校和课程之内，比如马凯雷雷社会研究所的社会研究博士课程。

认识论上的瓦解殖民所面对的挑战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瓦解殖民不同。如果说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瓦解殖民不仅适于而且召唤广泛的公共动员，那么认识论上的瓦解殖民则不同，它被隔离于实践和日常的世界不止一步之遥。当然，它并未与这个世界分离。这就是为什么认识论上的努力根本地挑战了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的界限，使他们互相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立场。

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并非两类不同的人。他们是两种不同的观点，甚至是成见，一方从学术世界中汲取灵感，另一方是从公共辩论中获得启发。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并非固定不变；二者之间的边界总是在不停转移，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是模糊不清的。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独立后初期是很明显的。一开始，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希望更贴近现实进行工作，尽可能地落地以便与当地社群合作，那么学者则有着“普世主义”的志向，这一志向来自于声称自己是一个普遍的知识分子，交易的是一种全球性的商品、理论。二者之间的裂痕也往往蕴含着政治意义：公共知识分子选边站派，而学者则声称作为旁观者的客观性，是黑格尔主义的证人——“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某一事件刚发生时就明智地认识到他／她自己必须作为证人而非派别成员。

然而，由于国际资助机构试图重塑非洲学术界，今天这两种身份背后的基础都在发生转变。在这种新的语境下，不是大学，而是大学内外的智库，正在崛起为新自由主义时期公共知识分子的新家园。这意味着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去政治化，同时将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一并固定在一个官方议程上。与六七十年代不同，21世纪初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预设为进步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公共”不再只是指“人民”，它也包括政府、资助者和日益受到政府依赖的金融机构。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受这些组织的雇佣和资助，在“问责制”的名义下，对公共体制进行内外持续监控。同样的程序——结合了“问责制”和“透明度”——反过来以持续地监管这些新型公共知识分子为目标。事实上，立足于智库的公共知识分子是被期待，作为“实证政策”的保证人，首先为政府服务的。　

在智库的背景以及受国际捐赠者及金融机构资助的背景下，新型知识分子必须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思考，既要回应非由他／她制造的形势，又要成为政策的女仆的候补。以这种方式思考就是把游击队的想法移置到知识分子领域，也就是重新定义斗争的领域，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把基础研究与公共政策联系起来，但同时要重新定义制定公共政策的方法，以此挑战公共政策必须“自上而下”制定的看法，从而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能走向民主化。这是呼吁公共知识分子与其作为女仆、顾问来参与制定官方政策，不如承担双重任务：一方面，使官方政策服从批判性的评估；另一方面，制定带有使政策制定过程民主化的确切目标的替代性政策。就此而言，政策制定不再只是专家事务，它事关民主选择。这一视角的改变也是瓦解殖民的关键。 

在独立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在世界各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之间的辩证经历了许多重要的转变。第一次重大转变的发生与独立相关。那时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后殖民背景下发生变化的公共知识分子观点与角色。殖民主义的大学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相对模糊：公共知识分子在民族运动的阵营中找到了舒适的家园。当民族主义者掌握了权力，他们就在政治上发生分化，分成满足于现存国际秩序的温和派和呼吁对其进行改革的激进派。不过，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掌权的民族主义者对国内的批评家毫无耐心，尤其是如果这些人说本地方言，并尝试与社会运动相联系的话。这在激进知识分子之中制造了紧张，对于现在已经掌权的过去的“同志”，该如何与之相处：作为大阵营的同盟，还是作为新权力的批判者？这种紧张关系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最为明显。

第二次大转变当前正在发生，它紧跟着扩大的非政府组织（NGO）运动发展，多数非政府组织已经被改组为大量的内部检举者，他们必须保证掌权政府的“问责制”和“透明度”。如果非政府组织表现得好像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哨兵一样，那么新公共知识分子就被期望脱去旧公共知识分子的派系特征，以发挥犹如当下政府的诸多内参的作用。目的是将那些受过训练的人变成提供专业的、独立的意见的“学者”来加以利用，不过这次是用他们来隔离民族主义动向。其效果在于驾驭新的“公共知识分子”，以便不仅“评估”那些据说包含民族和群体双重偏见的“政治”效果，这偏见被视为有效的政策制定的负面影响。

我在这里提及的许多辩论都以两个关键词为标志：普及和精英。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片面追求普及的愿望是否会产生，如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校董委员会所言的“技术专家”而非“可以论理的毕业生”？另一方面，强调不纯粹的学术精英是否会产生，诸如马兹鲁伊自我定义的知识分子——“沉迷于观念”的，但又负责批评的，没有社会责任的，因此任由权力摆布的人？历史上，普及和精英作为密码发挥作用，各自传递着大学历史性发展的不同轨迹：精英是把大学的学术追求当作人类研究的普世－帝国机制，普及是把大学的追求当作民族主义的机制，并且锻造为为更大的反殖民主义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揭示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者的公共角色，那么学科性与非（或“多”、“反”）学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解释了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角色，并进而揭示了公共知识分子和／或学者作为瓦解殖民的主体的角色。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了理论生产者与应用者之间更大的分歧。殖民主义不仅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理论，而且假定理论是在西方生产的，而西方以外的学术界的目标必定是应用这一理论。其中的含义是重大的：如果理论制造在西方的确是一个创造行为，其在殖民地的应用则反过来，是一个建成使用项目。这对左翼和右翼而言都是真实的，不管学生下工夫研究的是马克思（Marx）、福柯（Foucault），还是韦伯（Weber）、亨廷顿（Huntington）。一个又一个学生像学习一门新语言一样学习理论——有的学得很出色，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好。而正是这些学得不那么好的其他人，当他们结结巴巴地翻译时，我们意识到，“做一个学生就是做一名技术员，学习应用一套别处生产的理论”这种想法是错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羞耻会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情感。我们冒险制作了一幅代价高昂的讽刺漫画，在新时代里还有更多的滑稽男女。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应当反思我们的抱负，不再是仅仅从外部进口理论，当作另一个建成使用的发展主义项目，而是树立不同的不仅仅是更高的目标：将我们的现实理论化。　

知识分子的努力应该是对广为接受的思想内容进行反思，形成适用于理解和规定特定历史与经验的新内容，可能这方面最好的榜样是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University of Ibadan）和阿玛杜·贝洛大学（Ahmado Bello University）的历史学家们的工作。我想到的是为前现代历史书写所做的口述档案工作，以及关于族群认同的历史性的工作，这些是从戴克（Dike）到阿卜杜拉·史密斯（Abdullahi Smith），尤其是玉素甫·巴拉·乌斯曼（Yusufu Bala Usman）等历史学家所做的。[xviii]

有没有一条带领所有人往前的大路？亦或有许多条路，每条引出一种不同的历史性，由不同的变化着的各方社会力量的平衡来想象和实现？这种历史性又反过来是多种二元倾向的交织之网——普遍与特殊、帝国与本地，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头绪如此繁多，既不可能回到过去那个逝去的时代，也不可能摆脱它并融入普世中去。如果未来是不断地再造，那么过去亦然，二者之间的衔接处亦然。这个未来和这个过去的制造，属于认识论的领域和知识生产的过程，并仍是知识生产去殖民的中心。

注释：

[i] https://www.change.org/p/th-south-african-public-and-the-world-at-large-we-demand-that-the-statue-of-cecil-john-rhodes-be-removed-from-the-campus-of-the-university-of-cape-town-as-the-first-step-towards-the-decolonisation-of-the-university-as-a-whole. 也可参考，Cape Argus, Cape Town, April 10, 2015.
[ii] 西班牙神学家曾提出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和“社会的”奴隶的区别，以此来强调西班牙王室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殖民统治历史的、道德的重要性。参见：Anthony Pagden, The Fall of Natural man: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和 Lords of the World: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1500-c.180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iii] 参见 Samir Amin, Eurocentr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nd Edition, 2010.
[iv] Dahlia El-Tayeb M. Gubara, Al Azhar and the Orders of Knowledge, Ph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3.
[v] 原因是遭遇反殖民主义，即有民族主义者也有原始伊斯兰教徒。英国的情况是爆发1857年的印第安人起义，1865年牙买加的莫兰特湾叛乱，和1881－1898年苏丹的艾尔－马哈迪亚。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帝国19世纪中叶的百年危机。这导致以取消前殖民地习俗为目的的“开化使命”开始让步，并以习俗法的形式保护当地风俗。知识界的转变始于官方人类学家亨利·迈因爵士（Sir Henry Maine）。更多讨论参见：Mahmood Mamdani, Define and Ru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Press, 2013, 以及Mahmood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and Fountain Press, Kampala.
[vi] Sir Frederick Lugard, Dual Mandate in Africa, London: Routledge, 1965.
[vii] Sabo Bako, “Education and Adjustment in Nigeria: Conditionality and Resistance,” in Mahmood Mamdani and Mamdou Diouf, eds., Academic Freedom in Africa, Dakar: Codesria, 1993, pp. 150-175.
[viii] 拉贾·内吉奥1968年被乌干达总统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以煽动罪入狱。《转型》1971年在加纳复刊，1973年起由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主持编辑。1976年由财务原因停刊，1991年复刊后小亨利·路易·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将其带到哈佛大学非洲和非美研究的迪布瓦学院（W.E.B.Du Bois），它重新成为一本以大学为基地的，但是观点和地点都脱位的刊物。
[ix] Isaria N. Kimambo, “Establishment of Teaching Programmes,” in Isaria N. Kimambo, In Search of Relevance: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47.
[x] J.L. Kanywanyi, “The Struggles to Decolonize and Demystify University Education: Dar’s 25 Years Experience Focused on the Faculty of Law, October 1961-October 1986,” Eastern Africa Law Review, p.15; cited in Isaria N. Kimambo, “Eastablishment of Teaching Programmes”, in Isaria N. Kimambo, ed., In Search of Relevance: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07-132, see in particular, p. 120.
[xi] 除特别注明外，这里及下一段的具体细节均来自 Isaria N. Kimambo, ed., In Search of Relevance: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ages 124, 125, 118.
[xii] Isaria N. Kimambo, “Introduction,” Isaria N. Kimambo, e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Theory and Practice,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7.
[xiii] 参见: D. Wadada Namudere, Imperialism Today,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1976; Yashpal Tandon, Imperialism and the State in Tanzania,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1979.
[xiv] 我是这一教席的首任。
[xv] Mahmood Mamdani, Social Dynamic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Summer, 1996, p.3-4.
[xvi]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非洲研究成了开普敦大学班图教育的新家园？”1998年4月22日，星期三，在开普敦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的讲话，收入Teaching Africa: The curriculum Debate at UCT, Centre for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1998。 跨学科研究的“土著”经验与学科研究中的“殖民者”经验，这种二元的种族化区分遭到破坏，激进的学者——跨种族的学者——将工人阶级和贸易联合会的斗争也包含在内。接下去的工人阶级组织和动员研究则与主流科目合办，比如南非金山大学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系。
[xvii] 引自Harold Wolpe, A Perspective on Quality and Inequality on South African Tertiary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Policy Unit (EPU),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February 1993.
[xviii] 简要讨论可参见：Mahmood Mamdani, Define and Rule, ch.3.